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1761年入贡，坎巨提同中国的宗藩关系延续了177年。19世纪末坎巨提危机的出现使中英俄三方聚焦于中国帕米尔，为了联华抗俄，已经兼并了坎巨提的英国接受了中英两属体制。甲午战争后，英国通过麦克唐纳照会要求清政府放弃坎巨提宗主权，迫于俄国的外交压力，清政府采取了不予理睬的对策，中英两属体制延续至1935年，20世纪30年代英国无力对抗苏联在新疆的压倒性优势，1937年终止了坎巨提同中国的封贡关系，关闭英属印度西北边界。

近代以来，坎巨提问题牵动着中、英、俄（苏）三方的神经，坎巨提中英两属的体制一直延续至1937年，这在近代中国宗藩关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坎巨提是中印边界之争的发端，也是英国单方面在地图上划定中印边界的起点。客观公正地探讨坎巨提问题既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但也绝非重蹈清算历史旧账的民族复仇主义之路。坎巨提问题的本质是英国为了防范俄国南进，从西北边防战略出发积极北进的结果。近现代以来，中国学人多从边疆失地的角度考查坎巨提问题，欧美学者、印度学者多在讨论中印边界史、英属印度殖民扩张史时涉及坎巨提问题，美国学者赫腾巴克(Robert A.Huttenback)在英俄角逐中亚的历史背景下评述中英两属坎巨提的沿革过程。本文力求在一个长时段中探察影响清坎封贡关系建立的内在机制、影响清坎宗藩关系嬗变的外部因素，以及坎巨提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历史原因。

一 坎巨提遣使朝贡确立宗藩关系

坎巨提[2]（西方学者多译Hunza）名称甚多，也称棍杂，《新疆识略》及《西域水道记》中亦称乾竺特，[3]清代《时宪书》称为喀楚特，1761年入贡，成为清朝的外藩。1847年，因平定七和卓后裔之乱的战功，坎巨提被纳入清管辖之内，成为内藩。[4]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坎巨提位于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交汇处呈“人字形”的三岔口上，境内唯一河流是由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脉众多溪流汇聚而成的罕萨河，罕萨河自北向南流经坎巨提峡谷后汇入印度河，首邑罕萨（巴勒提特）周广三里，北枕温吉山，南临罕萨河，位于山麓的米尔王宫迤逦而建，高踞俯视，襟山带河。[5]

坎巨提与清建立封贡关系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平定了回疆大小和卓叛乱。乾隆二十六年七月，驻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奏报：“谦珠特（坎巨提）伯克黑斯娄遣其子来贡金。随酌量赏给。” 定例三年一贡沙金，裹以黄绫，中分十五小包，合重一两五钱，俗称“十五塔哈贡金”。[6]后应坎巨提的要求，改为一年一贡，从此岁贡不绝。自1761年入贡至1937年终止，坎巨提作为中国藩部有177年历史。坎巨提贡道从罕萨城至喀什噶尔经过罕萨城、古尔米特、帕苏、米斯戛。以上各地，皆在坎巨提境内，行至明铁盖山口，共约二百五十余里。中国境内各程站有：明铁盖山口、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和家克巴依[7]、必司坦、蒲犁县城（今塔什库尔干）、喀什噶尔。[8]坎巨提使者解送贡金至喀什噶尔道，喀什噶尔主政官员循例赏大缎二匹，对于来使另犒银器等物，并发给传牌，饬地方官供应出卡费用，车马免其缴价，以示体恤。[9]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艾瑟顿（P.T.Etherton）认为中国与坎巨提的宗藩关系非常奇特。[10]

