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李先念被党中央派往湖北省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上任之后，有一天，在工作闲暇之余，他突然想起了应城县的一个故人----郭仁泰。

于是找了一个合适的时间，来到应城宴请了郭仁泰。

当时郭仁泰有些受宠若惊，很是感动。

通过一番交谈之后，不但把家里私藏的枪支交了出来，而且还表示要进行举报。

这个郭仁泰是什么人呢？李先念为什么要请他吃饭？他要举报什么？

郭仁泰原是应城盐矿的一个工人，因有一手过硬的制盐技术，慢慢成为了盐矿的一个小工头。

在与朋友们的交往中，他胆子大，且敢作敢当，所以大家对他都挺服气，遇到事情习惯性地把他当做主心骨。

后来郭仁泰加入了洪帮，慢慢成为当地洪帮的龙头老大。

郭仁泰在矿工中很有号召力，常常带领工人与盐业主去争取工人的权益。

矿业主对他恨之入骨，与当地官府勾结，以煽动工人闹事，破坏厂矿秩序为由，要拘捕他。

郭仁泰提前得到消息，于是带着一帮自己信得过的矿工兄弟们逃到了山上，当了土匪。

成为土匪后，他们为了生存，会经常干些杀人越货的事情。

不过，郭仁泰与其他凶残的土匪还是有所不同的，他算得上是一个义匪，只对有钱的财主、乡绅下手，从不骚扰穷苦百姓，所以当地百姓们对他没什么仇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部爆发后，我党为了抗日救国，开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郭仁泰就是我党准备团结的对象。

当时陶铸是中共湖北省省委以及新四军鄂豫挺进队的的重要领导干部，他经过暗中了解之后，觉得郭仁泰本质不坏，正在想办法看看怎么把他尽快争取过来，为我党所用，没想到国民党先下手了。

那时，蒋介石在战事吃紧的情况下，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下令对各地的帮派和黑社会势力进行打击清剿。

就这样，在打击之列的郭仁泰被抓进了国民党的监狱。

陶铸不甘心放弃自己的计划，于是找应城县长协调，郭仁泰被释放了出来。

郭仁泰出狱后，得知是陶铸想办法把他营救出来的，对陶铸充满了感激之情。

他亲自找到陶铸，要报答陶铸的救命之恩。

陶铸赶忙扶起郭仁泰，笑着对他说：“如果你真想报恩的话，就带领都为去抗日，咱们一起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

就这样，郭仁泰带着自己百十来人的队伍加入了新四军应城抗日游击队，被改编为应抗第三大队，郭仁泰被任命为大队长。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郭仁泰趁机从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手中搞到了一些不错的武器。

但是郭仁泰和他的这些手下因为没有受过任何的军事培训，所以虽然手中有武器，但是却没有什么战斗力，对于民族大义更是没什么概念，他们大部分人心中想的都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有一次郭仁泰率部与日军交战，看着打不赢，马上就跪地举手投降了。

就这样，曾经在恩人陶铸面前信誓旦旦地要抗日到底的郭仁泰，竟然带着抗日队伍当了日本人的走狗，他还被封为伪鄂西保安副司令。

日军为了笼络住郭仁泰为他们卖命，除了好吃好喝供应着，还为他们配备了先进的武器装备，郭仁泰这支伪军队伍盘踞在应城矿区和陈家河湖一带，对我党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区党委开会时，有人提议尽快想办法除掉这支伪军队伍，以免后患。

而陶铸考虑到新四军正需要补充兵力，另外，郭仁泰虽然投了日军，但他并没有真正的与新四军游击队发生过冲突，所以陶铸觉得郭仁泰还有被争取过来的可能。

他想再给郭仁泰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说服他起来抗日，如果他死心塌地的做汉奸，那就对他不客气了。

陶铸派人暗地里去接触郭仁泰，并对他这种言而无信、卖国求荣的行为进行了指责。

郭仁泰自知理亏，对不住恩人陶铸，被说得面红耳赤，羞愧不已。

最后他经过再三权衡，又重新做出了选择，带领手下千余名伪军重新回到了党组织的队伍，他的队伍经过整编后，成为新四军第六团。

当时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是李先念，他表面上虽然对郭仁泰重新回到新四军队伍进行了称赞，但心里却对这个人存有戒心，觉得他暂时还无法得到组织上的信任。

另外，郭仁泰带回的这支队伍，大部分都是土匪出身，身上的江湖习气非常的严重，与我党的革命队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必须进行彻底改造。

经过一番商议之后，时任政治部主任的郑绍文被李先念派往郭仁泰的第六团担负起了改造这支队伍的责任。

同时，李先念为了防止郭仁泰再次带着队伍叛逃，预先做好了准备工作，让第五团驻扎到郭仁泰有可能叛逃时的必经之路上。

郑绍文随后来到了六团，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整顿，首先要整顿的就是纪律。

郑绍文工作能力非常强，第六团经过他的一番整训之后，队伍面貌焕然一新，李先念激动地握着郑绍文的手道：“老郑，真是辛苦你了，这样的成果比咱们预想的要好很多啊！”

