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2020年7月15日，一个北京的媒体前辈杨老师找到我，给了我一个袋子。

他说这件事只有我能做，希望帮帮他。

杨老师找一个写战争故事的人，赶一篇人物故事在他的专栏发。他辗转在媒体圈中找到我，听说我已坚持写了十几年的战争故事。

第一次见面，杨老师直接把这个人物相关资料都给带齐了，我提了提他转交的袋子，很重。

我问他啥时候要，杨老师说，20号前必须得给他，因为他要在23号发，这一天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我当时正在准备《真实战争故事》上线，一算时间肯定来不及，为了不耽误他，没有详细了解就直接给拒绝了。

杨老师有些失望，但他却把资料全部留给我，让我一定要写写这个人，说这是一个战争故事记录者的责任。

我当时还不理解他的失望，直到最近我看完了这些资料，我才知道差点错过一个传奇的中国记者故事。

一年后的今天，7月23日，我终于把这个故事发表出来。

这是我近期最庆幸的事。它虽然迟到了一年，但好在我们并未错过。

2005年秋天，我家来了一群人。

他们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捧起一个已经掉了漆的木头盒子，再用塑封袋将盒子仔细地封好，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带出了我家的门。

这个木盒，曾险些被日本人毁去，“文革”时又被迫和我家分离，之后奇迹般失而复得，我家三代人已经守护它半个多世纪。

如今即将迎来它的第五任主人，中国国家博物馆。

而它第一任主人，至今还没有找到，谜一般失踪在历史里。

木盒的第一任主人，叫方大曾，是我的哥哥。

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84年前的今天，1937年7月23日。

哥哥离开家的前一天，他把自己的屋子详细整理了一遍，剩下的几件衣裳叠好，大皮箱留下，换上了轻便的小行李箱，又去街上买了墨水和稿纸。

晚上回来和母亲讲了很长时间的话，告诉母亲，说他明天走得早，就不过来道别了。

在家的十多天，他整个人都是忙忙碌碌的，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说话。我对哥哥的最后记忆，也因此就彻底停留在哥哥匆忙离家的那一瞬。

而哥哥走了以后，就再没给家里来过信。

当时很多记者也像哥哥一样，朝着卢沟桥战场上闻讯而去，这是哥哥第二次来到卢沟桥。

这是方大曾拍摄的卢沟桥照片中，流传最广的一张

后来才知道，他在卢沟桥遇到了他的精神领袖，《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

哥哥最崇拜的两个记者，一个是国际上欧洲战场上的罗伯特.卡帕，另一个在国内就是在西北战场上非常出名的范长江.

范长江也很欣赏哥哥的那股子冲劲，让他做《大公报》的战地通讯员。临时指派给哥哥一个任务：到保定去，在平汉线战场上做前线报道。

据哥哥同事们后来回忆，在平汉线上的哥哥，经常穿着短裤衬衣，带着小箱子行李，在前线不断地突击。

那时保定已万分吃紧，哥哥显得异常兴奋，他不只要到保定，而且更要到保定以北南口山脉中去。

他带上充足的蓝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急急由石家庄登上北去的列车， 临别时，范长江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

哥哥坚定地回答他：“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

自《大公报》开始刊登了哥哥的战地通讯后， 姐夫每天下班后都去买一份报纸，这样连续了三个月，再没有见到哥哥刊发文章。

报端“小方”的名字自1937年9月30日之后再未出现过， 追随着他的读者也开始不知所措。

一个月，两个月，如同无线电静默， 平汉线似乎一下子沉寂了。

有人说，有两种人的工作或可以与战地记者们的工作相比，一种是航空队员，另一种是秘密地下党。

航空队员要单独飞行或凌空战斗，地下党随时处在敌人的重重监视和压迫下，战地记者和他们一样，都要有特殊的决心和勇气。

哥哥靠着非凡的勇气常年在外旅行拍照，每一次都是消失不见后又突然出现，家里人一开始没放在心上，直到年底，家里也开始慌乱起来。

通过多方打听，辗转找到武汉的全民通讯社询问，才得知社里早已与哥哥失联多时，就连在前线与他关系最紧密的朋友都不知其下落。

我国战区辽阔，交通不便，战地记者单身奔走在战地，不仅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还有遇到敌人和土匪的危险。

