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会战开始前，日本大本营“大陆指”第59号命令中之“陆、海军航空协定”规定：

“（1）在华北方面的航空作战，主要由陆军担任。

（2）在华南方面的航空作战，主要由海军担任。

（3）在华中方面，消灭敌空军，由陆、海军协同担任；

陆海军各自作战直接需要航空作战时，分别由陆、海军各自航空部队担任。

目前，预定使用兵力（根据情况发展可以变更）为：

陆军航空兵侦察2个中队（18架）、战斗3个中队（36架）、轰炸2个中队（15架），海军航空兵舰上战斗机3个中队（36架）、舰上攻击机1个中队（12架）、中型陆基攻击机2个中队（24架）。”

日军在台儿庄遭遇失败、准备发动徐州会战时，陆军航空兵又了增加侦察8个中队、战斗3个中队、轰炸7个中队，海军航空兵也增加了第14航察队、高雄航空队、第2航空战队及苍龙飞行队，总计有作战飞机250余架。

但是，1938年2月18日在武汉上空遭中国空军痛击，被击落11架；25日，日军59架飞机轰炸南昌，又被击落8架。此后，日军暂时减少了战略攻击，3—4月，仅在3月11日以30架飞机轰炸了西安。

其主要任务变更为直接支援地面的战术攻击作战，如2月8日第3飞行团以20架飞机轰炸小蚌埠中国守军，支援其第13师团强渡淮河；3月17日第1飞行团以20余架飞机轰炸滕县中国守军，支援其第10师团攻击滕县城等。

至临沂及台儿庄战斗时，日军航空兵则更加活跃，基本上，每日都出动飞机支援第一线部队战斗。

据日军统计，从4月初至5月末的2个月中，仅“华中派遣军”方面的航空兵，为支援其地面部队进行徐州会战，共出动飞机1800余架次，投掷炸弹900余吨。

不过，当日军飞机数量增加后，又开始了对武汉等地的战略轰炸，同时，也增加了所谓航空击灭战的任务，即轰炸中国空军的基地和进行空战，以期消灭中国空军。

但由于中国空军及苏联航空志愿队的英勇战斗，在整个徐州会战时期，日军不仅并未达到击灭中国空军的目的，反而被击落数十架飞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军的空中支援能力。

淞沪会战打响，国民政府将将精锐部队全部派到上海，为了抵抗日本的飞机，蒋介石几乎将尚未建设好的空军全部押上。

在那极其惨烈的三个月里，国民政府空军飞行员击落了日机128架，但空军600多架飞机，几乎消耗干净，战后仅有30来架可以升空作战，到1937年11月份，南京保卫战打响时，国民政府空军在南京上空，只剩下寥寥7架飞机能够迎敌，已经完全丧失了在空中和日军对抗的能力。

紧接着，国民政府航委会西迁，先至衡阳，又至贵阳、成都，最后落脚重庆，并于1938年3月间进行了改组，设参事室、顾问室、主任办公室及军令、技术、总务、防空4个厅。

当时，西方诸国均以“严守中立”的名义，停止向中国出售军用物资，美日矛盾也不突出，美国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欧洲。

此前，国民党曾斥巨资从德、法、美、荷兰等国招聘外籍飞行员组成的空军第14大队，几个月后，由于英美等国对德、日法西斯的绥靖政策，在航委会改组的3月份宣布解散。

6月，中国驻法大使馆当地秘密招聘法国飞行员，成立空军第41大队，可却被日本情报部门得知，后在日方的外交压力下，法国政府介入，空军第41大队立即被撤销番号。

这时候，国民政府可谓是孤立无援，只有与中国接壤的苏联，担心日本的扩张会危及自己在远东的安全，所以，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援华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唯有向苏联求援。

1937年8月14日, 蒋介石派遣他的得力干将，国民党政要大佬张冲前往苏联驻华领事馆，与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商谈军火供应的一些事宜。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技术援助协定》，苏联宣称将提供给中国数亿美金的贷款和军购，此举，标志着苏联援华的正式开始。

8月底，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也进行了一次长谈，蒋表示国民政府决不对日妥协，要求苏方“允许苏联飞行员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国军队”，同时，请苏联派遣人员帮助训练中国空军。

苏联政府同意以志愿队的名义，给中国提供战机和飞行员，帮助中国抗日。

蒋介石随即电告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请他与苏方洽商“飞机交涉”，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二百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一百架”。

蒋介石在致斯大林的密电中，再次提及空军援助事宜：

“尤其飞机一项，实迫不及待，中国现只存轻轰炸机不足十架，需要之急，无可与比，请先将所商允之轰炸机与发动机尽先借给，速运来华。”

斯大林很快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1937年9月15日，开始运送第一批飞机来中国，因为运输及政治上的很多因素，当时采取了肢解再组装的方式，由汽车直接把拆卸后的零部件，运输到新疆，在乌鲁木齐组装完成后，再由飞行员驾往甘肃兰州。

