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世界，方阵战术或者方阵体系是各大文明的普遍选择。从苏美尔的秃鹫碑中就可以看见最早的步兵方阵。
方阵编队要求军队拥有连续大纵深的排列。通常以整条战线面对敌人，战线不同方向配置轻步兵、骑兵乃至战车等不同兵种。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战术选择，但整个战术体系基本是一线的。
方阵编队比起没有阵型的战团更加先进。当然，实际作战中的蛮族也曾击败过正规方阵部队，但这类条顿式冲锋显然更依赖蛮族尚武天性和大量人数。
古典方阵的巅峰无疑是腓力二世发明的马其顿方阵。这种步兵方阵体系结合骑兵使用而产生的“锤砧战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手中得到了华丽的展现、他带着40000多人征服波斯。后起的罗马将领们也纷纷以亚历山大大帝为榜样，追求永恒的荣耀，连暴君尼禄都曾仿照马其顿风格建立新军团。
然而，当把目光投向大帝最著名的高加米拉会战，就会看到大帝在方阵后排布置了一排辅助方阵：此战中，马其顿左翼与中央方阵间出现缺口。大流士的波斯、印度和帕提亚骑兵趁机突破，一直冲进后方的临时大营。但亚历山大事先安排的后排方阵，及时赶到并发挥了预备队作用，将侵入者全部驱赶出去。
事实上，从亚述时代的王家禁卫部队开始，到波斯人的不死军，预备队在古代军队中早已出现。他们在战役中扮演救火队的角色，也是将领手中的关键力量。这种预备队的思想，后来还会启迪罗马人的线式战术。
早期的罗马人和周边族群并无什么战术差别，大体上仍属于旧方阵体系。入侵的凯尔特人教会他们三线阵体系，使罗马军团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变。
这种以120人为一个支队（maniple）的体系分为三排，也就是青年兵（hastati）、成年兵（principes）和后备兵（triarii）。
至于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战术有什么不同？可以看看凯撒亲笔的不列颠战况：敌人从来不用密集的阵形作战，只分成许多小股部队战斗，彼此间隔着大段距离。另外又派出一些分遣部队安置在一定的场所，以便各部分之间彼此掩护。作战疲乏了，有精力充沛的生力军替换。
这种做法非常接近罗马的三线阵，主要特征为士兵间隔较为疏散，比起方阵体系更加灵活。这种多线布阵的小编队机动性比起大纵深的密集方阵更高，可以完成较复杂的战术动作，因而赋予新体系以更多的战术选择，也给了下层军官战场发挥主动性的空间，例如在面对马其顿人时，弗拉米尼乌斯并没有亲自下令，一名护民官自己组织了一次迂回。
前58年，凯撒在对阵赫尔维几人，侧翼忽然出现波伊人与图灵吉人的援军。危急关头，罗马人的第三线全部中队侧向行军，迅速到新方向堵住缺口。
这类非常灵活的战术动作，还能从另一场战役看出。在对阵苏维汇人时，罗马前排战线被蛮族的野猪头阵型冲得七零八落，全军都处于岌岌可危状态。此时，在没有统帅命令的情况下，小克拉苏迅速骑马冲到后方，下令后排中队迂回运动。他们从侧翼包抄敌军，最终将他们包围击溃。
当然，自马略改革后，军团已不必每次都摆出传统三线阵。他们将按照统帅的需要部署，临机摆出一线、二线、三线队列。例如《阿非利加战记》中，凯撒对阵拉频努斯时甚至摆出过一线阵型。
罗马人的线式体系具有很高的灵活性，从而赋予将领更高的指挥容错率。一个重要旁证，便是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他率军进入意大利时，麾下部队主要采用传统方阵编组。尽管数次击败罗马，却主动学习对方的多线体系。等到扎马的决战阶段，双方摆出的队列已完全一致。
当然，也有不能真正理解三线阵内涵的瓦罗，在坎尼之战中将士兵间隔全部填满。由于主动放弃灵活性，而片面追求大纵深，因此遭至严重惨败。反之，凯撒在法萨卢斯对阵庞培，从已经被严重削弱的各编队抽调兵力，组建了第四线编队。他们在前排掩护下行军到侧翼，驱散来袭的敌军骑兵，进而席卷对方的整个侧翼。
