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政治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董仲舒的思想学术活动产生、发展并活跃于西汉初期。
因此，我们研究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思想的产生就必须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学术背景出发。
那么，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经济背景西汉初期，刘氏皇族在取得天下之后，在政治统一的情况下采用黄老思想施行富民政策，轻徭薄赋，于民休养生息。
政府大力改进水利设施，治理河道农业手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也比秦时繁荣。
秦汉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逐渐确立了封建社会制度。
封建制的生产关系逐渐替代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封建制生产关系从诞生那刻起，便发挥了奴隶制生产关系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特别是后来铁器的使用和耕作方式的变革，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增强了人们改造自然的信心，开始大面积的开垦荒地，再加上封建生产关系中的农民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也取得自己耕作所得农产品的部分支配权，这一点更加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那一时期农业产品富足，百姓生活较为安康。
随着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封建制度毕竟是作为一种剥削制度存在的，封建统治者根基一稳，便开始反农民。
到了武帝的时候，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大商大贾们开始囤聚粮食，哄抬物价，各地方的诸侯王也开始施行一系列的压榨措施。
民众生活大不如前。使得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民众迫切要求改变自身的利益，呼唤改革的到来。
政治背景春秋时期，我国便开始了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进程，及至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新兴地主阶级也已先后取得政权。
后来秦国任用商进行变法，大大提升经济和军事实力，先后吞并了六国，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然而秦朝仍然沿用“法家”思想治国，严刑峻法，民众生活苦不堪言，最终民怨沸腾，揭竿而起，使得大秦帝国二世而亡。
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基本矛盾是贯穿封建社会始终的。但是在封建社会这一历史长河中，基本矛盾并不一定总是表现为主要矛盾出现的。
西汉前期，处于封建社会刚刚从奴隶社会脱胎而出阶段，及至汉武帝刘彻时期都是属于封建社会的上升和发展时期，当时社会存在许多矛盾，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以及董仲舒的理论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当然也是西汉初期的基本矛盾，封建社会初期，剥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具有人身自由的自耕农和佃农取代了可以任意杀的奴隶;自耕农和佃农除了服劳役、兵役以及定期向政府缴纳赋税之外，其余的劳动所得都可以归自己支配。
这极大的缓和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使生产力得到迅速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秦末的农民起义和楚汉争霸以及西汉早期的诛灭异姓诸侯王和同姓诸侯王的谋反叛乱让西汉的统治者们不寒而栗，深深体会到维护新生政权的必要性。
为了杜绝危及新生政权的局面再次出现，汉高祖刘邦便“约法省禁，轻田赋，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此后历任接替者皆秉承高祖遗训，大多轻徭薄赋。
尽管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一矛盾并未激化成主要矛盾，而此时六国的遗老势力依然存在，仍然怀揣复国大梦，他们在亡秦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有鉴于此，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巩固刘氏天下，势在必行，这也正是董仲舒提出政治改革的历史背景和前提，
西汉初期，仍然存在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此时的奴隶主已然完成华丽转身，成为新兴的封建主。
随着封建制度的完善，奴隶主不再对奴隶进行随意的杀戮，但是仍时有奴隶惨遭戕害的现象出现，这必然会激起反抗，从而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危及封建王朝的根基。
除了上述的两种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外，西汉统治者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就是以封建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政府与富商大贾、宗族地主以及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
实质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这一内部矛盾的激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前面所说两个敌对阶级的矛盾，成为当时西汉社会的主要矛盾。
该矛盾已经严重影响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的统治。
刘邦当时为了在秦末争霸的角逐中胜出，无奈的采用了一种策略，就是分封异姓诸侯王，当然，王朝根基一稳，其又先后诛灭了这些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
错就错在刘邦在诛灭异姓诸侯王之后，又错误的分封了刘姓的藩王。本来以为同姓之人同气连枝，可以互为辅助，使得刘氏王朝固若金汤。
然而同姓之人未必同心，这就为后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埋下伏笔。同姓诸侯王封国其实就是一个地方性的封建集权制的封国。
幅员辽阔，“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各诸侯王在各自的封国内自给自足，实力与日俱增。渐渐形成了和中央抗衡之势。
从建国初期开始，中央集权的封建皇帝便与地方同姓诸侯王的斗争便没有停止过。
文帝之时贾谊和错的削藩但终因诸侯势大而落败;汉景帝之时的七国之乱，汉武帝之时军事镇压诸侯王造反。诸侯谋反之势才得以平息。
武帝强令“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至此，才算是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封建集权的国家。从建国初期这一矛盾便一度激化，甚至发展到以武力解决，由此也说明这一矛盾既是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
正是这一主要矛盾的持续存在，使得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呼唤大一统时代的到来，殷切的盼望大一统理论的出现，而此时董仲舒的政治哲学理论便呼之欲出。
学术背景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形成时期。一系列总结我国古代科学新成就、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纷纷问世。董仲舒的学术活动正是在这大背景下进行的。
从原始社会人类便开始探索宇宙的本源问题，此时的探讨主要和当时的原始的宗教观相结合的;及至春秋时期，老子创建了一个“道”的哲学体系;庄子跟进提出了“通天下一气”的主张。
荀子后来又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个观点，这样一来，在先秦便形成了一个以气为本源的朴素的宇宙生成论。到了秦汉时期，则形成了以“元气”为始基的宇宙发生论。
阴阳五行的学说本来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五行说和阴阳说并不是结合在一起的，箕子在《尚书》中提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并对五行的作用和性质进行了简单的概括。
此外在后来的《左传》中也有提到。此时的五行说仅仅是人们从日常的劳作抽象出来用于指导农事生活的理论。不过此时已经有了五行相生相胜的思想出现。
此后由于天文历法的进步，到了战国时期，阴阳家们将五行和阴阳学说结合，邹衍根据五行相生相胜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作为改朝换代的理论依据。阴阳五行说顺理成章的论证统治者当兴。
五德终始说有两种说法，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此五德终始说和祥瑞说联系并论证了后者战胜前者的关系。
又一种说法见于刘安所编的《淮南子》，此五行学说将五行同五星、五方、四时、五音结合。前者侧重五行相胜，后者强调五行相生。
前者为秦灭六国辩护，后者强调汉承秦制，重在相生。董仲舒正是利用五行学说阐释儒学，从而将儒学的发展推向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