哥哥的生死牵动了所有人的心。

《大公报》没有他的消息，连着刊登了三天寻人启事，毫无结果，像是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的哥哥就这么消失了。

家人开始整理哥哥留下的东西，企图从蛛丝马迹中发现亲人失踪的线索。

除了协和胡同里的暗房，哥哥留下了一个背包，一只旅行箱，四十个未使用的胶卷和两个放底片的小木盒。

家中的千余张底片，几乎全是抗日战争之前拍摄的，以平津地区的照片为起始，经过绥远再到卢沟桥。

我几乎能从这千张照片里，看到哥哥曾经去到过哪里，走过哪些路。

看着这些底片，我突然想起来，平津的起始，其实也是少年时的哥哥拿起相机的起始。

小时候我们家家境很好，父亲方振东在外交部工作，外交部街曾经作过孙中山的临时府邸，紧挨着我们家的东堂子胡同，是蔡元培先生在北京时的旧居。

方大曾小时候住的协和胡同

也因为这样，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能满足哥哥的奢侈爱好，给他买相机。

一个相机七块钱，不算便宜。当时一块大洋够一个三口之家吃半个月，十块大洋就可以开一个小餐馆了。

那时的相机是个方盒子，一打开哗啦一下，很是有仪式感。

相机虽然是母亲给他买的，但他几乎从不给家人朋友照相，他挺好的朋友也不求他，因为怕碰钉子。

哥哥只给不相干的人拍照，比如人力车夫们。

当时我们胡同口是个“车口”，搁洋车的地方，哥哥偶尔会给这些车夫拍拍照，但他从来不坐洋车，他觉得这样不人道。

早期的摄影家主要把摄影作为消遣娱乐的业余爱好，大都偏向于个人的嗜好，等于玩玩鸟，唱唱戏一般。

在哥哥留下的作品中，几乎没有“玩鸟唱戏”之类的内容，他带着相机，行走于北京城周边的寺庙古刹、乡村田野、商埠市集。

在他的镜头中， 有肃穆的长城、讨生意的小贩、蜷缩在墙角下的缝穷者、破衣烂衫的码头工人， 还有吃黑面扛白面的苦力。

在哥哥拍照的那个年代，出城一二十里的农村，有人连照相机都没见过。有的农民见到摄影师要拍照还会跑来制止，原因是鸭子是母的，照了就不下蛋了，如果一定要照，得等赶一群公鸭子过来。

哥哥每逢到城外去拍照，常常会被一群人团团围住， 有人说“那是千里眼”，有人争辩说：“那是照相的！我知道！”

有些妇女急急忙忙抢着把孩子们抱开，惟恐照相的偷着把孩子们的魂照走了。

长期接触底层劳动人民，哥哥对当下的社会现状很是不满，他第一次学会拿起相机做武器进行反抗，是在中学的时候。

哥哥在北平一中求学时，有个叫李续刚和他关系最好，也是与我们一家友谊持续最为长久的一个。

李续刚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负责共青团一中支部工作，他经常给哥哥传授一些进步思想。

后来，李续刚因为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校方开除，哥哥对这一决定十分反感，他拿起相机，把除名的布告当作罪证拍了下来。

