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纸币依然是相当重要的价值标尺，可谓现代经济运作的不可或缺部分。但这种革命性创造，并不源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强调重农抑商的古代中国。

然而，过于早熟的理念注定容易早夭。宋元明三朝的纸币就经过前后四百年变革，又悄然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并没有给文明发展留下深刻印象。原因无他，就是免不了以滥伐贬值收场，至今都值得后人引以为鉴。

北宋的四川不仅物产发达 还是增援西北前线的大后方

北宋初年的四川，普遍使用铁钱作为交易介质。奈何铁本身的价值太低，每次交易都面临货币超重问题，对贸易、税收都很不方便。因而到宋真宗时代，川中商人之间开始以纸质的“交子”展开交易。任何人都能用手里的金属货币兑换，转头再到异地兑换回等额份量。只不过在使用早期，多由民间自由发行，与之相关的欺诈案件便层出不穷。

于是，北宋当局负责牵头，授予四川当地16家富户专营权。由他们联合为纸币提供准备金担保，再统一发行标准面额。每次只需要缴纳30文钱手续费，就可以用票据兑换出1000文钱。至此，交子在四川各地名声大噪，有效缓解了货币份量困境。

早期交子币值稳定 但有流通地区限制

不过，这些主持发行交子的富商很快就学会盗用准备金。同时是偷偷支取出来进行商业投资，最后因赔本亏空而造成交子无法对付。朝廷便在转运使薛田建议下，建立专门管理纸币发行的“益州交子务”，成为世界上首个国营纸币制度。

当然，这类早期的官营交子只能在川陕两地流通。为防遭遇欺诈，还严禁民间私自印造。甚至出台防伪措施，规定每三年更换一次样印花式，且每次都必须换回全部旧币。同时，规定发行上限不得超过1256340缗，并以360000缗钱作为保障，使准备金率维持在28%左右。因此，交子在正式发行的几十年间相当稳定。

宋夏战争的超出消耗 让朝廷背负严重的财政赤字

如此有限的纸币发行量，根本不足以喂饱日趋臃肿的军政单位。尤其是与西夏间的旷日持久战争，几乎随时在会增加财政负担。所以仅仅到宋仁宗年间，交子的发行被用于弥补收支不平衡。后来的宋哲宗继位，滥发纸币造成的问题已非常严重。譬如每年的增发量就高达12435000缗，十倍于最初制定的上限，至于准备金率更是无从谈起。直至宋徽宗时代，发行总量已达2000多万缗，二十倍于当年规定总额。以至于根本对付不除，酿成交子币值的一泻千里。

为解决严重贬值，宋徽宗开始寄出币制改革，将旧的交子改为可全国流通的崭新钱引。但准备金还没坚挺起来，又迅速陷入相同的滥发+疯狂贬值旋涡。由于增印时往往不置准备金，造成这种新钱一缗只值十几钱。宋廷不得不整肃发行限额制度，用十年时间才币值有所恢复。

清明上河图中 正在搬运货币的工人

南宋时期，更有多种官营纸币同时流通。其中地位较重要的是“会子”，又名“便钱会子”。起初也是民间发明的一种兑换票据，获得认可后才被朝廷拿去垄断发行。但就和北宋的交子如出一辙，会子只能在刚刚面世时初时较为平稳，越到后来就增发速度越快。公元1168年，规定发行上限为一千万缗。40年后，增发部分已是原额度的10倍。之后又经过25年，发行额竟达原指标的40多倍。

显然，发行额大幅增长，是两宋为解决财政危机一步臭棋。尽管内部稳定且商业发展迅猛，财政上仍常年入不敷出。足见问题并非出在收入太少，而是政府支出过多。

财政压力 让朝廷必须不断印新钱补窟窿

蒙元的全国通行纸币 始于忽必烈时代

南宋灭亡后，其奉行的经济手法被蒙元继承。例如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前，蒙古帝国的地方政府就发行过类似纸币，但均有相应比重的准备金保障。只不过使用时受到地域限制，直到1260年才首次出现可全国通用的新币。

1260年7月，盟友中央开始印制以丝为准备金的交钞。同年10月，又印造出用白银为准备金的中统钞，并且规定每贯能抵同交钞一两，每两贯抵同白银一两。相比于宋人使用的铁钱、铜钱而言，无疑具有更高价值和商业效率。

由于准备金价高 元朝纸币的起点也高于宋朝

此外，元代纸币还在很多方面比两宋更加完备。首先是以旧换新，废止地方政府发行的旧钞。其次，要求民间必须用纸币缴纳赋税。最后，原则上严格限制纸币发行量，无准备金绝不发行新钞。所以，蒙元早期的纸币已经非常接近现代货币，可以在庞大的疆域内广泛传播。至少在发行的前十八年里，因币值牢靠而深受欢迎的货币。但作为代价，则是金、银、铜等贵金属被强制要求退出流通领域，也为后来的崩盘埋下隐患。