清坎这种宗藩关系的建立既有历史传统也有现实因素的考虑。清代沿用了我国历史上抚驭外藩的羁縻政策，怀柔远人，政治上不生连锁，来去听之。坎巨提向中国纳贡177年，既非武力征服，也非条约束缚，可以说完全出于主动，即便坎巨提不修贡赋，清政府也未必会起而诘责，所以坎巨提入贡中国近两个世纪主要还是由坎巨提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坎巨提人口稀少，物产匮乏。据1892年坎部前酋长萨福德·阿里汗(Safdar Ali Khan)称：“坎巨提有村庄25处，居民五千余口，都邑罕萨城有居民二千余名，城乡大小头目共一百四十名。全部人口统计七千余人。”[11]地处高寒，又有向外出鬻子女为人奴隶之陋俗，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坎巨提人口增殖很慢。河谷地带是农业种植区，高山地带为畜牧业生产区，农畜产品基本可以自给；但工商业极其落后，境内甚至无市集以供交易，所需生活日用品完全依赖在蒲犁、莎车等处的易货贸易。[12]由于面积狭小物资匮乏，靠近中南亚商业通衢的坎巨提人习剽掠，米尔收入的一部分源自对吉尔吉斯商队的抢劫，包括往来列城和叶尔羌之间的商队，清政府对此熟视无睹。

坎巨提并不产金，与中国朝贡贸易时，不贡土产而纳沙金，在经济上很不合理，向中国交纳的贡金分摊给坎巨提人民，每年每农户征麦十二斤，每牧户征羔羊一只。坎巨提大小头目难免藉征贡之名中饱私囊，但坎巨提人民并无怨言，这是因为所贡者约而所获者重。[13]英印政府驻克什米尔特派员中国事务特别助理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曾作如下分析：“每年九月份坎巨提米尔会派出一个由三至四名使节组成的使团前往喀什噶尔朝贡问安，内容同锡金统治者向中国驻藏大臣的问安雷同。坎巨提的年贡是价值200卢比的15袋碎金沙，作为朝贡的回赐，返回坎巨提的使臣会得到总值约为1200卢比的赏赐和大量绸缎。”[14]据中国史籍记载：实际赏赉之品并非只有国家例赏，据光绪二十二年，喀什噶尔道署对于坎酋进贡批回之文有云：“例赏大缎二匹，已交来差赉回，至本道赏给各物，查照向章，计霞衣绸二十匹，官茶十封，瓷碗四对，另赏敕银大宝一锭，又于向章外，加赏湖绉二匹，蓝白大布共二百匹，均交来差带回，仰即一并收领，分别留用暨赏给所属头目兵丁人等，均沾恩泽；来差十名，另赏红钱十二挂，及布匹、官茶、磁碗、银两等件。”地方官员的附赏反远超国家正赏主要是因为坎巨提每年入贡时，还向喀什噶尔地方长官附赠有貂皮、狐皮等礼品，所以喀什噶尔主政官于公于私在国家正赏之外，必然回赐给若干物品。另外，坎巨提与新疆南疆地区唇齿相依，相同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使坎巨提人与蒲犁民众感情深厚，每年在坎巨提贡使返回时，蒲犁阿奇木伯克都会馈送大量的毡、绳、毛袜等毛织品。[15]

清坎巨提朝贡关系中也存在一些杂音，比如，坎巨提米尔总是试图通过年贡获取更多的利益。具体做法是借口向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问安或恭贺新任参赞大臣到任等在一年中派出多批次使团。参赞大臣不堪其扰，常致信米尔，嘱其应循定习，一年一贡。但米尔不仅置若罔闻，反而经常抱怨没收到足够的回礼，并称丝绸、骏马、羊、面粉、大米、茶叶等生活物品属于廉价之物，希望更多地回赐一些奢侈品。[16]