学校得知后，通知警方把哥哥抓起来，关了半日。

这些事情，哥哥没有对家里人说起过，还是他失踪后，李续刚亲口告诉我的。

在小时候的我眼中，哥哥永远都在旅途中。当时没那么好的路，多半是步行，有时候骑自行车。

为了拍照，哥哥总是带着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照相机就离开家了。

哥哥每次拍好多照片回来，一开始不会洗时，在外面洗，后来钻研会了，就自己洗。

他的照片洗得不错，从小号到大号编号，都是慢慢积累下来的，这么多年了， 颜色不变。

方大曾的摄影作品《吃黑面的人扛白面》

我最开始是好奇，有时看看他怎么洗，也帮他洗照片，他的药水都是自己配的，还有一个小秤，秤药配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除此之外，他们也像其他普通兄妹一样，常因为生活中一些小事互相拌嘴争吵。

有一年，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哥哥天天在我屋里洗脚，洗了脚也不倒水，还得我给他倒，我就挺生气的。

有天没忍住就跟他吵起来了，我拉着他，偏让他自己去倒洗脚水，哥哥没见我这么坚持过，到底还是他自己倒了。

但从那天起我就不理他了，虽然天天同在家里，但我们有两年没有说话，我当时就觉得太讨厌他了！

直到“九·一八事变”，我俩的关系才出现转机。

当时北平学生纷纷参加“南下请愿，我被班上选为班代表参加了“南下示成团”一一出发前学生们全在前门火车站“卧果儿”，即卧轨示威。

政府不给开车，就往轨道上躺。哥哥那次也去了火车站，带着照相机，他一眼就看我了。

他赶快就往家里跑，告诉家里一声他也要去。等再赶到火车站，车已经开了他没赶上。

从这以后，哥哥对我有了新看法，认为我也是进步的、抗日的。所以当我回来后，俩人就说话了，兄妹两年的冷战结束，一天比一天亲热起来。

哥哥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当朋辈们看见这个大个子出现在欢蹦乱跳的小人群中，就称呼他叫“小方”。

那段时期哥哥一回来，就先找我，进门先问：“老方回来没有?”他管我叫“老方”，他倒是个“小方”。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飘着枣花香气的方家大院里，总是很热闹。

哥哥属于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他聪明好学，还特别懂事。他刚满十八岁，就考入了中法大学经济学系，那是1930年。

此时，哥哥已经在北平的摄影圈颇有名气，经常参加各种展览，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摄影作品。

等他上大学后，就完全不再向家里要钱了，他用稿费支付生活用度，买胶卷、药水，自己冲洗照片，放大机是他用纸盒做的。

也就是从这时起， 他开始热衷参加各种学生活动。

后来哥哥和我都加入了反帝大同盟，他和同学还帮助我建了一个女一中支部，这样我俩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当时很多活动，比如示威、 集会，都是哥哥通知我去的。

父亲不大管他，也不干涉他的任何行为，母亲开明，哥哥那些进步活动，她都支持，在这种环境中，只要哪儿有游行、 集会准有他。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学生集会非常危险。一九三四年一年期间，仅华北就有三百多名大学生、教授和知识分子被捕，处决人数不详。

哥哥也在抗日请愿中被捕，只是巧妙的辩词瞒过了警局，不久，哥哥被告诫一番后，之后被学校保释出来。

也许是怕家人担心，哥哥从未和我们说过他曾经也被抓起来过，更不知道，他还因为被学校处分，留级一年。

被捕的经历也没有让哥哥退缩，再有游行活动，他仍冲在第一个照相。

哥哥身材魁梧，长得很像一个外国人，又经常穿着一身西装短大衣，警察以为他是一个外国新闻记者，不敢干涉他，于是很多珍贵的照片得以保存下来。

方大曾经常一身衬衣短裤，看起来精力旺盛、朝气蓬勃

那时，哥哥的朋友很多，在东堂子胡同的方家大院经常人来人往，家里像一个客栈。

我经常见到哥哥带来的或是来找哥哥的人，南来北往的，有时甚至还住上几天。

解放后我才知道，他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在当时，连他们自己在相互之间并不一定全都知道谁是党员，谁是团员。

