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李嘉诚把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卖给美国一事可谓是闹得沸沸扬扬。虽说长和集团一直称自己只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但是他们还是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广泛质疑。
这是因为这个时期实在是太敏感了，特朗普刚刚放出了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豪言壮志，李嘉诚就在这个节骨眼把巴拿马的港口卖给美国了，这很难不让人怀疑这背后有权钱相授的阴谋。
3月26日，我国商务部也罕见的打破了沉默，用“在商不言商”这五个字就给此次事件直接定性了。长和集团还能在内地混下去吗？
国内民众的广泛质疑商务部提出的“在商不言商”，就是暗指李嘉诚和美国的买卖没有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这才会引起国内民众的反感与质疑。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在网络上表了长文，详细描述了此次长和与美国贝莱德交易的来龙去脉，指出李嘉诚集团在出售港口权益的时候，没有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反而是直接私下与贝莱德快速达成了交易，这是引发质疑的最关键一点。
要知道，一个企业的声誉是一种宝贵的无形资产，“在商不言商”提醒了中国企业要时刻注意自身言行对声誉的影响。
企业在各种场合的表现，包括对待社会责任、公益事业的态度等，都会影响外界对它的评价。
此次长和集团的这种行为，无疑是让他们的企业声誉遭到了不小的损失。现代商业强调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获取，还包括对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价值贡献。一家企业在考虑直接利益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的统一。
这一次不仅我们大陆媒体对长和集团提出了质疑，就连港媒都对长和质疑。现任港首及前港首李家超和梁振英也都表态，提醒了香港某些商人应该要明白“没有祖国的商人，是逃不过被人欺辱的命运的”。
他们的这个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国家与商人之间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国家作为坚实后盾，对于商人在国内外市场的立足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就拿晚清时期来说，那时候的我们国力衰微，在在国际上饱受列强欺凌。彼时，众多海外华商虽凭借自身勤劳与智慧积累了一定财富，但由于祖国贫弱，他们在侨居国备受歧视与压迫。
以在东南亚的华商为例，当时东南亚许多地区处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之下，如荷兰就在荷属东印度实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政策。
当地华商虽然在商业经营上取得了一定成绩，涉足种植园、贸易、零售等多个行业，但荷兰殖民者对他们充满猜忌和防范。
荷兰殖民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歧视性政策，比如规定华商只能在特定区域从事有限的商业经营，禁止他们进入某些利润丰厚的行业。
或者是对华商征收高额的赋税，远远超过当地其他族群，极大地压缩了华商的利润空间。其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华商的商业活动，就因为当时我们的国力衰微，就要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对待。
在政治上，华商毫无地位可言。他们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法参与当地的政治决策，面对不公平的政策和待遇，根本没有发声的渠道。
一旦与当地殖民政府或其他势力发生纠纷，华商往往处于绝对的劣势。就像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华商辛苦购置的土地经常被当地殖民政府以各种借口强行征收，却得不到任何合理补偿。
而且，当地的一些不法势力也看准了华商孤立无援的处境，经常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抢劫财物。
李家超和梁振英指的是哪些香港商人，想必我们心中也不言而喻。他们强调现在许多香港商人误认为自己“没有祖国”，殊不知历史上那些卖国求荣的商人都逃不脱被历史抛弃的命运。
强大的国家是最有力的保障国家是商人开展商业活动的根本依托，稳定的国家环境、完善的法律制度、庞大的国内市场等，都是商业繁荣发展的基石。当商人一味追逐个人利益，无视国家利益时，最终只会被历史抛弃。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我们的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而就在这种时候，大汉奸汪精卫却选择叛国投敌，动摇民心，在日本扶持下成立伪国民政府。
当时的一些商人也纷纷见风使舵，为了保住自己的商业利益和寻求更大的财富，选择与汪精卫伪政府合作，充当日本侵略者的经济帮凶。
他们协助日军掠夺中国的资源，控制物资流通，为日军的侵华战争提供经济支持。
当时许多失去信仰的粮食商人与日伪勾结，垄断粮食市场，将大量粮食运往日本军队，导致沦陷区百姓面临严重的饥荒，民不聊生。
这些商人的卖国行径严重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加剧了中国人民在抗战时期的苦难。
后面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些汉奸商人受到了历史的审判和人民的唾弃。他们的名字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民族败类的代表，其商业活动也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失败而彻底瓦解。
曾经风光一时的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不治身亡后遗体被运回了南京，本以为他能在家乡长眠。但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民众纷纷开始了对这个大汉奸的声讨。
最后为了平息民愤，军方直接炸开了汪精卫的陵墓，将他遗体火化并且用鼓风机对着炉膛送风，真的让他实现了“挫骨扬灰”。
结语无论是港媒的批评亦或者是大陆的定性，都在提醒李嘉诚及其长和集团，不要被眼前的利益而蒙蔽了双眼，最后反而让自己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