二 莎车坎巨提田庄的由来与处置

1847年夏，以迈买的明、阿布都拉和倭里罕为首的几个和卓后裔率五百余人潜入境内，窜至距离喀什噶尔80余里的大阿尔图什庄，借拜谒其先祖陵墓之名，煽动数千“白帽回子”叛乱。在平定叛乱中，坎巨提米尔夏孜牌尔率部效力，清政府为表其忠勇，赏莎车热瓦奇庄[17]（在莎车城西三十里至八十里）所产，米尔享有热瓦奇庄出产的所有农产品，并拥有租权。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归清政府，使用权属于米尔，米尔可以世袭，但不能买卖，属于八旗旗地中的官员庄田，而不是“王庄”。清政府赏赐坎巨提米尔田庄，说明最迟在同治初年时清政府就已经把坎巨提视为我国固有领土，官修的《大清一统舆地图》开始将坎巨提绘入我国版图之内，这也是坎巨提同朝鲜、安南、琉球、缅甸、暹罗、南掌这些外藩的不同之处。光绪四年（1878），清军收复南八城后，刘锦棠在咨文中称：色勒库尔南部的回部坎巨提，归化已久，自阿古柏窃居喀什噶尔后，隔绝不通。该头目艾赞木汗（旧译俄则项）固守旧部，不甘从逆，此次官军克复南八城，该头目遣使递禀并循例贡沙金一两五钱，且以该处通温都斯坦要隘，距边界十日程，请示办理。光绪帝下达刘锦棠的谕令是：照旧扼守，严查出入并赏给五品顶戴及衣料布匹等件。[18]此后每一位坎巨提新任米尔都会得到清政府赏赐的顶戴花翎。

1886年，艾赞木汗被其子萨福德·阿里弑杀。萨福德·阿里即位后，1887年，遣使来喀什噶尔朝贡，以该部头目初充部长，人心不稳，请清政府派官员查看以安民心。喀什噶尔道台黄光达选派布鲁特回部首领库尔班前往该部传示并查看情形。库尔班回来后称，该处民情安静，只是该部头目认为没有职衔，不足以服众。清政府以该部头目恭顺可嘉，俯准赏给萨福德·阿里四品顶戴花翎。[19]这说明坎巨提民众已把清政府赏赐顶戴花翎看成是新任米尔合法即位的标志。1889年8月14日萨福德·阿里会晤英国驻吉尔吉特代办署政治官阿尔杰农·杜兰（Algernon Durand）时，拒绝断绝同清朝的交往，原因是他在叶尔羌拥有扎吉尔（封邑），虽然无所有权，但一直享有征收封邑内田赋的权利。[20]

1891年底英国为了在同俄国在争夺帕米尔的斗争中拔得头筹，侵占坎巨提，为实现联华制俄的战略，同意确认由清指派的穆罕穆德·纳兹姆(Mohammad Nazim Khan)为新任米尔，但同时声明坎巨提两属只是个外交特例，不适于解决领土纠纷。1892年9月15日，中英会立坎巨提米尔，清政府为怀柔远人，一面赏赐穆罕穆德·纳兹姆顶戴花翎，一面将废酋萨福德·阿里羁禁于迪化，其眷属则安置于莎车热瓦奇庄，所有房屋田地，堪以资生。1896年新任米尔穆罕穆德·纳兹姆遣使入贡，附带提出继承莎车热瓦奇庄的请求。喀什噶尔道署驳回请求：“该酋胞兄萨福德·阿里稽留省城，其眷属及随来人众，别无生计，专恃此项产业每年所获租粮；该酋穆罕穆德·纳兹姆，现充一部头目，用度自足，心地亦甚明白，当不致希冀此项产业也……又前随伊兄到叶人民，候饬莎车州逐一传询，有愿回原籍者，即令随同来差起行。”[21]应该说，清政府很委婉地回绝了穆罕穆德·纳兹姆的请求，给予了萨福德·阿里足够的礼遇。但清政府此裁断却使穆罕穆德·纳兹姆彻底倒向英国。1901年，新疆地方官员以废酋经禁十年，坎部已归安谧，认为不便久羁，解送莎车本庄安置；行至库车，迫于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M.Petrovsky)的压力，将萨福德·阿里留在库车，就地安置于沙满巴克庄[22]（在库车城西四里），热瓦奇庄旧产由萨福德·阿里的儿子米则拜尔里管理，所有家属十三户，大小男女五十二人，分别编入莎库两县户籍，永远为民，这是清政府对萨福德·阿里及其家属庄产的最后处置。[23]

三 英国终止坎巨提年贡的缘由

中英会立坎巨提米尔后，英国同意坎巨提继续向清廷纳贡金，之所以对清廷采取迁就政策，是因为英国希望与俄国在帕米尔最后摊牌时，能联华制俄。但甲午战争一边倒的结局使英国重新评估了中国在英俄中亚大博弈中所能起到的缓冲作用。最终英国政府否定了通过支持清政府从而使新疆成为英俄隔离带的构想。