我在之后从各种迹象加以判断，哥哥应该是有组织关系的，但这只是猜测，我不敢肯定，其他同志也难以予以证实。

哥哥失踪后，他的经历就彻底成迷了，只有那两小木箱底片，证明他的存在。

这两个保存底片的小木箱，是哥哥在院子里盖洗照片的暗房时，请木匠一并做的。

木盒有一尺多长，半尺多宽， 半尺来高，外面漆上土漆，专门用来装底片。

日伪统治下的京城一片恐怖，到处抓人，人心惶惶，我们怎么也打探不到哥哥消息。而胆小的父亲怕哥哥留下底片惹事，因为很多是记录抗日运动的，他先抱了一个木箱到厨房烧。

当时家对门的三层小楼上住着日本人，晚上烧怕有火光被发现引起怀疑，白天生火做饭时就陆续烧一些。

母亲发现时生气极了，她从爸爸手中夺过小木箱，藏在了她的大书箱里， 这才使哥哥的一箱底片幸免于难。

这是用洗照片的小灰屋剩下的木头做的箱子

直到日本投降后，母亲才敢把小木箱拿出来，就放在了她卧室的平柜上。此时，我的父亲已病亡，家道中落，日渐冷清，靠“吃老底儿”度日。

家里偶尔有人来，也都是哥哥从前的朋友，多半是来打听他的消息的， 时间久了，来人就渐渐稀少了。

不管世道如何变化，母亲都没有变，她坚守着和哥哥的约定，守护这一切和哥哥有关联的物证。

北京老宅院子里后来加盖了几间房，显得拥挤了许多，但哥哥洗照片的暗房母亲一直留着，里面摆放了一些杂物。

暗房做工精细，严丝合缝， 插上木板关上门，黑得就什么都看不到了，简直像个碉堡，小外甥经常到里面玩打仗游戏。

有一天，小外甥在暗房里玩闹，也许是那天动静太大了，一向开明的母亲罕见地动了怒，朝两个孩子厉喝道：“你们别在那儿祸害，都给我滚出来，这是你大舅的东西，谁也不准进去！”

小外甥不懂事，还好奇问，其他小朋友家都搬新家，咱们家怎么不搬?

母亲说：“我不搬，我要等着我的儿子，等你大舅，他以后是要回来找我的。”

后来才知道，哥哥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母亲知道去前线很危险，哥哥也担心留在沦陷区的母亲，母亲对哥哥特别交代，自己反正就住在这，你什么时候回来就到协和胡同7号，不管发生什么事，至死都不会搬家的。

因为这个约定，母亲一辈子没有挪窝。

母亲一天天变老，但她始终相信，儿子一定会回来。家人也保存着一线希望，盼望能打听出他的下落，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母亲晚年经常在院子里的国槐树下呆坐，每有院门的响动，她都会投去一缕希望的目光。

一年又一年，人老了，眼睛花了，儿子回来的奇迹也没能出现。

而那存底片的木盒，也掉漆了。

特殊年代开始时， 家里人很紧张哥哥的那木箱底片。

因为他拍摄的抗日官兵们服装、帽徽以及旗帜都有国民党的标识，万一这些底片让红卫兵看到，家里人都将会遭受到灭顶之灾。

危机当前，我和姐姐商量该怎么办？我打算瞒着母亲把底片交到单位的“红卫兵办公室”，告诉他们这是家里亲人留下的纪念物，看他们如何处置。

姐姐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无奈地说，也只能这样了。

我在工作单位的人缘很好，说明情况后，“红卫兵办公室”负责人看我态度诚恳，就没有为难我，只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你就放这儿吧。”

等我失落地回到家里，姐姐告诉我，母亲已经知道了上交底片的事。

我正等着挨骂，没想到母亲的表现异常平静，沉默了一会儿，像自言自语似的说了五个字：“听天由命吧。”

