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正月，王守仁嫡孙、第三任新建伯王承勋病逝，明末知名的“新建伯争袭案”也就此拉开帷幕。

三月，锦衣卫左所副千户王先通上疏朝廷，称伯父王承勋无亲子，自己才是王守仁的唯一在世子孙，应当承袭新建伯爵位。几乎同时，王先达也上疏朝廷，称自己是王承勋次子，因长兄王先进已亡故，所以依制当由自己承袭新建伯爵位。

家族内部争爵不稀奇，但稀奇的是这个案子打了近二十年的官司，直到崇祯十四年才尘埃落定，而原因居然是搞不清楚王先达是不是王承勋的儿子。

在古代为了维护血脉的纯正，各家族都录严谨细致的族谱。明朝朝廷为防爵位冒袭，也录有《功臣封爵宗图》和《功臣封袭底簿》作为比对底档。那为什么王承勋刚死，连有没有亲儿子都不能确定了？

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圣人家自己内宅折腾的狗血事。

第二任新建伯王正亿有三子，正妻黄氏生的长子王承勋和次子王承学（早亡且绝嗣），妾郑氏生的三子王承恩。打官司的王先通是王承恩的长子，这一点是没什么争议的。

万历五年王承勋袭爵后，由于妻吴氏多年无子就纳了几房妾室，其中杭州人沙氏非常受其宠爱。沙氏恃宠而骄，处处针对吴氏。但吴氏不是省油的灯且娘家实力强大，她是兵部尚书吴兑的长女。

没啥背景的沙氏很快就在这场妻妾大斗中败下阵来，虽已怀孕仍然被吴氏逐出了王家。但沙氏很快就有了翻身的机会，她在娘家生了个儿子，争爵案的另一个主角 – 王先达。

有了王氏血脉，沙氏又重新强硬起来并闹腾出一件大事，沙氏的父亲沙相到官府状告王承勋的正妻吴氏“骗婚”。

沙相称自己女儿之所以会进王家门，是吴氏以自己的诰券立誓，只要沙氏进门生下儿子就会让出正室之位。现在吴氏出尔反尔，所以沙相要求官府判自己的女儿沙氏为妻。

按常理来说，沙氏这是无稽之谈。因为生育是妾的本分，“妻”没必要对“妾”许下这种承诺，又不是只有沙氏一人能生孩子。沙相敢这么堂而皇之的诬告尚书之女，很有可能是王承勋在背后支持。想用无后，逼迫吴氏自己提出“和离”（离婚）。

府衙不信沙相的说法，请王承勋上堂作证。到了堂上王承勋又不想背“宠妾逐妻”的恶名，立马就把沙氏给卖了。他说沙氏入门就是做妾的，而且表示王先达是在沙家出生，还不确定是不是他王承勋的骨肉。

据此官府判“离其妾，而远其子于沙氏”。虽然王承勋最后还是承认了这个血脉并把王先达带回王家，但王先达很有可能没“当”王承勋的儿子。

有学者查证了万历初年郑汝璧辑录的《皇明功臣封爵考》，王先达是被记录在王承勋的弟弟王承学名下。换句话说，王先达很有可能被过继给了已故的王承学（估计是吴氏主持操办的）。

此后王家内宅暂回平静，王承勋的其她妾室又陆续给他生下两个儿子，王先进和王先道（早夭）。

万历二十六年吴氏病故，王承勋并未续弦，不过他接回了被逐多年的沙氏并继续恩宠。王先达大概也是这个时候重新归宗，正式成为了王承勋的儿子。不过因王先进在前，年龄更大的王先达伦序只能排在第二。

此后数年里，王先进和王先达分别娶妻纳妾并生子。王先进仅有一子王业昌且早夭，王先达则有两子王业弘和王业盛。

因为老大王先进一直无子，王家原本有意让王先达将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王先进，以便将来承袭王家爵位。但是王先达不同意，他的算盘是既然老大生不出儿子要绝嗣，等他死了大宗和爵位不自然要落到他这一系。

