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水基金创办人瑞·达利欧日前接受《日经新闻》对美国现状、未来展望及全球投资热点话题分享了几个独到见解。

达利欧是谁？他是桥水基金创始人，知名华尔街投资人，与中国关系紧密而多元。自1984年来，他持续关注中国文化与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认为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关键。达利欧公开分析中美复杂关系，强调理解与处理分歧以维系和平。

在《原则》等著作中，达利欧结合历史与经济视角分析中国发展，见解深刻。他与中国高层交流密切，积极参与中国相关论坛，与学者对话，分享市场、政策及全球秩序见解，下面梳理一下他的新观点：

一是美国处于类似“内战边缘”

达利欧警告，无论拜登或特朗普赢得大选，新总统都必须面对严峻的国内矛盾与复杂的国际局势，美国正处在其理论中的“国家内部周期六阶段”之第五阶段，特点为财富与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导致社会极端两极化，类似“内战边缘”，“并不是人们互相用枪扫射的那种，而是州、地方政府拒绝遵循联邦政府的指示”。不过，达利欧认为未至全面冲突。

“第五阶断”是一个什么阶断？达利欧在《原则》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分析国家兴衰的“国家内部周期六阶段论”。第五阶段是这一周期中的关键转折点，被达利欧描述为一个国家或帝国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过渡时期。

这个阶断描绘了一个国家内部经济、社会与政治的高度紧张期，表现为极端贫富差距、价值观对立加剧、政治极化、制度功能减弱及国家应对危机能力下滑。虽未全面冲突，但社会处于“内战”边缘，复苏需依赖有效治理与制度改革。

具体而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阐述尤为深刻。沙利文点出了美国正面临的几个大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工业实力变弱了，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工业空心化”。他觉得这都是因为过去一些政策搞的，比如老是减税、放松管得松松的、特别喜欢私企、不太爱投公共建设，还有就是觉得自由贸易啥都能解决，结果把这些重要工业基础给整虚了。

沙利文还不太认同以前流行的“有钱大家一起赚”的想法，觉得这不但没让大家一起富起来，反而让有钱的更有钱，没钱的更穷，对美国的公平民主也不好。所以他提了五个解决办法，其中一个就是和别的国家做生意的方式得改改，不光图自由方便，还得保证供应链牢靠、安全意思就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你这样想、这样搞，当然要乱，此处不赘述。

对于美国国内冲突的警告，达利欧的观点呼应了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员的分析，即社会与价值观的分裂是导致不稳定的关键因素。

二、美国政府把账本搞得一团糟

达利欧对债务问题的重视，尤其是在“第五阶段”的描述中，指出债务过度累积是导致社会不稳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与许多经济学家的担忧一致，即高水平的债务可能抑制经济增长、增加经济脆弱性，并限制政策制定者的应对空间。

据世界银行数据，至2023年底，美国国债逼近33.9万亿美元，占全球债务的11%，相当于其GDP的150%，约18%的财政收入被用于支付债务利息，家庭债务亦高达17.06万亿美元。近年来，美国国债在特朗普任期内增加了7万亿美元，拜登执政后继续增长近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问题日益紧迫。

著名经学家陈文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了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美国债务上限没有顶。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国债钟，一开始设置的最高限额是10万亿美元，现在上面的数字已经达到34.1万亿美元了。耶伦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提出美国应突破债务上限，在2033年国债达到51万亿美元。“以拜登目前的速度，我觉得可以实现，甚至可能更高”，陈文玲说。

第二个细节，美国财务成本居高不少。“去年9月我去美国访问时问美国人，美国的财务成本到底是多少，他们说已经占到财政支出的18%。美国经济潜藏着非常大的危机，包括债务危机、通胀，也包括几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障等等”。

有趣的是，达利欧也认为美国把账本搞得一团糟，政府为补赤字窟窿，只能一个劲发债。他说美国背的债太重，要是美国继续到处制裁别的国家，外国买家对美国国债的兴趣恐怕也会大减，到时要找人接盘美国的债就难了。

值得一提的是，美债利息支出已超过1万亿美元。IMF已明确警示美国，指出其债务水平过高，现行财政路径缺乏持久性。

三、要达到2%的通胀目标，挺悬的

达利欧直接了当地说，美联储想要达到2%的通胀目标，挺悬的。像日本、美国还有欧元区这些大经济体，货币都在悄悄贬值，这么一搞，欠的债也跟着缩水。但贬值不是说钱对比别的货币贬得厉害，而是体现在东西越来越贵。他还觉得，拿债务货币化，也就是债务当钱用，未来几年这招还得继续用。

债务货币化是啥意思呢？简单来说，美国政府为了帮私营企业一把，自己背上了更多债务。就像是家里人遇到难处，爸妈就算借钱也得先保证家里生活。政府就是通过不断发债券，找别人借钱来填补这个窟窿，但这笔债越堆越高，就让整个经济流通的钱多了起来。钱一多，东西还是那么多，大家手里的钱就不值钱了，买东西就贵了，这就是为啥通胀降不下来。

达利欧对通胀和美元的悲观看法，折射出他对当前全球货币体系和央行政策局限性的理解，长期的高利率环境和量化宽松政策不是没有成本的。

达利欧没有提及的一个大背景是，中美竞争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不再吸收过剩流动性，通货膨胀回到美国自己的家，导致去年美国银行业面临流动性紧缩。利率从0%攀升至5.25%，各领域机构调整资产负债遇阻。为控通胀在2%-3%，原本应继续加息，但美国银行业危机隐患未除，流动性危机恐演变成全面系统性危机，决策进退两难。

前面分析过，如果宽容通胀，那就意味着美国的宏观政策很容易发生转向。美国不可能停留于5.25%的利率，这么高的资金成本一定会产生紧缩效应。

在中美竞争框架下，美国面对多重重任：降息促公共投资，旨在改善民生、缩窄贫富差距、加强基建和科技推动，这些都需高额资金，因此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成为核心。短期内，经济大幅衰退风险不高，但增投刺激增长或引发通胀反扑，带动薪资通胀循环，加剧公共债务，并在高利率环境中增添财政重压。从这个角度来看，达利欧将通胀视为“消解债务压力”的结果的看法是对的。

达利欧的看法反映了一种经济理论的视角，即通过通胀可以间接减少债务的实际价值，因为债务固定而资产与收入随通胀上升。这一观点在经济学中是有其依据的，尤其是在债务水平极高时，通胀可以作为一种隐形的债务重组手段，减轻债务负担。不过，这也是双刃剑，因为它同时会影响分配公正性，并可能加剧社会经济的不稳定，降低货币购买力。

米尔顿·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对，这是一个现象，非常美国的现象。

最后，咋说呢？希望美国政府在“化债压力的努力”取得成功，及早走出达利欧所说的“内战边缘”，我们支持美国人民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