没想到一周后，一群带着“红卫兵”袖标的男女们冲进我家，进屋就乱翻乱砸。

他们是我丈夫工作单位的红卫兵，莫名其妙地说我丈夫私藏有手枪。因为是亲戚，姐姐家也没能幸免，连地板都撬了。

抄家一直持续到午后，结果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找到，只好扫兴而去。

下午，我丈夫下班回家，见到疮痍满目的劫后院落，满腹冤屈的他气得以头撞门，我只好哭着安慰他说：“人能平安回来就已经是万幸了。”

而我们当时只庆幸底片没有在家里，否则后果可想而知。

哥哥归来无望，底片也全丢失了。想到母亲心里无助，我和姐姐做了一个决定，让自己的孩子们改口，管外婆叫奶奶。

以了却哥哥没有子嗣的遗憾，开始母亲不肯， 担心不吉利，日子久了，慢慢就习以为常了。

几年后，小外甥要去四川工作，那时他已经长成了小伙子，受哥哥的影响，小外甥也爱好摄影。

临行前去看母亲，八十三岁的母亲精神已经不是很好了，在卧室里正斜靠在床上闭着眼睛养神，床边平柜上原放置小木箱的地方，已改放了一张哥哥在中学读书时的自拍照。

年轻时候的方大曾丰神俊朗，当时有不少女孩子偷偷喜欢他

小外甥聊起舅舅，母亲可能已经意识到儿子回不来了，伤感地说：“你照相时可别像你大舅，他太爱冒险了。”

一年后母亲去世，她到底没能等到哥哥的归来，母亲去世后，我和姐姐接过了寻找哥哥的重担。

我从退休就开始整理哥哥留下的照片，有一段时间，北京图书馆是我必去的地方。

尽管有些照片没有署名或者只署报社名字，我还是能一眼认出哥哥的作品，因为有他的风格。

通过这些照片，我能知道当年哥哥去过哪儿到过哪儿，就像与哥哥交心。

我学着当年哥哥整理照片的样子，首先是先看一遍，底片的顺序，大号小号说不出来是什么年月，总之是按照摄影的次序来的。

尤其是绥远抗战的内容，很集中，都在五百多号到八百多号，一看就知道。

后来我索性分了分类，哪一部分是人像，哪一部分是风光， 哪一部分是佛像，哪一部分是战地的……

保存好这些哥哥的底片，我一直固执地当做哥哥生命的延续，始终觉得，只要底片还在，哥哥就在。

可是，哥哥的底片却是被我上交红卫兵处，我以为我们永远失去了它。我为此懊恼很久。

但说来很巧，1979年的一天，我退休后到原工作单位去玩，在工会办公室的角落里，几张废报纸包着一叠叠粉红色的袋子散落在地上，我一眼就认出是哥哥的底片。

底片每一张都是装入一个半透明纸做的内袋，然后再放入一个粉红外袋里，外袋上印有“德记商行” “王府井大街北口路西”的字样。

我兴奋异常地找到工会负责人，被告知“'红卫兵办公室’早就不在了，这些东西没人管, 是你的你就拿回去吧。”

哥哥的底片回来了，我开始悉心整理，我希望能出版点什么来纪念哥哥，我一个退休的老太太，也只能靠着对哥哥的思念支撑我做些事情了。

年深日久，父母不在了，姐姐去世了，哥哥不知所终，连熟悉哥哥的师友也都去世了。为哥哥出本画册办个展览是我唯一的念想。

我找过很多人，想过很多办法，可除了发表一篇回忆哥哥的文章之外，收效甚微。

1989年，我通过上海一个熟人的关系，终于结识了在中国摄影出版社工作的摄影史学家陈申先生，之后就把哥哥的底片交给他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很快，陈申又帮我引荐了一位台湾摄影家，将哥哥的五十八张底片带到台湾，成为《摄影家》杂志第17期的全部内容。

