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7日晚上，徐州的夜色依旧如常，然而对于陈金水来说，这个夜晚注定不同寻常。

当天，他来到儿子陈某的小区楼下，准备带着一家人去吃饭。当他敲开家门时，屋内一片狼藉，儿媳、两个孙子和妻子全都不见了踪影。

屋内的混乱、桌上的倒翻的茶杯、散落在地上的玩具，种种迹象让他瞬间意识到不妙。

陈金水感到恐惧，他没有时间多想，立刻联系了好友杨全忠，两人火速赶往当地的大许派出所报案。

到达派出所后，值班辅警朱某是第一位接待他们的人。朱某没有轻视，立即将案件移交给了当班的两名民警刘某和代某。

令人惊讶的是，面对陈金水声称“家人被绑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刘某和代某却表现得极为冷静，甚至有些无动于衷。

陈金水反复强调家人失踪与儿子的朋友马某有关，这个人多次威胁过他们。可是，刘某和代某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根据规定，人口失踪案件要等24小时之后才能立案。”

陈金水的心一瞬间沉到了谷底。

“24小时？我的家人能等得了这么久吗？”于是他几乎是哀求地说，“马某曾经多次威胁，他肯定是绑架了他们！”

民警刘某仍旧坚持：“这看起来更像是普通的债务纠纷，等过了24小时再来报案吧。”

这一句话像针刺入陈金水的心，他猛地站起身，愤怒地喊道：“等24小时？你们是等我一家人全都死了再出警吗？！”

派出所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杨全忠连忙拉住陈金水，试图安抚他情绪，可他也知道，朋友的焦虑与愤怒都是有理由的。

两人最后无奈离开了派出所，陈金水的心里充满了绝望。

他怎么也没想到，警方的冷漠和拖延，竟会让这场悲剧一步步向无法挽回的结局滑落。24小时后，陈金水再次来到派出所，这一次，他几乎是冲进来的。

“我家人怎么样了？”他的声音颤抖着，带着压抑许久的痛苦和焦虑。

警方终于决定出动，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像。在监控画面中，他们看到了马某与几名陌生人强行把陈某的家人塞进一辆面包车，然后扬长而去。

警察立刻展开追捕行动，几小时后，马某等人被抓捕归案。然而，一切已经太晚了。

警方到达时，陈某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早已被残忍杀害，四具冰冷的尸体如同沉重的铁锤砸在陈金水的心头。他几乎无法站稳，眼前一黑，失声痛哭。

这场命案震惊了徐州，也让所有听闻此事的人为之扼腕叹息。

有人说“如果警方能够早点行动，他们是不是还有机会活下来？”这成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陈金水深知，迟来的救援已经无法改变一切，然而他的愤怒和痛苦需要一个交代。

陈金水决定起诉刘某、代某和辅警朱某，指控他们玩忽职守，导致了这场惨剧的发生。他坚信，如果警方能早一步采取行动，他的家人或许还能活下来。

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刘某和代某承认了他们的错误，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并提出愿意赔偿陈金水的损失。但辅警朱某却坚称自己只是辅助人员，没有出警的决定权，不应承担责任。

陈金水听到这些话时，心中升起一股无法抑制的愤怒：“难道我的家人死了，你们都没有责任吗？如果你们能早点出警，他们是不是就不用死？！”

经过数轮审理，法院最终认定，刘某、代某和朱某在接警处理过程中确实存在玩忽职守的行为，延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三人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并共同赔偿陈金水218万余元。

辅警朱某提起了上诉，但法院驳回了他的请求，认为他在事件中也未尽到劝说与协调的义务，负有责任。

虽然法律上给出了答案，但对于陈金水来说，这些赔偿和判决远远不足以抚平他心中的伤痛。

“钱能让我的家人复活吗？”他含泪质问，声音沙哑得像是在撕裂自己。失去家人的沉痛让他整个人变得苍老了许多，他仿佛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动力。

案件虽然尘埃落定，但社会对于此案的讨论并未停止。人们质疑警方的办案程序，认为在涉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案件中，执法部门不应机械执行“24小时立案”的规定，而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正如有了解此案的律师所说：“我们可以理解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但当生命危在旦夕时，是否需要更为灵活的应对方式？”

对于警方而言，这场案件也成为了一次深刻的教训。

作为人民警察，保护人民的安全应是第一要务。案件中的三名警察虽然依法受到了惩处，但他们心中无法否认的自责与悔恨，或许会伴随他们一生。

陈金水最终也未能从丧亲的痛苦中走出来。案件结束后不久，他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了那颗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

至此，原本一个完整的家庭，终究在这场因债务纠纷和执法迟缓的悲剧中支离破碎，只剩下陈某一个人在孤独中面对一切。

这场命案不仅毁了两个家庭，更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法律程序与人性关怀之间的关系。

程序固然不可违背，但在危急时刻，或许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灵活应变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更多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