1895年英俄通过帕米尔协议私自划定了萨雷库里湖（Sar-l-kol）至萨雷阔勒岭的双方势力范围。[24]尽管英国帕米尔边界委员会代表杰勒德(Gerard)少将从俄方得到担保，萨雷阔勒岭以东的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属于中国，但英印总督额尔金伯爵(the Earl of Elgin)还是感到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为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还留在中国，1895年英俄帕米尔密约并没有完全杜绝俄国推进至萨雷阔勒岭以东的可能性，除非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被设防，否则俄中在萨雷阔勒岭的待议线会被俄国向西、向南推进至俄在瓦罕谷地(Wakhan)的边界线。为了限制俄国向慕士塔格山脉、喀喇昆仑山推进，英国必须尽快同清政府就中国—坎巨提、中国—克什米尔划界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25]这说明英国为此做了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被俄国兼并的最坏打算，在俄英拥有了共同边界的情况下，英国可以通过关闭坎巨提边界，拒俄国于次大陆之外，但是坎巨提中英两属体制妨碍了未来英国封闭边界政策的实施。

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的归属和坎巨提中英两属成为英国构建英印西北边防亟需面对的问题。如何在不违背1895年英俄帕米尔密约的前提下，把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纳入英属领地着实让英国伤透脑筋，冒天下大不韪直接夺取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势必授予俄国继续南进的口实。此时与清朝仍保持藩属关系的坎巨提自然成为英国实施这一偷天换日计划的最佳选择。一直以来对英国在英属印度西北边疆任何一个前进举措都会相应做出激烈反应的俄国，对中英会立坎巨提米尔没有表示任何异议，这种有异平常的姿态反倒引起了英国边疆问题专家们的极大不安，他们臆测，假以时日俄国接管新疆后，可以堂而皇之地继承中国对坎巨提的宗主权，把坎巨提从难以攻克的堡垒变为南下次大陆的通途。于是乎英国就把中国在坎巨提宗主权问题与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归属问题联系起来。心领神会的坎巨提米尔穆罕穆德·纳兹姆立即开始鼓吹整个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以及位于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的叶尔羌河上游喇斯库穆[26]地区都是坎巨提不可分割的领土。连英方最权威的帕米尔问题专家杨哈斯班(Sir Francis Edward Younghusband)都认为坎巨提的这个领土主张毫无根据，纯属捏造。但是英国需要利用这个弥天大谎，这个无稽之谈实际上成为英国在帕米尔地区、喀喇昆仑山区推行前进政策的理论根基，英国希望夺取帕米尔“待议区”以南“无人区”，以便在未来迫使中国政府重新划界。[27]

为了撼动俄国在帕米尔霸权，英国很快找到了两个突破方向：一个是中俄位于克克拉去考勒峰(Pavalo- Schveikhovski Peak)[28]和乌孜别里山口之间漫长的未定界，通过坎巨提夺取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与俄国荒原争锋，但在这里即便是前进一小步可能引发的后果连英国自己都难以预测和应对；另外一个就是避其锋锐，通过清朝从未设防的星峡达坂(Shimshal Pass)进入叶尔羌河上游喇斯库穆地区，这是英国对帕米尔问题的预留后手，喇斯库穆地区远离俄国势力范围，不太容易引起俄国的注意，英国可以通过喇斯库穆从侧翼迂回渗透进新疆南疆地区，粉碎俄国在帕米尔取得的暂时性优势。早在1889年，杨哈斯班勘测巴罗扎勒山口（Baroghil Pass）以东的所有山口时，就发现叶尔羌河上游喇斯库穆谷地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这个谷地丰饶的物产足以满足一支小部队的全年补给。[29]