除了这一路外，苏联还在我国北方，直接让飞行员越过蒙古高原，最后到达兰州，不同于后期美国“飞虎队”援华路途之艰难，苏联毕竟和我国大面积接壤，运输虽有波折，但总体还说还是比较顺利的。

1937年10月22日，苏联两个飞行志愿大队，总共254人来到来到，首批到达的飞机数量，高达225架之多。

抗战期间，来华助战的苏联空军航空志愿队I—16战斗机 图片来自网络

随后，他们便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在兰州担负防空任务，另外一部分直接赶赴南京，参加即将开始的南京保卫战。

据航委会顾问、美国空军退役军官陈纳德回忆：

“当那些驻华的美国外交官正忙于促使美国空军人员离开中国时，苏联的空军就到中国来了。他们派来四队战斗机，两队轰炸机，装备都很完全，准备抵抗日本。”

1937年12月1日，南京，苏联飞行员首次在抗日战场上露面，当天，他们5次升空作战，击落日军战机5架，击伤击残者数十架，俘获日军四名飞行员，首战告捷。

接下来两天，苏联飞行员再接再厉，战果进一步增加，仅仅三天，就使日军损失20架以上的战机，以及十几名飞行员丧生。

同一时间，苏联飞行志愿队还数次攻击了日军在上海的机场和停泊在长江口的日本军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航空志愿兵轰炸机大队长波雷宁在回忆录中写道：

1938年1月，我们驾驶26架SB-2轰炸机从汉口飞往南京袭击日军机场，在返航时，遭遇日军防空炮火还击。由于飞机中弹，我和其他机组成员，只好选择芜湖附近一片空旷的沼泽地迫降。

很快，飞机周围聚集起200到300名老乡，他们看到飞机上的标志物和飞行员制服上的提示信息后便露出微笑，高兴地喊“哦！俄国人！俄国人！”

飞行员和我们一顿比划后，老乡们跑回家取来绳子、木板，如同蚂蚁搬家一般，将7吨重的飞机拖至长江岸边，并送上一艘开往汉口的船。

随后，老乡们还把我们领到一家小饭馆饱餐一顿，休息够了，又准备了三头毛驴送他们离开。

南京保卫战结束后，苏联飞行志愿大队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武汉和南昌两地。

1938年2月7日，中苏签订了《军事航空协定》，又有大批飞行员和航空地勤人员，以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名义来华，支援抗战。

在此期间，苏联还派遣日加列夫、雷恰戈夫等几十位航空专家，作为志愿队的组成人员，在兰州、伊犁、成都等地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和航空学校。

于此同时，中国空军飞行人员一部分调往武汉、南昌等地，一部分赴兰州、伊犁接受苏联教官的短期训练。

这些苏联专家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为中国培训了大批优秀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

截至徐州会战开始前，中国空军作战飞机的总数已有217架（其中波利卡尔波夫E15双翼战斗机97架，E16下单翼战斗机62架，图波列夫SB-2轻轰炸机47架，TB-3重轰炸机及其他型号的飞机11架）。

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合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它们分别驻在南昌、武汉、西安、兰州、武威、酒泉、襄阳等地机场。

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在武汉、归德、洛阳、长沙等地上空，曾多次重创日军飞机。其中，最重要的是武汉上空的三次作战。

第一次，1938年2月18日，正当淮河阻击战和鲁南两下店反击战进行激烈之际，日军轰炸机12架在26架战斗机掩护下（一说15架攻击机在11架战斗机掩护下）空袭当时抗战指挥中枢的武汉。

驻汉口和孝感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李桂丹率战斗机29架迎击，在汉口机场附近上空激战约12分钟，击落日机11架，中国飞机也被击落5架，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及飞机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5人殉国。

第二次，4月29日，正当徐州外围战斗在郯城以南激烈争夺之际，日轰炸机24架在18架战斗机掩护下，再袭武汉，向天皇祝寿。

中国空军第4大队和苏联航空志愿队共起飞67架迎击，经30分钟空战，击落日机21架，日军飞行员战死50余人，跳伞被俘2人。

中国飞行员陈怀民以负伤的座机撞击日机，壮烈牺牲，苏联志愿队飞行员舒斯捷尔与日机格斗，在战机受损的情况下，毅然撞向敌机，也与敌人同归于尽，尽管中国空军损失了12架飞机，此后1个多月，日本飞机不敢轻易进犯武汉。

图片来自网络

第三次，5月31日，正当豫东中国军队开始向豫西作战略转移之时，日军轰炸机18架、战斗机36架再一次袭击武汉。

中国空军与苏联航空志愿队并肩作战，共起飞48架，经30分钟激战，击落日机14架，中国空军仅损失2架飞机，阵亡中、苏飞行员各1名。

空战中，苏联飞行员古班柯在击落一架敌机、机枪子弹已打光的情况下，开足马力，猛地撞向一架敌机，将敌机的机翼撞断，在中国上空首创了用飞机螺旋桨击落日机的范例，而古班柯操纵受损的飞机安然返航。

在中国期间，古班柯共击落敌机7架，荣获了国民政府颁发的金质奖章。

最新解密的还有苏联航空志愿队成功轰炸台湾松山机场。

1938年2月，航空志愿队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台北松山日军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组装，于是决定发动偷袭。

