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月15日，山东省泰安市爆出巨大丑闻：前市委书记胡建学借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被判处死刑，连带着当地一众高管落马，泰安可谓是一夜间翻了天。

胡被押上囚车时，百姓奔走相告，不少市民将车围住大骂不止。然而颇为玩味的是，当这股风吹过后，人们再次想起他是，这位“前任领导”居然冒出来不少拥护者。

有人替他打抱不平：一个大队书记都比他贪得多，只要肯为老百姓干实事儿，拿一点儿又如何？

甚至有百姓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要个不贪的庸官有什么用？还不如来个能干的贪官呢！

事实上，胡建学还是有点才华的。

1965年，中学毕业的他选择报名入伍，退役后到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水利局工作。此时的他只有18岁，几年后，适逢国家恢复高考，胡建学重拾书本，一鼓作气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这在那个年代已是相当了不起了。

那会儿的大学生可是名副其实的“高端人才”，国家包工作，毕业后，胡建学被分配到山东省计委工业处任职，他的人生明显高了一个层级，此后的仕途更是顺风顺水。

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被提拔为副处长后，有些同事为拉近关系，常送他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即便是一个打火机，他都会非常珍惜。或许在他看来，同事朋友间送一些小礼物是无可厚非的。

某次，在批准了给都东明县委宣传部的一笔拨款后，他收到了一台录像机作为酬谢。这台录像机的市场价比胡建学一年的工资还要高，他却欣然收下。

1990年，胡建学被任命为山东省泰安市委副书记，彼时的他只有41岁，在同级别的干部里年龄最小，年轻有为的他在队伍里显得非常耀眼，而此时的他显然有些自满，以至于后来主政地方后讲了一些令人大跌眼镜的话。

“到我们这个级别，就没人能管得了了。”

毕竟年轻，接受过正儿八经的高等教育，胡建学在视野上要相对开阔一些。他认为城市的发展起码要从面貌上得到体现，主张大修大建。他在任期内修了不少公路、工厂、学校等设施，客观上确实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一些贡献。

但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发展要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在胡建学治下，泰安市的脱节式发展一定程度上搞乱了当地经济节奏，给城市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颇有名气的“岱湖大桥”就是一个典型：本身这座桥并不是很必要，但胡建学却强制要求附近村镇集资修建。他很迷信，据说是听信了一位风水先生的话，“岱湖”与“带胡”谐音，可以助他飞黄腾达；哪知最后却变成“逮胡”，沦为当地百姓的谈资。

另一方面，胡建学很有干劲，常说“要有开拓精神，四平八稳就什么都干不成”。他考核麾下干部有个很重要的标准，那便是能不能带来项目：“跑不到项目就是没本事。”他甚至一定程度上鼓励行贿，认为这也是追求发展的一种手段。

胡建学还是做了一些实事的，笔者从资料中得知，他在任期间，泰安市农村民办学校教师中的大部分都获得了编制。

他把自己的“政绩”编纂成册，后来被调查时，他还拿出这本册子试图“将功抵过”，或是想要证明自己是个好官。

胡建学的倒台，与一个名叫汪德海的“小人物”脱不开关系。

汪德海曾在泰安市煤气公司有正经工作，但此人好逸恶劳，喜欢钻营，老梦想挣大钱。被开除后，他南下赴深圳寻找机会，本想搞一番大事业，最后却发现自己连打工都做不来。

就在难以为继之时，他的“命中贵人”出现了。

时任泰安市泰山区人大主任的杜传岐恰好来到深圳出差，汪德海抓住机会与其混了个脸熟，随后几天里更是大献殷勤，好吃好喝伺候，短短3天便豪掷万余元。

某天酒足饭饱过后，汪德海私下找到杜传岐，将两件金饰塞给对方。杜传岐嘴上颇为嫌弃，责怪汪乱买东西，手倒是诚实，三两下就收进口袋。

眼见气氛到了，汪德海当场说明目的：他想在泰安搞点事业，想让杜主任给个“方便”。

回到泰安后，汪德海虚假注册公司，招摇撞骗，杜传岐则对前者的勾当不管不问，只管收钱办事。不仅如此，杜传岐还在泰安政府内部上下奔走，积极为汪引荐自己的同僚。不久，时任泰安市委副书记的孙庆祥、泰安市委秘书长卢胶青、副市长孔利民、公安局长李惠民等一批地方大员相继陷落。

其中杜传岐先后收取“回报”7次，总金额约人民币7.5万元；孔庆祥更是卖官鬻爵，利用职权为他人提供方便，受贿30余次，总额达12万元；卢胶青更甚，受贿总额高达37万元，堂堂人民公仆，浑身上下都是名牌，整天穿得珠光宝气。

总而言之，由于这些人的存在，泰安市变得如乌云笼罩。

对于这些，胡建学并非不知情，但正如刚刚所说，他考核干部有个重要标准，那便是会不会“来事”。

他常常告诫下属，“四平八稳就什么都做不做不成”；而官员们依靠接连不断的项目为自己捞金创造机会，在胡看来，这却是“务实”的表现。

此外，胡建学本人也贪，但他并不把自己的腐败行为看做可耻的事。他天真地认为，自己做到一座城市的“一把手”，便没有人能够管束了，甚至在犯罪时都有些明目张胆。

他甚至默许下属们行贿受贿，美其名曰“这也是为了跑项目”。

比起下属的狼吞虎咽，胡建学的手段显然要斯文、高明一些。

1993年，他收取一家石化公司1万股、股票本金2万元。当年年底，该公司上市后，他依靠手里的股票套现44万余元，并装模作样地“退还”了其中的20万，将剩余的据为己有。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长期的官场经营让胡建学产生了自己能够主宰一切的错觉，以至于其下属被相关部门调查时，胡建学勃然大怒道：竟然有人敢在泰安动我的人！

他为此横加干涉，希望让地方势力介入到调查中，未果后又百般阻挠，试图拖慢调查节奏，让案子不了了之。然而，他的种种尝试都失败了，随着下属的接连倒台，胡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也进入了倒计时。

后来抄家时，执法人员从其家中搜出的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共计61.6万元，其中有50万现金被他缝在被子里，被搜出后，他表示送钱的人太多，自己也想不起来从哪儿来的了。

1996年2月，泰安市中院判处胡建学死刑，其同僚大多被从严处置。胡以“量刑过重”提出上诉，改为缓刑两年执行。在狱中，胡建学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某天，他发现电视上正在播出自己的节目，便赶紧叫来狱友，让大伙儿看看他当时的狼狈模样。

令人难以评价的是，据说在其坐牢时，有不少泰安百姓专程来看望；当他被捕后，有一些当地企业家表示愿意出钱，找律师帮胡打官司。

2006年，胡建学身体状况不佳，被批准保外就医一年，其住所门庭若市——显然，此人虽贪，却也是有些才干的。

在笔者看来，胡建学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的能力好坏，也不在于贪了多少，而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他带来的风气可谓贻害无穷，或许有不少百姓获益，但毫无疑问，受到损坏的一定是多数人的利益。

此外，官员的清廉与能干从来不冲突，不该被摆在对立面上，当像胡建学这样的角色存在时，当许多人所喊出“宁可要一个能干的贪官，也不要一个清廉的庸官”这句话时，这才是对社会和民心真正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