坎巨提米尔认为夺取喇斯库穆地区的前提是首先必须重申同清朝的宗藩关系，因为对中国皇帝而言，为喇斯库穆这样一块荒地同藩部大动干戈有失风度。实际上，受坎巨提劫掠的影响，喇斯库穆已经人烟稀少。1897年春天，坎巨提米尔决意开拓喇斯库穆荒原，一小队人先被试探性地派到邻近喇斯库穆的艾兹加尔地区(Azghar)拓荒，然而因为补给困难，除留下两人看管农田外，其余人返回坎巨提，只有到收获季节，他们会再次回到这里。1897年，清朝新任叶尔羌大臣决定把喇斯库穆未开垦的土地建成未来安置布鲁特牧民的定居点。因为1895年英俄帕米尔密约签订后，布鲁特牧民的游牧范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1895年清政府委派陈源灏前往设卡兼办喇斯库穆屯牧事宜。[30]1897年8月、9月叶尔羌帮办大臣派遣一队中国官员前往喇斯库穆巡视，在艾兹加尔以擅自入境的罪名拘捕垦荒的两名坎巨提人，并将两人拘押在距离蒲犁最近的卡伦中，扣押六周后，他们都被释放。叶尔羌帮办大臣致信坎巨提米尔，“禁止坎巨提人擅入喇斯库穆。”米尔恼羞成怒，因为坎巨提在喇斯库穆的努力都付之东流。[31]

1897年11月在英国的授意下米尔的请愿代表抵达喀什噶尔，米尔承认喇斯库穆是清朝固有领土，请求清政府允许坎巨提在喇斯库穆垦荒，据坎巨提代表回忆，道台黄光达心生恻隐，默许坎巨提人可以开垦一些喇斯库穆的荒地。但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听闻整个事件后，立即向喀什噶尔道台提出抗议。彼得罗夫斯基宣称：“允许附属英国的坎巨提人在喇斯库穆拥有垦荒权只会引发更多的不安定因素。虽然中国并没有把这块土地割给坎巨提，但坎巨提的米尔不久以后就会把喇斯库穆看成自己的领地。由于米尔接受英印政府的行政管辖，结果就是英国的边界前进至喀喇昆仑山以北地区。”[32]通过坎巨提，英国就可以在不违背英俄帕米尔密约的前提下，迂回至1895年帕米尔界线的侧翼。彼得罗夫斯基认为清把喇斯库穆租借给坎巨提会打破英俄在中亚暂时的平衡。如果坎巨提窃据喇斯库穆既成事实，俄国将不得不通过领土扩张寻求新的平衡。前进的方向是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和毗邻萨雷阔勒岭的塔什库尔干地区。

至此英国认为直接通过坎巨提夺取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喇斯库穆无望，应该尽快废除坎巨提中英两属体制，划定中国—坎巨提、中国—克什米尔边界，为今后在必要的时候关闭英属印度西北边界创造条件。1899年3月14日英国驻华公使麦克唐纳爵士（Sir C.MacDonald）照会总理衙门，照会基于1898年10月英印政府的公文，寻求划定西起坎巨提东至拉达克东部地区的清—英属印度边界。该照会认为没有必要为划定清—英属印度西北边界实地勘测那些难以逾越的高大山系，只需要依据易于辨识的自然地理特征来议定边界。[33]但问题就出在尽管中印西段边界历史上都是以自然分水岭作为传统边界，但传统线从未被标识在地图上。而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呈西北—东南走向的自然分水岭喀喇昆仑山脉，除了主干外，还包括很多支脉，那么应该依据主干还是支脉划界？历史上的传统线基本上是沿主干分水岭走向，但英国谋定而动，划界的依据就是要以最小的代价来谋求最大的利益，最大程度地消除俄国未来可能会给英国带来损失的一切隐患。1899年麦克唐纳照会中提出中印划界的前提是中英两国先达成一项互谅互让的协议，中国放弃含糊不清的坎巨提宗主权，作为交换，坎巨提米尔发誓不再对中国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大部分地区和喇斯库穆地区提出主权要求。有意思的是这个提案把以后英印政府、独立后的印度政府都信誓旦旦称为固有领土的阿克赛钦确定为中国疆域，以后绝大多数研究这一问题的印度学者和西方学者都众口一词、自圆其说地声称当时是为了取悦中国，尽快达成互谅互让的协议，克什米尔摩诃罗阇舍小利顾大局放弃了对迄今为止位于喀喇昆仑山以北中国疆域以外的阿克赛钦地区（Aksai Chin）的主权要求，承认这一大片地区归属中国。