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郭仁泰再一次出尔反尔了，成了新四军的叛徒。

第六团改造得很成功，大家都很高兴，但大家却忽视了郭仁泰的，没有注意到郭仁泰的情绪变化。

在郑绍文对第六团进行思想改造时，其实郭仁泰心里是很排斥的，他认为这是新四军在夺他的军权，所以心里一直不痛快。

在改造的过程中，他的亲信们受不了新四军中那些军规纪律，有几个偷偷开了小差，他的这些亲信一走，他心里也开始动摇，觉得自己信得过的人都走了，自己在这里不就成了光杆司令，被郑绍文架空了吗？

郭仁泰越想越悲观，于是也生出了想要离开的念头。

有了这种想法，他不由地开始回想之前当日伪军时的情景，虽然名声不好听，但有好吃好喝，还可以随便去玩乐.....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也想过把六团拉走，但是六团的战士们绝大部分都是穷苦百姓出身，在接受了党的教育之后，普遍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爱国思想意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所以大部分战士已经下定决心要跟随共产党革命到底。

郭仁泰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就没敢把部队拉走，只带着几个也准备溜的亲信离开了。

在离开之前，他还给李先念留下了一张写有“后会有期”的纸条。

郭仁泰离开队伍，又当了汉奸的消息传到新四军中，大家愤怒至极，有人提议让锄奸队除掉他。

大家对郭仁泰的行为反应很大，然而李先念却极其平静，他分析说：郭仁泰在我军待不下去了，又去投奔日伪军，但他在那里也不会呆的很舒服，你想啊，像这种这山看着那山高，像墙头草似的，谁会真正的信任他呢？说不好过段时间又想回来呢。

李先念说得还真准，一年后，郭仁泰还真让人给新四军捎来一封信，在信中表示：自己当初是受到了别人的蛊惑才逃走的，现在非常后悔，希望我党能在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重新回到新四军中来。

李先念与郑绍文商量后回复郭仁泰，现在马上回到新四军中来不大可能，如果真想悔过自新，可以作为新四军的情报员，留在日军那里为党工作。

郭仁泰同意了李先念的建议，成为了我党的卧底人员，在之后的日子里，也倒是为我党提供了一些情报，但是我党也没让他白忙活，每次提供情报后，都会给他一些报酬。

后来，抗战胜利之后，郭仁泰感觉到重回新四军已无望，所以只好回到了老家。

1949年，武汉解放之后，李先念到湖北省担任要职兼湖北军区司令员，而郑绍文此时也在湖北。

李先念在工作之余，突然想起了郭仁泰，不管怎样，人家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党提供过情报，也算为党做过些贡献。

所以他约上郑绍文专门来到应城县，想请郭仁泰吃顿饭，同时还邀请了应城县委书记樊作楷来作陪。

李先念、郑绍文等人来到饭店后，看到郭仁泰已经提前在饭店门口等候。

郑绍文看到满脸堆笑，点头哈腰的郭仁泰，不由地笑着讥讽道：“这不是墙头草郭仁泰吗？”

郭仁泰听了郑绍文的话，尴尬地挠了挠脑袋，道：“政委，对不住，对不住了。”

等大家都坐下后，郭仁泰才落座。

李先念首先端起了酒杯，冲着郭仁泰道：“老郭啊，有好几年不见了吧？来，咱两个先喝一杯！”

郭仁泰没想到身为司令员的李先念会先给他敬酒，他忙不迭地端起酒杯，心一慌，手抖了一下，杯里的酒差点洒出来。

同时他心里也渐渐地生出了些许感动，自己几次做出对不住共产党的事，人家却不计前嫌，反而还主动向自己敬酒，郭仁泰有些受宠若惊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掩饰慌乱的心情，郭仁泰频频地给大家敬酒，表现得很是谦卑。

席间，李先念拉家常似的问郭仁泰与之前的那些帮会分子是否还有联系，接着郑绍文又说了句：“听说你手里还有些枪支？”

郭仁泰顿时头上冒出了冷汗，他明白了自己背地里干的那些事情，共产党原来都清楚，如果自己再不主动有所表示，恐怕对这几位领导交代不过去了。

于是乖乖地承认了自己手里有几支驳壳枪，正准备交给党组织。

除了这几支枪，他说，自己还要举报一个人。

原来这个人叫李春山，是郭仁泰很信任的一个手下，当初还在六团担任过领导职务，郭仁泰说就是他鼓动自己逃跑投敌的。

后来日本投降后，李春山又上山当了土匪，而且还多次让郭仁泰入伙，但是郭仁泰没有答应。

如今，郭仁泰为了重新获取李先念的信任，也顾不上什么义气了，直接把“兄弟”给举报了。

有了郭仁泰提供的准确情报，解放军很快把李春山一伙危害百姓的土匪给剿灭了。

对于郭仁泰，李先念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大罪大恶，这次又将功补过，通过他的举报，成功剿灭了一股危害百姓的匪患，所以也没再为难他。

在郭仁泰的晚年时期，他身体患病干不了重活，又没有生活来源，所以日子过得很苦。

李先念得知后，帮他在当地的民政部门申请了养老补助金，虽然不多，但是足够他生存。

养老金一直发放到1973年郭仁泰去世，对于郭仁泰这样的人，我党也算是仁至义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