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国发生了一件颇具争议的事件。

时值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外来文化的涌入，中国百姓接触到了许多新的生活方式，跳舞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那会儿，西安有位女士名叫马燕秦，马女士身高有1米7，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年过四十却风韵犹存，性格随和开朗。

先前她在一家餐馆打工，由于身体原因不得不辞职。她早与丈夫离婚，仅靠微薄的劳动保险（类似于如今的社保）独力抚养两个女儿。

紧巴巴的苦日子一眼望不到头，马燕秦一度心灰意冷。然而，在参加过一次交谊舞会后，她顿时重拾了对生活的热情。

那个年代，中国百姓的观念还比较保守，“妇道”这个词有着极大的震慑力。但马燕秦本身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对新潮文化来者不拒。此后，她不但成为了当地几家舞厅的常客，每次回到家后仍意犹未尽，后来干脆把自家客厅布置成舞池，在家里办起了舞厅。

马燕秦的舞会经常一直持续到深夜，左邻右舍对此颇有怨言。谁又能想到，这在日后会直接要了她的性命呢？

此案中，有些涉案者可谓冤得离谱。

其中有个名叫惠利民的男子，时年28岁。他本有着正经工作，但热爱艺术和时尚的他对朴素的劳动生活提不起兴致。

辞工后，惠利民开了家摄影店，所谓“树挪死人挪活”，他把给人拍照当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效果一下子就上来了。

惠利民的作品充满想象力，他总能拍出让顾客满意的照片。久而久之，他的照相铺在当地小有名气。

与其他多数青年一样，惠利民也爱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广交朋友。他的摊位附近总是聚集着一些同样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凑在一起拉手风琴唱歌；他们将此称为“文艺汇演”。

在一次汇演上，惠利民结识了一个名叫韩涛的男子。

韩涛说他有个朋友在家搞活动，问惠利民有没有兴趣去看看。就这样，马燕秦闯入了后者的生活。

事实上，马、惠二人的关系说不上紧密，正因为惠利民的摄影作品出彩，引起了马燕秦注意，他这才获得邀请。

从初次造访到被捕，惠利民一共就去过2次。他对这种新潮的交友方式着实感兴趣，又看马燕秦孤儿寡母颇为可怜。

舞会在马女士家的客厅举行，客厅并不大，也就十来个平方，每次跳舞前要先把家具挪到一旁；有事人稍一多，还得把桌子什么的都立在墙边。

审讯时，惠利民坦白称他在对方家留宿了一晚，马燕秦的床被当成“大通铺”，惠利民、韩涛、她以及她的一个女儿横着躺在床上。

这种情况下大家根本睡不着，其实是凑在一起聊了个通宵。

惠利民称马燕秦的家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他实在看不下去，参加舞会的第二天，他特意再度登门，随手带了些水果食品。

惠利民怎么也没想到，就是去朋友家跳个舞，这种小事也会为他带来牢狱之灾。

1983年9月9日凌晨两点，忙完工作的他像往常一样，骑摩托车回到家中。可还没等他入睡，客厅就传来敲门声。

他询问是谁，对方回答说是“查户口”，这让他有些奇怪，却又不敢怠慢。

哪知门一开，一些身穿制服的人猛地推门而入，将惠利民双手扭到背后控制住，另有一些人开始搜查房间。

惠利民被这一幕惊住了，他忙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然而对方非但不搭理，还凶巴巴地让他在一张表单上签字。

末了，惠利民被押上一辆警车，直奔着看守所去了。

据后来回忆，当时那个房间里已关有30多号人，大伙儿面面相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一个星期后，在被转移到西安市第五看守所途中，惠利民遇到韩涛，两人琢磨了一下，发现这次被抓的许多人都曾在舞会上见过，这才意识到此事可能与马燕秦有关。

后来，惠利民在重刑犯看守所里接到了判决通知，他捧着通知书，犹如在看一部惊悚小说。

据《陕西省志·审判志》记录：惠利民有4个不正当男女关系，“奸污4名女青年，被捕后认罪态度恶劣”。不仅如此，法庭将他参加马燕秦舞会的行为定性为“加入一个拥有百余名成员的流氓犯罪团伙”。

马燕秦的罪名更加骇人。

法庭认定，此女“长期有业不就，将其家作为主要据点，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并经常出入其他流氓会场，勾引男女青年，教唆、诱发多种形式的流氓犯罪”。

其中，马燕秦被指控借口时间太晚，名义上好心留宿，实则容留男女多人在家中奸宿一室。通过各种手段，她非法得款2000余元。

最终，马燕秦与“同谋”韩涛、汪成被一并判处死刑，“流氓团伙”其他成员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不同的有期徒刑。

连受邀去伴奏的乐队指挥，都糊里糊涂被判了个无期。

判决书下来后，惠利民欲哭无泪。要说他冤枉吧，确实冤枉，但他却也没有为自己翻案的勇气。他坦白自己与4名女青年发生过关系是真，不过大家孤男寡女，两厢情愿，彼此都很愉快，根本不存在法庭所说的“强迫”、“威胁”等情节。

1985年4月15日，马燕秦等人被押送至西安市体育场接受公审。宣读完罪名后，犯人们被押上囚车游街示众，随后警方将死刑犯带到北郊刑场执刑。马燕秦挨了两枪，当场毙命，时年仅44岁。

临死前，韩涛曾向惠利民表达过歉意，表示不该带他认识马燕秦。

惠利民只剩苦笑：“我比你强点，至少我还有的活命。”

虽说在那个年代，我国民众思想还相对保守，年轻姑娘打扮得漂亮一些，或许都会被视为“不正经”，但马燕秦案还是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不少人觉得她死得冤。

百姓的质疑不难理解，时值“严打”，抽象的事情已不止一次地发生了。

早些时候，安徽省蚌埠市有一李姓青年，享受完“特殊服务”后不给钱。“小姐”一怒之下报了警，称李某强迫发生关系。

李某本来只判了5年，“严打”文件下发后，法院重新量刑，将刑期改为15年。李某对此很是不满，当即决定上诉。哪知再审过后，他又被改判死刑。

由于被当成典型，蚌埠市大街小巷都张贴过此案的布告，因此也算闹得满城风雨。坊间有说法称：当时上头给了“指标”，李某被拉去充数了。

同一年，有个男青年好端端地在街上走着，路过一户人家时发现门没关，下意识往里瞅了一眼，谁料院子里居然有个姑娘在洗澡。

姑娘受惊大喊“耍流氓”，男青年被扭送至派出所，后来也被判了死刑。

据说当时有这么一条从重处置的“规则”：可抓可不抓的，抓；可判可不判的，判；可杀可不杀的，杀。

总而言之，“严打”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总体是正向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处在那个时间点上，身处其中的人们对一些状况根本无法理解。

马燕秦案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私下里也骂声一片，抱怨警察管得实在太宽太严。然而当更多的事实被揭开后，舆论立马逆转了。

公安机关宣称马燕秦被判“流氓罪”，可不仅仅是在家办舞会这么简单：他们查实共有300多名男女参加过舞会，马燕秦与其中不少人发生过不正当关系。

至于后一点，公安机关确定的人数是70多人，她却主动纠正警方，与自己发生过关系的男人大概有130多名。

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她居然强迫自己的女儿学习跳舞，练习“招待客人”的技巧，将此作为招牌非法获利。

虎毒不食子，如此做法堪称恶毒，俨然超出了“贪玩”的范畴。

对判决无法理解的，或许只有罪犯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