这个划界照会的实质是迫使清政府承认坎巨提已经归并英属印度，接受英国单方面在地图上划定的中国—坎巨提边界、中国—克什米尔边界。综合中英双方档案材料来看，尽管总理衙门没有就麦克唐纳照会做出任何评论，但来自中国内部的消息，清政府还是看到了这个辞令貌似谦恭的外交照会实则暗藏叵测之心，首先这个照会措词逻辑混乱、语序混乱，先假定坎巨提已拥有塔克敦巴什、喇斯库穆的主权，实际上是子虚乌有；然后提出划界的前提是清政府放弃坎巨提宗主权，英国就代表坎巨提放弃对喇斯库穆、塔克敦巴什的领土主权要求。逻辑背后隐含着的前提是先无条件地承认清政府治理下的喇斯库穆、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已经归并英国，然后同意以坎巨提的宗主权来换回塔克敦巴什、喇斯库穆的主权，清政府一直强调在界务上要防微杜渐，怎会接受这个充满陷阱、谎言、颠倒黑白的照会。假如迫于恐吓接受麦克唐纳照会，那么谈判破裂将意味着英国仅通过一个外交照会就不战而屈人之兵地获得了喇斯库穆、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的所有权。实际上，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Lansdowne)已经再三强调中英划界的前提是俄国停止南进，接受坎巨提为英国独占领地，如果俄国在塔什库尔干进一步建立据点，并在喀喇昆仑山南北两侧寻求同英国讨价还价的条件，英国可以收回承诺，对喇斯库穆、塔克敦巴什帕米尔重新提出领土要求。[34]麦克唐纳照会一经提出，就激起轩然大波，喀什噶尔的俄国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立即表示，如果中国轻率地接受麦克唐纳照会，把新疆领土割让给英国，并开启中英边界会谈，俄国将采取相应措施。攻占萨雷阔勒岭东南的塔什库尔干，然后再向喀什噶利亚(Kashgaria)腹地推进。鉴于坎巨提人不断进入喇斯库穆地区，1899年6月9日俄国国防部长库罗巴特金将军(Kuropatkin)在接见经俄国前往印度的英国麦克斯瓦恩中校(MacSwiney)时表示，“如果英国放任坎巨提人进入喇斯库穆，俄国将被迫接管喀什噶尔、塔什库尔干。”面对俄国强大的压力，英国建议米尔停止在喇斯库穆的活动。[35]

麦克唐纳照会是中英关系史上有关中印划界的唯一官方照会，其主旨是迫使中方放弃对坎巨提的宗主权，接受英国的划界提议，彻底关闭英属印度西北边界。但俄国向中国、英国双方面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清政府被迫采取“不听不问，不予理睬”的对策也让英国无的放矢、无从下口。虽然这种自欺欺人的鸵鸟策略使坎巨提与中国的封贡关系一直延续至1936年，但直接恶果就是授予英国和此后印度关于中印边界西段走向一个口实，就是中国从清政府至民国政府都默认了1899年麦克唐纳线，此为中印边界西段之争肇始。

1911年武昌起义后，新疆爆发革命拥护共和，1912年7月8日新伊双方在塔城达成议和条件11款，开启了长达17年的杨增新治疆时代，新疆的统一和稳定没有给英俄分裂中国以可乘之机。辛亥革命后，坎巨提成为英国向北推进的桥头堡，坎巨提米尔把这种前进政策称为“富国利民的垦荒政策”，1915年、1917年、1920年坎巨提人不断越境进入喇斯库穆地区，侵民地，占民房，争渠水，甚至横欺华民，拆毁水磨。1920年，奉杨增新训令赴喀喇昆仑山边界巡边的叶城知事邓缵先在喇斯库穆地区盘诘越境耕种的坎巨提人，“严词驳拒饬嗣后不能越界来种，要速行回。”[36]坎巨提的这种“随意”进入中国境内喇斯库穆垦荒的举措牵动着中英俄（苏）三方的神经。另一方面，坎巨提出于自身对朝贡贸易的需求，继续向喀什噶尔道尹纳年贡。十年之间，七次报贡，基本可以判断岁贡如故，只有1928、1932、1933年例贡，未见上报国民政府，分析原因，不是坎巨提漏贡，而因为当年新疆发生动荡，文报稽滞，邮传不通，是以缺然。[37]