由于《摄影家》杂志高超的专业水准，在文化圈影响广泛，哥哥的底片终于渐渐被人熟知。

有一位美籍华人金安婷女士，是研究近代史的，她在台湾见到“小方特辑”，便托她母亲来找我，指定要那张被打死的匪军，旁边有老百姓在剥死者衣服。

方大曾摄影作品“剥尸衣”

这张照片是中国土匪被编入伪军来打中国人，又被中国人打死， 死后又被中国人剥了棉衣，我觉得实在丑陋，有伤中国人的脸面，意思不给。

金的母亲之后还谈价钱，我表示不卖底片，若出版或展览，也只是为了纪念哥哥。

这张底片始终存放在哥哥留下的小木盒里，没把它提供给美籍教授有两个理由，第一是不想出售哥哥的任何作品，第二是不想出卖自己的灵魂。

哥哥的照片在台湾重见天日，但我最大的愿望，仍是能在大陆展出。

但我一个退休的老太太，不会写也不会画，生活清贫，更没有什么人脉，这个愿望对我来说太难实现了。

1995年，我已经82岁，行将生命的尽头，如若哥哥被彻底埋没，对于我和方家是无法弥补的创痛。

我决定把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底片，交给在《四川日报》从事摄影工作的小外甥张在璇。

我给小外甥写了一封信：“大舅是未婚青年，他的遗作就由你继承吧，我的遗愿是保存摄影资料，纪念这位无名英雄哥哥，无需报酬。”

小外甥成了小木盒的第四任主人，在他的努力下，直到2005年的秋天，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终于听说了哥哥的故事。

经过认真审定，国家博物馆决定收藏这些珍贵的底片，我听到这消息已经是病重多时，这是哥哥遗作最理想的归宿，我十分满足。

哥哥的近千张底片终于重见天日，他作为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的历史价值也终于得以被世人所知。

1937年7月8日凌晨4点30分，日军开始炮击宛平城， 卢沟铁路桥失守。

10日清晨，战争既停，哥哥骑自行车前往芦沟桥。由广安门通芦沟桥的大道，已于去年此时修成了很好的汽车路，两旁尽是农田。

时已仲夏，野亦显得特别美丽，经小井村、大井村，市集都相当热闹，两天过去，战事似平已完全成为过去了。

在丰台岔道口，哥哥被几名日军截住，他身边的相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怀疑哥哥是中国军队的高等侦探，理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

哥哥递上一张名片，加之态度自若，这个猜疑也就消除了。一小时后，哥哥到了宛平城下。

这里正是战场地带，伤亡的兵士想必都已由双方运回了，只剩下一匹死去的骡子，肚肠流露在腹外。城角上飘着一面停战的白旗，城上有几个保安警察在放哨。

守军盘问哥哥，哥哥说是从北平来的，他们很兴奋。又问他：“日本兵撤退了没有?”

哥哥告诉他们并未撤退，且正在增援中。听了这消息之后，兵士们都感觉极愤恨。

驻守的团长对哥哥说：“前方很紧急，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动作！你从北平来吗?不要回去了。”

哥哥随一位姓于的警官，各处拍照并了解战况，记录了长辛店的情况。事发当天，有一批木材因战事被困在这里，全被军队买来，给那些躺在长街上阵亡兵士当棺材。

民众们忙着慰问士兵，还有一些百姓自发做尸体的抬埋工作，居然井井有条。

他除了拍下街上忙碌的民众、充满弹痕的城墙，还拍下一张守卫宛平城的营长金振中的照片，当时这位营长双腿被炸弹炸伤，正躺在运送伤兵的最后一辆列车上。

金振中这张照片，至今还经常被纪念馆和报刊杂志所援引，其英勇的形象，被视为民族刚烈血性的象征。

金振中

等哥哥拍完再回到街上时，情形就变紧张了。

一座高坡上，机关枪架在那里，路上的人多往家里跑。车站东边的商店，因为临近河边，所以也纷纷上了门。

为了发稿，哥哥须当日返平，但战争既有复起，芦沟桥自然不能通过，不得已乃沿永定河西岸绕道门头沟路线返平。

这条路正是我军沿河的一道防线，很少有人走，很容易引起守军的误会。

很快哥哥又遇到一个兵，从侧面五十米远的高果田里跑出来，立刻卧倒，用枪口瞄准他，喊了一声：“站住！”