到了近代，军事改革家吸收古典案例。首先是西班牙人的棋盘格布阵，因士兵普遍装备4米长枪而看似模仿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实则是对罗马三线阵的粗糙模仿，希望建立相互掩护的预备队。荷兰的莫里斯亲王改革更加激进，采用纵深较浅的线式编队，而布阵同样采用三线。
莫里斯的改革灵感，分别来自很多古典军事作家。譬如2世纪作家艾利安，以及《亚历山大远征记》的作者阿里安，还有另一位《希腊战术五十四章》的作家克劳狄。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
荷兰火枪手的后退射击规范就是路易受艾利安书中关于投掷标枪石头的段落启发。全军的预备阵线也是受到罗马三线阵影响。直至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为强化线式编队的正面火力，索性将队伍拉长到只有前后两线。
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布赖滕费尔德，瑞典人的盟友萨克森军队忽然崩溃后，迅速将后排预备线士兵左转。他们依靠极高的操练水平，赶在敌人完成包抄前就堵住缺口。这也是自古罗马灭亡后，类似的华丽战术动再现人间。
此后，更新的日耳曼综合体系产生。名将蒙特库科利在手稿中对其进行描述：现在所有指挥官都习惯了布置超过一线的阵列，这种战术被德国人叫作Treyfach。帝国军在吕岑、苏尔特、诺德林根、维特施托克、弗莱堡和几乎其他任何战场都是如此。只有蒂利在布赖滕费尔德战役没有如此，他将全军布置成一线，下场非常悲惨。
英国的奥雷里伯爵根据在爱尔兰的作战经验阐述：将领绝对不能将全军一次投入战斗，因此须将军队分成两线或两个战列。如果地形、军队数量许可，可以排成三线。这些战线实际上相当于一支支新的军队，如果第一线被突破，第二线仍然完整，常常可以扭转局势，尤其是在第二线的布阵距离第一线位置恰好时。这种情况下，第一线崩溃后，第二线不会（因过近）受到干扰，同时第二线的中队也不是很远，来得及填补任何第一线出现的缺口，同时自身不会瓦解。
此外，欧洲的军事改革家总结各时代经验，还得出以下要点：布阵要尽量多线，至少要布置二线，兵力足够甚至要布置三线。一方面在前排损失时可以由后排填补，另一方面可以作为预备线防止侧翼被突破。第二线和第一线距离不能太近，防止前排崩溃时后排被席卷。但也不能太远，要来得及替换或支援第一线。最后，线列之间要留出预备通道，以供各排通过。而且，线式编队并不机械呆板，可以组合成各种纵队、横队或梯形编队。这些思想发展到后世，就是近代军队的基本布阵。一个军的各师以横向编队朝向敌军，师中各旅前后多线排列，比如二旅师就排成二线，三旅师可以排成三线。旅的各团成横队布置，留一到两个团作为预备队在后排纵队列阵。团下各营一线列阵，或纵队列阵，或混合编队列阵。营中各连以三行纵深横向排开。
这种排列的意义，就在于军队基本单位为线形单位。可以方便灵活完成机动，各条战线有自己的预备队，补缺由他们完成。后排的战线则保持完整，以保证随时有未参战战线转向侧翼敌人，或对敌侧翼进行迂回。
线式战术对士兵训练要求很高。在古典时期，唯独罗马才拥有这样的高训练水平军团。近代的军事训练更加完善，才得以将古老的智慧重新带回人间。
相比之下，古典晚期的衰落帝国更加倾向于使用密集旧方阵战术。其中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财力下降致使训练水平不到位。这个趋势延续至中世纪，又赶上骑兵技术一日千里的特殊阶段。可以算是人类军事史上的“一段弯路”。
过去，很多人强调一些新的技术发明。比如马镫的推广使用，导致步兵地位的长期没落。然而，高桥马鞍与金属马镫的引入，远晚于罗马军团衰落。可见技术因素虽不能忽视，也难以被当作变迁的决定性要素。
近代欧洲军事改革家们将古典的智慧复兴时，各类“复活的军团”征服了新旧两个世界。与之相称的远非技术革新，更多源自社会组织、财政汲取，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纯粹关系。胜利者总是避免自己人吃亏，失败方则乐于算计除自己以外的所有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