随着忽必烈不断发动大规模远征，以及拉拢各派政治势力，蒙元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故而为摆脱收支困境，只能重新在纸币供应上做文章。从1276年起，开始将地方上贮存的准备金运往大都挪用。所以到1294年，各地钞库的936950两白银，仅剩下192450两。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只要收入不够支出就会自动挪用准备金弥补。由此造成钞库日益空虚，金银兑换越发困难，纸币的实际价值自然无法维持。

为笼络各方势力 忽必烈只能开启大规模财政扩表

与此同时，蒙元当局还在疯狂货币。在王朝中前期，每年增印钞币不过数万锭。多余钞币被存于库中，用于收兑金银和残币。但从1276年开始，每年增印的钞币竟达100完两，较之前翻了数十倍。而且这些增印出来的纸币，多被用于弥补财政收支，直接流入民间交易。因此，市面上的物价腾贵，民间财富在无形中被迅速榨干。

为应对通胀，蒙元从1287年起发行新币--至元钞。这种新币每贯可抵五贯旧中统钞，岂料很快也陷入贬值通道。到1309年又推出“至大银钞”,规定每贯能抵五贯“至元钞”。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这种做法只能营造币值恢复假象，实则无法解决准备金和发行量困境。结果，至大银钞只用一年多就宣告废止。虽然元仁宗上位后严禁挪用准备金，但滥伐纸币充财政的行为却依旧如常。毕竟，财政支出是扩张容易、紧缩难，要节制眼前的开销尚不可能！

至元钞失败 预示着蒙元帝国的最终结局

朱元璋立国后不久 便寄出纸币政策

公元1375年，取代蒙元的明朝也开始发行纸币--大明通行宝钞。从表面上看，明宝钞受之前的纸币制度影响，似乎能吸取宋元两朝的经验教训。实际上却相当粗陋，贬值速度自然远胜过往。

首先就是明朝发型纸币时根本不准备金。朱元璋在订立钞法时，曾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也不准用宝钞将上缴的贵金属兑回。同时，又不规定发行量上限，致使该币种几乎一问世就疯狂贬值。1390年，每贯宝钞就只值250文，也就是用短短十五年让购买力下降3/4。四年后，东南沿海地区一贯钞只值160文，较之先前还在下跌。无论从角度看，都不像是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倒更像是劣绅土流氓的抢劫手段。

大明通行宝钞几乎是一发行就开启贬值

朱棣篡位得手后，宝钞的贬值更加严重。公元1407年，每贯钞已经只值12文钱，到1426年的明宣宗刚继位时甚至不足1文。为此，先皇帝采取一系列增加赋税、禁印新钞、收兑旧钞的措施来恢复币值，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公元1436年的明英宗继位后，干脆承认民间可以合法使用白银。至此，除明廷利用宝钞强行支付的做法一直持续外，纸币在民间交易中基本绝迹。

当然，允许民间使用贵金属的结果，就是明朝直接掉入通缩循环。由于资源多为皇室、宗室、官家、卫所等特定结构把持，贵金属非常容易被他们吸纳、贮藏，根本无法有效惠及民间商业领域。这既让朝廷的财政遭遇危机，同时也确保纸币无法被重新搬出来使用。因而在近现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过于早熟的纸币几乎从市面上销声匿迹。

明朝承认白银为货币 也无法扭转经济颓势

宋元明三朝的纸币失败 终究都是财政危机

假如总结这些古代纸币的兴衰历史，不难找出宋元明三朝的共性所在。在国家财政还相对宽裕阶段，都有过币值相当稳定的黄金期。一旦支出扩张造成财政困境，则纸币发行就会陷于通胀滥发。甚至可以说当时的统治者乐于发行纸币，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敛财，而官吏们加以运用的初衷则以填补赤字居多。

事实上，通过发行金属货币来制造通胀的古代案例并不罕见。但铸造成本较高，货币成色很容易暴露币值低下，所以并不如纸币来的好用。由于通胀开始时不易被民众察觉，自然演变为统治者的有利剥削工具。所以，发明纸币不过是降低搜刮民财的运作成本。

通胀问题古已有之 却往往被视作有效手段之一

讽刺的是，古人并非不懂纸币通胀带来的严重经济灾难。奈何没有权力机构能限制他们扩大财政，更没有市场机制能制止滥发行为。这就怪不得在宋元明三朝的纸币皆毁于胀狂潮，最终沉寂于历史记载的小角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