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星期天（4月13日）工党启动竞选活动的仪式上发表讲话，承诺改善住房问题。（彭博社）

此次选举被视为对阿尔巴尼斯政府执政三年的“期中考核”，住房可负担性与通胀压力成为左右选情的核心议题。

工党选择在住房危机最严峻的西澳启动竞选，具有明确战略意图。数据显示，珀斯房价中位数已达72.5万澳元，首次购房者需存满20%首付（14.5万澳元）平均耗时8.7年，较2019年延长3.2年。

阿尔巴尼斯在演讲中承诺“重建澳洲梦”，宣布将首次购房者首付比例从20%降至5%，政府为贷款提供15%担保，并配套100亿澳元资金建设10万套保障性住房。这一政策直接针对占选民32%的18-34岁群体，该群体住房自有率已从2001年的55%降至2024年的41%。

自由党党魁达顿则在悉尼强调“立即减税”，推出针对1000万中低收入者的一次性1200澳元生活补贴，以及允许首次购房者从收入中扣除房贷利息的“住房梦想计划”。

分析指出，这是对工党政策的“镜像回应”——既避免直接对抗，又通过“税收减免”和“利息抵扣”争夺摇摆选民。两党政策均聚焦“住房-收入”双危机，反映出澳洲正经历199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民生压力：2024年通胀率达7.8%，房租涨幅连续18个月超过收入增速，62%的家庭表示“难以负担日常开支”。

住房政策对决：工党“政府担保”VS自由党“税收杠杆”

工党的住房新政本质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延续：通过《首次购房者担保计划》升级，将参与门槛从年收入12.5万澳元（单身）/20万澳元（家庭）放宽至15万/25万澳元，覆盖人群扩大40%。

财政模型显示，政府需为每套50万澳元的住房承担7.5万澳元担保责任，10万套住房总风险敞口达75亿澳元。反对者质疑此举可能推高房价——2023年类似政策已导致墨尔本部分区域房价上涨9%。

自由党的“住房梦想计划”更侧重市场调节，允许购房者在五年内扣除首笔65万澳元房贷的利息支出，预计每年为中等收入家庭节省约2200澳元。

但该政策仅限新房交易，且需满足“建筑成本占比60%”的复杂条款，被《悉尼先驱晨报》批评为“变相补贴开发商”。两大政党的分歧本质上是治理理念的对抗：工党试图通过公共投资直接解决供给短缺，自由党则依赖税收激励激活市场活力。

生活成本竞赛：短期救济与长期改革的权衡

在通胀率仍处高位（7.8%）的背景下，两党均推出“即时止痛”措施：工党承诺2026年实施1000澳元/年的“生活成本税收抵免”，自由党则提供一次性1200澳元补贴。但财政部评估显示，这些措施对CPI的抑制效果不超过0.3个百分点，且可能刺激消费进一步推高物价。

更深层的分歧在于结构性改革。工党政府计划将消费税（GST）征收范围扩大至数字服务，预计增收45亿澳元用于住房建设；自由党则主张削减企业税至25%，通过“投资-就业”链条间接缓解生活压力。

澳洲国立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指出，两党政策均存在“短期化倾向”——工党依赖债务融资（净债务已达8900亿澳元），自由党则可能加剧预算赤字（预计五年耗费12亿澳元）。

选情分析：“关键边缘席位”的攻防战

最新Newspoll民调显示，工党以52%:48%领先自由党，阿尔巴尼斯与达顿的个人支持率均为46%，反映出选战进入胶着状态。关键战场集中在三大“房价敏感”区域：

1. 新南威尔士州西北走廊：彭里斯、里士满等选区，首次购房者占比达35%，工党“低首付”政策可能转化为10万张选票。

2. 维多利亚州环墨尔本区域：吉朗、巴拉瑞特等城市，房租涨幅超30%，自由党的“利息抵扣”对有房家庭更具吸引力。

3. 昆士兰州阳光海岸：退休人员与年轻家庭混居，生活成本议题的摇摆效应显著。

历史数据显示，自2007年陆克文胜选后，澳洲再无总理赢得连任——阿尔巴尼斯若胜出，将打破“16年换届魔咒”。而达顿作为前国防部长，其“强硬派”形象在经济焦虑中形成独特竞争力：45%的选民认为他“更能应对危机”，尽管其政策细节常被批评为“缺乏连贯性”。

深层矛盾：住房市场的结构性困局

两党政策均未能触及澳洲住房危机的核心——供给严重不足。2021-2024年，澳洲人口增长120万，但新房竣工量仅78万套，缺口达42万套。

工党政府2030年120万套住房目标已落后进度30%，主要受限于建筑成本飙升（三年上涨45%）和规划审批效率低下（平均耗时18个月）。自由党执政时推行的“负扣税改革”曾短暂刺激供应，但2019年废除后市场陷入低迷。

国际比较显示，澳洲住房自有率（66%）已低于美国（69%）和德国（49%），但房价收入比达9.8（纽约为7.2，伦敦为8.5），折射出市场投机与政策干预的失衡。悉尼大学城市研究院主任温迪·培根指出：“当住房从‘民生必需品’异化为‘金融资产’，任何短期政策都难以根治结构性问题。”

国际视角：全球住房危机下的政策试验

澳洲两党的住房政策可视为全球“抗通胀时代”民生政策的缩影：

- 英国“帮助购买”计划：与工党政策类似，政府担保5%首付，但导致2013-2019年房价上涨40%，最终因次贷风险被迫终止。

- 加拿大“首次购房者激励”：提供10%购房补贴，效果被供应链短缺抵消，2024年温哥华房价仍上涨12%。

- 新西兰“禁止外国人购房”：自由党曾提议类似政策，但因中资抗议放弃，反映出全球化时代政策的局限性。

这些案例显示，住房政策的成功依赖“供给端改革+需求端引导”的组合拳。澳洲此次大选提出的方案，本质上是对“政府角色”的全民公投——在市场失灵时，是加大公共干预，还是相信资本自我调节？

编者结语：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当阿尔巴尼斯承诺“让住房所有权不再是特权”，达顿誓言“恢复住房梦想”，两大政党都在争夺“澳洲梦”的定义权。

但选民心中的天平更现实：根据澳洲统计局数据，每1%的利率上升将导致120万家庭月供增加300澳元，而两大政党的政策能否在储备银行加息周期中真正奏效，仍是未知数。

这场选举不仅关乎执政党的更替，更标志着澳洲社会对“公平与效率”的重新审视——在全球化退潮与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如何让“澳洲梦”照进现实，将是胜选者必须破解的世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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