20世纪30年代作为英属印度西北门户的坎巨提受到了英国高度重视。经过多年的经营，纵横四方的公路和防御工事使坎巨提成为英属印度西北边防线上至关重要的一环。1933～1934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在苏联红军的扶植下，先后击败马仲英、张培元、和加尼牙孜。1936年新疆局势趋于稳定，坎巨提问题再次凸显。1936年冬，坎巨提米尔打算遣使向喀什噶尔官员交纳贡金，这等于承认中国对坎巨提的宗主权。英印政府认为在1934～1936年新疆变乱时期，这种纳贡就已经停止了。如果再次恢复向中国纳贡的传统，就很难终止坎巨提与中国之间这种由来以久的封贡关系。另外，20世纪30年代，中亚局势与19世纪中后期相比并无本质的变化，英俄中亚“大博弈”被苏联、英国角逐中亚取而代之。1936年英国在新疆基本上完全败于苏联，鉴于苏联在新疆难以撼动的优势地位，英国担心苏联会利用坎巨提中英两属的体制向坎巨提渗透，所以力促坎巨提终止向民国政府纳贡，断绝同中国的一切关系。

新德里估计断绝坎巨提同中国封贡关系，每年总共需要给坎巨提米尔补偿金3000卢比银币。此外，米尔还将在吉尔吉特下辖的巴格罗特峡谷(Baghrote)中拥有312英亩的封建采邑。[38]1937年坎巨提终止了同中国的封贡关系，坎巨提米尔也意识到苏联正快速地向新疆渗透，国民党政府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侵华战略已经手足无措，不久中国将彻底失去对迪化（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的掌控，新疆会成为苏联的一个卫星国。坎巨提与中国建立在封贡基础上的宗藩关系将彻底结束。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汤姆森·格洛弗(J.W.Thomson-glover)指出：“米尔一想到这种封贡关系的终结就黯然神伤，坎巨提商人将蒙受巨大损失，往昔越过边界无恙的牧人会被逮捕，牛群和羊群会被无偿没收，多年来旅居新疆的坎巨提人会受到牵连，一些人将失去所有财产，一些人会被处决。”[39]

从军事防御和边防战略上说，1937年以后坎巨提断除同中国的封贡关系，标志着英国经营了近一个世纪的英印西北边疆已再无纰漏，完全封闭了。坎巨提终止年贡后，与英国对坎巨提高度重视的态度截然相反，国民政府沿袭清末旧说，认为坎巨提为穷荒绝徼，得失无关轻重。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条约，中国正式承认坎巨提为英国遗留给巴基斯坦的历史遗产。坎巨提问题起初只是同帕米尔问题纠缠在一起，1899年英国驻华公使麦克唐纳照会总理衙门后，坎巨提问题又牵连出星峡达坂问题、阿克赛钦问题、麦克马洪线问题。今天我们探寻英国要在地图上议定中印边界的缘由时，发现整条中印边界都是英国同俄国中亚大博弈过程中为防范俄国，从构建西北边防战略出发，依托自然分水岭单方面在地图上划定的。独立后的印度因为要继承“历史遗产”又挑起了中印边界战争，所以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给中印这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契机，只有回过头理清边界之争的历史根源，才能拨云见日，而澄清坎巨提问题的来龙去脉恰好揭示了英国在地图上划境的初衷考虑，为关闭由英国一手设局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开创条件。

注释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属印度西北边疆政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项目编号：10CZS031）、广州市规划学科共建项目“英属印度西北边疆政策对中国西部边疆的影响”(项目编号：09AC004)阶段性成果。