袭击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SB-2轰炸机，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SS-2轰炸机。

23日是苏联红军节，为了在中国过第一个有意义的节日，志愿队决定轰炸日寇南进东南亚的重要战略基地——建在台湾的松山机场。

这天凌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据当时的飞行纪录记载：

“所有飞行员都一反节假日的习惯——起床很早。需要再次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确定航线和目标。雷恰戈夫这才允许起飞。

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航线是严格保密的，中国勤务人员谁也不知道。拂晓，我们就飞临台湾海峡闪光的水波上空。我们没有氧气设备，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失掉高度就等于失掉距离。”

时任航空志愿兵轰炸机大队长、执行松山作战任务的波雷宁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苏联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冒了很大风险。为保证燃料能够满足任务需要，他们长时间在5500米高空飞行，在没有供氧设备的情况下忍受缺氧的不适感。

机组遭遇了复杂气象条件，机场上空厚厚的云层给投弹带来困难。利用云层出现的一个空洞，波雷宁和战友们才得以果断实施攻击，并及时撤离。

苏联航空队的这次奇袭非常成功，波雷宁大尉率28架轰炸机，从汉口起飞后，飞越台湾海峡。为迷惑日寇，轰炸机编队先向台湾以北海面飞去，然后，突然急转弯，穿过海岛北部的山谷，出其不意地向松山机场扑去。

机场日军毫无戒备，因为，日军从未想到会遭到外机轰炸，岛内飞机场等目标根本没有设防，甚至苏联轰炸机进入飞机场上空后，日军还将轰炸机当成了自己的军机。

波雷宁带领全队轮番轰炸，短短十多分钟，就投下了280颗炸弹，从南昌起飞的另外12架轰炸机不仅将携带炸弹全部投下，同时，还将子弹也全部打光，整个空袭过程，日寇没有来得及起飞一架飞机抵抗，没有一门高射炮对空还击，志愿队员全部安全返航，无一受损。

根据日军统计显示：

此次轰炸给日本造成巨大损失，不仅多达40架战机被摧毁，三年用的燃油储备也被全部毁掉，同时还被击沉击伤多艘军事运输船，日军机库及港口设施也受到了重创，松山机场完全陷入瘫痪。

事后，日本当局罢免了台湾的行政长官，松山机场的指挥官、军事基地主任被撤职审判，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

对于苏联飞行志愿大队的空袭行动，第二天，国内各大报纸就刊登了此则新闻，称年轻的中国空军在外国飞行员的指挥下成功地轰炸了位于台湾岛内的日本空军基地。

因为当时需要隐藏苏联支援的事，所以，报上并没有提到外国飞行员的姓名和国籍。

但这瞒不过当时的日本，不过毕竟被轰炸，对方还无一损失的回去了，这一不光彩的事，日本方面也是没有进行宣传，甚至还刻意进行隐藏。

8月24日晚，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亲自设宴招待志愿队的勇士们，盛赞他们取得的辉煌胜利。

从1937年10月来华到1941年底回国，苏联航空志愿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浴血奋战四年有余，苏联总共派遣了3665人来华参战，其中飞行员1091名，机械师、工程师等航空辅助人员2000余名。

在华期间，先后有200多名苏军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8年10月9日，敌机夜袭衡阳机场。当时，衡阳机场气象条件复杂，不具备飞机起飞条件，但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毅然驾机升空迎敌，在激战中不幸阵亡，成为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在中国空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大队长。

战后，拉赫曼诺夫的遗体移葬于南京航空烈士公墓，供人们凭吊缅怀。

在中国，陈纳德的名字和“飞虎队”、“驼峰航线”的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而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却是鲜为人知，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苏联担心引发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因此不愿意公开介入中国抗战。

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非常低调，对家人也保密。

苏联航空志愿队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在给妻子的信中，就曾这样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二、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

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

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后一般不抛头露面，以1938年2月18日空战为例，战事结束后，中央社报道时只强调了“我空军”将士建立奇功;《新华日报》同样没有提及苏联空军战士：“这几天来，武汉市面不论穷街僻巷，都在议论着18日我国空军击落敌机16架伟大胜利的情形。”

这一点与“飞虎队”截然不同，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形式，是秘密的，而“飞虎队”开始是志愿者，后来，美国参战后就不需要伪装了，可以正面宣传。

三、苏联志愿队队员来华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

航空志愿队队员普希金1938年3月来到汉口参战，他在回忆录《莫斯科—汉口》中提到：

“我们在中国打仗都是用的假姓，例如机组都是姓‘鸟’的名字：索洛金、拉斯多奇金、奥尔洛夫。”在俄语中的意思是喜鹊、燕子和鹰。

四、苏方的有意掩饰，使得援华航空志愿队的资料匮乏，存世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Z作战，除军事人员外，一些党务人员也一同派遣过来，为掩盖这些政工人员的身分，苏方采用“首席领航员”等多种头衔掩饰。

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这一切，都为苏联航空志愿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