王先进也没有纠缠此事，从族中过继了王业洵（王守仁弟弟王守文一脉）为嗣子。王先达就这么不仅把新建伯爵位给折腾没了，还激怒自己那位非常势利的生母沙氏。

这个沙氏不仅跟自己儿子关系恶化，由于年老色衰和自己丈夫的关系也大不如当年。愤懑、压抑让沙氏的心理开始失衡，为报复王家和丈夫，也是为了发泄，她在外偷偷包养起英俊小生。

丑事败露后，王承勋还没发作，沙氏自己倒是先陷入癫狂。她先毒杀自己的儿子未遂，后又想毒杀自己的亲夫。这对王承勋的打击极大，让他真的开始认为王先达不是自己的骨肉，是沙氏被赶出去后偷人怀的野种。

在东林骨干李三才的蛊惑下，王承勋选择了公开家丑。他将沙氏送官治罪，并上奏朝廷禀明王先达不是他的亲子，是沙氏父亲沙相抱养的“假子”。后沙氏被官府以“谋害亲夫”判极刑（在押送中跳河自杀），王承勋也把王先达一家逐出了王家。

注：当时王承勋任漕运总兵，李三才为漕运总督。李三才蛊惑王承勋的目的是，搞臭王承勋然后独掌漕运大权。

但是王家的事儿还没有完。

天启五年正月王承勋病故，丧事还未办完，王承勋的嗣子王先进也病逝了。不知为何，王先进过继的儿子王业洵不敢向朝廷申请袭爵。《明史》和《罪惟录》的解释是，王业洵认为自己不是王守仁的直系血脉，王先达才更有资格袭爵。

不论真实原因是什么，王业洵的选择是，造势王先达不是王承勋亲子并鼓动王承勋的侄子王先通出来争爵。至此“新建伯争袭案”正式爆发。

王业洵之所以这么做，笔者个人推测是他认为自己血脉疏远，争不过王先达和王先通。还不如去推相对弱势的王先通上位，这样王先通袭爵后出于感激不会和他争家产，大家各取所需。

而王先通积极响应的原因，大概是与其让一个说不清楚的儿子袭爵，不如让自己这个侄子来承袭，怎么说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场“争袭案”原本很简单，只要查明王先达和王承勋的关系即可。但是经过王承勋之前的折腾，王先达是不是他的儿子，已经成了个是是而非的事情了。

由于王先达和王先通谁也拿出不实质性的证据，所以从天启到崇祯朝开审好几次，也得不出定论。崇祯三年，王先达病故，其长子王业弘替代父亲继续与王先通争爵。

崇祯五年，皇帝下诏由三府推官李清（宁波）、郑瑜（绍兴）和张化元（台州）合审此案。三人一番调查仍然得不出定论，于是李清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

王先通一直强调自己伯父曾向朝廷表奏过王先达不是亲子一事，李清就此提出如果在大内找到这份奏疏则王先达为“假子”，找不到则算王先通诬告。王先通和王业弘均认可了这个办法。

但由于偏向王业弘，李清等三人并没有向崇祯申请清查存档，只是想强迫王先通承认捏造事实。王先通自然不会认罪，案子就这么拖来拖去又折腾好几年。

崇祯十一年，李清调刑部任职后才向皇帝提出了查档申请。不知是真没找到，还是真的没有，李清以未查到相关奏疏，请判王业弘袭爵。此时王先通也找到解决问题的捷径“贿赂”，经他一番活动，礼部最终决判定由王先通袭爵。

败诉的王业弘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但他选择了一个错误做法 --“哭门”。他跑到午门哭诉冤情，并扬言要自杀。此时已被内忧外患折腾的焦头烂额的崇祯，哪里能忍受无关痛痒的哭闹，下令锦衣卫将王业弘下狱问罪。

至此王先通袭爵也再无障碍，崇祯十四年正式成为第四任新建伯。不过四年后李自成攻入京师、大明覆灭，王先通也被大顺军斩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