[2]光绪十四年(1888)中英交涉时，英方初称Kandschut，中方译为坎巨提。

[3]倪志书：《中英两属之坎巨提》，《新亚细亚》1934年8卷5期。

[4]萧扬曾：《坎巨提述略》，马大正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二十四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5]萧扬曾：《坎巨提述略》，马大正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二十四册），第14页。

[6]谢彬：《新疆游记》，中华书局，1922年，第131页。

[7]光绪十八年清朝驻俄公使许景澄编译《帕米尔图说》作伊乌扎拜库尔干。

[8]萧扬曾：《坎巨提述略》，马大正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二十四册），第21～23页。

[9]倪志书：《中英两属之坎巨提》，《新亚细亚》1934年8卷5期。

[10]萧扬曾：《坎巨提述略》，马大正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二十四册），第27页。

[11]萧扬曾：《坎巨提述略》，马大正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二十四册），第15~16页。

[12]萧扬曾：《坎巨提述略》，马大正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二十四册），第15~16页。

[13]萧扬曾：《坎巨提述略》，马大正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二十四册），第18、30页。

[14]Robert A. Huttenback，“The ‘Great Game’ in the Pamirs and the Hindu-Kush：The British Conquest of Hunza and Nagar”，Modern Asian Studies，9，1(1975) ，p.25.

[15]萧扬曾：《坎巨提述略》，马大正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二十四册），第26～31页。

[16]艾尔门特罗德·米勒-斯特勒里查特著；朱炳耀译：《罕萨与中国的贡属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9年第2期。

[17]于维诚：《新疆地名与建制沿革》，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2页。

[18]《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1辑（外交），中华书局，1996，第371页。

[19]《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1辑（外交），第379～381页。

[20]Robert A.Huttenback，“The ‘Great Game’ in the Pamirs and the Hindu-Kush：The British Conquest of Hunza and Nagar”，Modern Asian Studies，9，1(1975) ，p.13.

[21]萧扬曾：《坎巨提述略》，马大正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二十四册），第47～49页。

[22]于维诚：《新疆地名与建制沿革》，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23]萧扬曾：《坎巨提述略》，马大正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二十四册），第47页。

[24]G.J.Alder，British India’s Northern Frontier 1865-95，Longmans：1963，pp.334-335.

[25]Parshotam Mehra，An “AGREED” Frontier：Ladakh and India’s Northermost Borders，1846-1947，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mbay Calcutta Madras，1992，pp.77-78. Alastair Lamb，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1973，p.22.

[26]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在喇斯库穆地区设八札达拉卡，西方和印度学者称喇斯库穆为Raskam。

[27]Robert A. Huttenback，“The‘Great Game’in the Pamirs and the Hindu-Kush：The British Conquest of Hunza and Nagar”，Modern Asian Studies，9，1(1975) ，p.27.

[28]亦称波万洛什维科夫斯基峰，位于中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三国交界点。

[29]Parshotam Mehra，An “AGREED” Frontier：Ladakh and India’s Northermost Borders，1846-1947，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mbay Calcutta Madras，1992，p.67.

[30]崔保新：《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纪事（1915—193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76页。

[31]Alastair Lamb，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1973，p.38.

[32]Alastair Lamb，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1973，pp.39-41.

[33]Parshotam Mehra，An “AGREED” Frontier：Ladakh and India’s Northermost Borders，1846-1947，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mbay Calcutta Madras，1992，p.220.

[34]Alastair Lamb，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pp.50-60.王树枏纂：《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国界五，第17页。

[35]Alastair Lamb，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pp.51，54.

[36]崔保新：《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纪事(1915—1933)》，第167～172页。

[37]萧扬曾：《坎巨提述略》，马大正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二十四册），第28～29页。

[38]Parshotam Mehra，An “AGREED” Frontier：Ladakh and India’s Northermost Borders，1846-1947，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mbay Calcutta Madras，1992，pp.154-155.

[39]Parshotam Mehra，An “AGREED” Frontier：Ladakh and India’s Northermost Borders，1846-1947，p.157.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西域研究》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