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生存危机和社会危机从14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 如教会大分裂、百年战争、大饥荒、黑死病和土耳其人对拜占庭帝国的威胁。
政治危机包括世俗王权力量的壮大，他们寻求王权和征战的合法性，星占学的天体原因提供了权利的自然来源。
此时天主教和路德教派正遭遇困境。一方面，天主教将此次大会合视为路德将会成为先知，天主教最终陷入泥潭的标记。
另一方面，路德派信徒认为此次大会合是他们的领导人将会从第二次大洪水中拯救他们的信号。
因此，在路德教与天主教分裂的过程中，以及哈布斯堡的查理五世与法国国王法兰索瓦一世的巨大军事冲突中，西欧社会转向星占学的的预测。
而德国的两位星占师根据《新星历》预示了1524年的一场大灾难：“我们之前恐惧了数个世纪的改变、变样和改革将会发生”，这是行星在水瓶宫大会合造成的，预示着第二次大洪水的爆发。
新的社会变化以及可怕的传染病，特别是鼠疫和梅毒的威胁，引发人们对星象影响广泛而深入的兴趣，这是欧洲十四至十七世纪的特点。
黑死病之后，各种瘟疫频发，整个社会都在寻找应对危机的办法。巴黎大学的国王命令大学学者寻找瘟疫的原因；德意志的马克西米连也命令医生们寻找梅毒传播的原因。
医生们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解释瘟疫，他们推荐天象会合的理论解释。这些解释在危机面前，能够缓解社会和民众的焦虑。星占师也因而受到王室的支持，获得名利。
星占学在王室的医学应用很多时候也出于国王的政治需求。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各国君主一直处于与教会争夺与决裂的状态。
他们亟需找到权力与统治合法化的自然来源，来摆脱权力来自神授的困境。星占学应时而上，星占师在王室扮演很多重要角色。
贝利卡为国王围攻他国提供建议，记录国王征战，斡旋国王与大学校长的关系。因此，当时每个君主的宫廷里几乎都有星占学家充当顾问，为大小事务出谋划策。
对于社会民众而言，“火灾、洪涝和饥荒、人类和动物不孕威胁到每个人， 包括富人和穷人”，“其影响遍及整个社会，使得人们很难再将家产世代流传，并将城市变成如此众多的人口黑洞，大量贫民涌入，产生致命的后果”。
战争、饥荒、瘟疫不断，而信仰带来的治疗与救赎在生存危机面前被动摇。随着印刷术和方言文化的发展，上层社会流行的星占学以一种小册子、家庭挂历的形式出现在每个家庭。
传入民众中的星占学知识简单易记，有已经发生的大事件和未来一年的星占学预测，并且还有简单的星象尝试，即使不识字，也可以根据图画来读懂的知识。
例如，历法中常常附有医学与日常生活的建议，“当月亮在固定宫时，不宜穿新衣；因为这将会引起该宫位控制下穿戴新衣的人患病；”第41条“当你开始旅行时，注意第八官，其主不幸”。
这些社会危机促使人们迫切想了解接下来的事件，以预防和转移某些灾难，保护个体和社会。然而，没有合理的预测或预防此类事件的方法，医学方法仍旧是沿用传统的体液学说。
虽然出现了反对盖伦医学体系的思想潮流，但是大学课程仍旧教授的是古典医学权威的理论。
在这种脆弱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社会状况面前，星占学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社会焦虑。医学星占学正好提供了规避风险、审时诊断和治疗的方法。
只有星占家才能利用最好的时间测量工具来预测未来，并为转移风险和利用时机提供建议。
个人主义的普遍追求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一种新的个人主义，在写作、美术等方面表现出一种自我化倾向。个人主义相信人具有潜能，可以在很多领域展现自我，追求成功。
因此，“个人主义要求重视人的尊严，发挥人的自主性，促进人的发展。”
在文艺复兴时期，绘制个体天宫图非常常见，人们通常自觉地出版自己或孩子的出生图，宇宙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盛行。
个体相信自我处于整个宇宙的中心，微缩的个体站在固定的地球上，承受着天体的循环，必定经历疼痛的扭曲。绘制天宫图成为个体表达的一种方式。
莫兰顿的父亲为自己的儿 子制作了一个天宫图，莫兰顿自己也为两个女儿制作了天宫图，以此来跟自己的朋友进行讨论。
一些学者提到他们出生时刻星体的位置，或者表达对这些星体的愤怒。
从但丁时代开始，像霍洛斯及其他人所做的那样，诗人们开始观察水星的位置，水星是星占师和诗人的守护神，相关的天宫是双子宫和处女宫。
古老而缓慢的水星引起忧郁；如弗雷德里克三世及其儿子马克西米连一世。
人文主义作家也计算自己的天宫图。14世纪后期，牧师卡尼斯特里斯，出生在圣诞节前夕，取了魔羯宫的希腊名字。
卡达诺在其自传《论自然疗法》指出黄道十二宫具有特别普适性。他收集了出生在摩羯宫的个体天宫图，认为如果某些行星没有占据人形黄道宫，自己几乎将要生成一个怪物；
另一位人文主义学者希罗尼穆斯根据土星和月亮之间的四分相位推导出自己右眼的缺陷，根据月亮和水星推测出自己那张变形的脸；
银行家阿格斯提诺雇佣星占师佩鲁兹在法尔内西纳别墅中为其绘制天宫图；科斯莫命人将自己出生时刻星体的具体位置绘在其私人教堂的圆顶上。
文艺复兴时期试图将人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个体主义的一个实体表现是，个体相信自己可以像上帝一样“全能”，艺术家、哲学家从各个角度赞美人的光辉。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来说，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就要学会像神一样创造。这一时期涌现了很多百科全书派的人物。
一个学者往往身兼哲学家、神学家、医学家、数理学家等名分，他们试图成为全能的人才。例如，达芬奇不仅通过绘画构造人体的完美结构，还通过解剖学来解释人的完美属性。
此外，他还精通工程，珠宝制造等学科。大学的课程中似乎也体现着对全能人才的培养，星占学被植入艺术学和医学课程。
个体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追求人的尊严。文化复兴的目标是复兴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提升人的价值，体现人的尊严。
皮科的个人主义从哲学的角度将人自由化。在皮科看来，人是一切生灵中最有价值和尊严的，而且人的价值和尊严是自己创造的而不是由上帝给予的。
他认为，要实现人的尊严，人必须掌握意志自由。人可以由自己的抉择决定自己的自然。
人类处于地球的中心，这样一来，人就是“自己尊贵而自由的形塑者，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任何你偏爱的形式。”
皮科的观点反映了人文主义的核心精神，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塑造和改变自己，成为与神或者天使一样尊贵的存在。
个人思想自由还促进身体和性的解放运动，以及同性之间爱欲的追求，在文化复兴的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也追随希腊罗马时代自由与完美的身体。
星占学为同性之间爱情寻找合理性和自然原因。他们转向早期的托勒密理论，个体星象图决定了同性的欲望和倾向。
由于星占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声望，同性恋的星占病原因论提供了质疑基督教“性”正统的强有力手段。
同样，梅毒作为一种新的疾病，一开始就被学者们抛弃上帝降罪说的观点。星占学家关于星象运行的理论，对性疾病的解释摆脱了基督教道德论。
作为质疑基督教传统的手段，星占学还对精神疾病，包括忧郁症进行了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