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史料文献中，常见“拜唐阿”一词。所谓的拜唐阿是满语对职差人的一种称谓，但是有很多读者可能对拜唐阿的具体含义不是很清楚，所以很有必要专门来讲一讲这个话题。

按照《清史稿・选举志》记载：“满人入官，以门阀进者，多自侍卫、拜唐阿始。故事，内、外满大臣子弟，五年一次挑选侍卫、拜唐阿，以是闲散人员、勋旧世族，一经挑选，入侍宿卫，外膺简擢，不数年辄致显职者，比比也。”

可以看出，拜唐阿的性质与侍卫较为相似，都是旗人入仕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拜唐阿没有品级，不属于职官，只是临时在某些岗位当差。

充当拜唐阿者主要是八旗旗人，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内务府包衣旗人，以及编入京城八旗中的新满洲、索伦、达斡尔、额鲁特蒙古、回部人等。

京城旗人中，又以内务府上三旗包衣旗人充任者较多。据晚清的编制额缺，镶黄旗421人、正黄旗347名、正白旗635名，上三旗共拜唐阿1400余名。

清宫侍卫的数量是有定额的，无法满洲旗人的入仕需求，所以挑取拜唐阿成为旗人入仕的一个重要渠道，只不过其档次要比侍卫低一些。

挑取的八旗官员子弟，也是拜唐阿的重要来源。八旗官员子弟，凡成年者均要参加挑取拜唐阿。

和普通的闲散旗人比较起来，拜唐阿已经拥有了一份职业，可以按时领取钱粮。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编外的合同工，随时都有可能转正。

正因如此，皇帝有时候也会赏给大臣子弟拜唐阿者。如乾隆十五年（1750年）在驱逐廓尔喀战役中，有些阵亡的官兵的子孙便赏给拜唐阿。

此外，官员或贵族王公犯罪，也有发往陵寝充当拜唐阿者。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办理西藏事务的鄂辉、雅满江，两淮盐政巴宁阿，皆因罪被罚在拜唐阿上行走。也有因父罪牵连而降为或罚为拜唐阿的，如陕甘总督那彦成因挪用赈灾银获罪，其子容恩等被黜革，后改为降一等，用为粘杆处拜唐阿。

英和因修陵寝工程获罪，其子兵部侍郎奎照、通政使奎耀，俱革职作为拜唐阿，在陵寝工程处效力。官员等罚为获降为拜唐阿者，在史料中有很多案例，不备举。

除了八旗旗人外，其他少数民族也有挑为拜唐阿者。嘉庆十一年（1806年）定，驻京蒙古王公子弟未经入旗，如有充当拜唐阿者，准照马甲钱粮，每月支银三两，每季支米五石五斗。

拜唐阿由于来源复杂，所以身份也很复杂，有八旗旗人，有少数民族人。旗人中，有宗室贵族、旗人官员等被罚为拜唐阿者。

且旗人有一般途径挑为拜唐阿者，也有八旗勋贵世家、大员子弟被挑取者，还有身为爵位者、官员，以及举人、贡监生、秀才身份之人挑为拜唐阿者。

其中出身较高者充当拜唐阿主要从事的是侍奉皇帝的仆役，这一部分拜唐阿身份地位较高，典型的案例有以下几个：清初五大臣之一额亦都后人，世袭公爵，其家族在康乾时期就有十几人充当拜唐阿，其中丰盛额、特清额、特成额，皆为公爵之子。

五大臣安扬费古之孙额尔贝，以及领侍卫内大臣穆福之孙索柱、大学士马齐之子福光与傅敏、大学士伊桑阿之子伊尔金、大学士范文程之孙范世同、总督傅拉塔之子吴什泰、侍郎庸爱之子阿保柱等，这些一二品大员的子孙，都曾充任拜唐阿。

拜唐阿中身份最低的是没有特殊出身的，他们既不是官员子孙也没有举人、贡监生的功名，这类拜唐阿皆为普通的旗人。但是只要有了拜唐阿的身份，就不同于一般旗人，而具有参加科举，乃至选为武官的资格，这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权益。

拜唐阿从事的工作大多是普通的杂务、差事，有的在一般人看来还比较低贱。其中又因其所任职差及俸禄的不同，而区别为不同的等次。

各机构中的拜唐阿，有的被委任为某种职任的头目，或掌管某类、某处事务，如领催拜唐阿，以及带有领班长、库掌、司函长等职衔的拜唐阿，又有赐给顶戴及虚衔者。这一类拜唐阿其实已具有职官的性质，或说已经接近职官。

拜唐阿从事的事务，有的是侍奉性的，其中所侍奉的对象又有皇帝、皇室及王公之家的不同。同为皇帝、皇室服务，有的在内廷，有在的京郊、陵寝。其中服务皇帝的拜唐阿档次就很高，也最容易获得提拔。

服务于王公的拜唐阿则等而下之，有的甚至要披甲为兵。所以说同为拜唐阿，既有各种待遇上的差别，又有职差性质所体现的体面与否的不同。

因此，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尤其是旗人的心目中是有区别的，有的体面，有的是一般旗人不屑的。这种职差上的差别，也可视为身份上的一种差别体现，呈现出拜唐阿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