哥哥停住脚步，告诉士兵自己来历和去向，对方才叫哥哥离开，但仍用枪口向着哥哥，直到哥哥的背影在前方完全消逝。

哥哥从卢沟桥直接回家，从7月11至22日，哥哥一直在家里紧张工作。

他除了写出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还洗印了卢沟桥、长辛店被日军轰炸后惨状的照片。

哥哥拍下的那些照片，在一个月乃至之后的一个世纪，几乎都是当时国内主流媒体和西方媒体了解抗日战争的第一手资料。

紧张工作的同时，7月13日，在不平静中，哥哥度过了自己的二十五岁生日，这是他在家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这段时间，北平城的市面上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

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 一时也未波动，古城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有一段时间依然运转正常。

一些记者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闻声而动纷纷赶来，哥哥也再次来到卢沟桥畔，在这里遇到了范长江。

不久，国军第二十九军将要撤退的消息隐约传来，形势愈发危及，如果日军被允许驻扎在华北，那就意味着华北和伪满以及冀东一样沦陷了。

28日上午，哥哥和范长江一同出发赴长辛店，车子刚到良乡，离长辛店还有二十五公里，前线炮声已经清晰可闻。

等俩人到达长辛店，只见月台上都是军人，其中还有十几个刚从前线救护下来的伤兵。

看到这种场景，哥哥立即和同行记者告别，跳上铁路线上的铁甲车，要驰赴前线，摄取反攻的镜头。

当哥哥给一个十六岁小战士拍照片时，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别人招呼他赶紧躲避，他拍拍胸前的照相机， 笑着说：“今天收获不小！”

平津陷落后，哥哥因无法将摄影材料带出来，向范长江请求，在《大公报》谋一份职务。

当时上海《大公报》正需要人，就请哥哥负责平汉线战地通讯报道，哥哥最后的身影也是在此消失。

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小外甥把哥哥464张底片的电子文件捐赠给了《大公报》，哥哥的作品回到了他最后供职的报社。

之后不久，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也隆重举办了哥哥遗作展，这是哥哥的作品在境外首次展出，影展同时《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的繁体字版出版发行。

若母亲在天有知，看见消失了几十年的哥哥，重又回到公众的视野，定会感到欣慰吧。

方大曾和他的家人

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她知道自己身体已大不如前，遂对家人交代，“你们记着，等我死了用小木屋给我做个棺材。”

小木屋是哥哥洗照片的暗房，他曾日夜工作的地方。

方大曾不仅是报道卢沟桥事变第一人，也是战地记者的先驱、杰出的摄影家，被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

但他的神秘失踪，也让他的盛名湮没在历史慢慢长河中。

直到1999年，央视记者冯雪松开启了寻找方大曾之旅——他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拍摄了纪录片、出版了多部著作，才把方大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让方大曾的名字开始为公众所知晓。

方大曾失踪时只有25岁。

一个25岁的年轻人第一个冲进血肉横飞的抗日战场，选择新闻记者中最危险的那个角色，去见证野蛮与正义的较量。

我想这绝不仅仅是勇气，他或许早就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个体生命虽可消亡，民族觉醒才能永生。

感谢方大曾，也感谢冯雪松。

两代记者的努力，让今天拿起手机就能自拍的我们，得以知道84年前的今天，一个年轻人为了留下一点真实的历史记忆，所付出的牺牲。

本文选编自冯雪松的《方大曾 消失与重现》、《方大曾 遗落与重试》

编辑：赵土司 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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