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和地缘政治殊死较量随之瓦解，长达44年的冷战阵营对立和地缘经济分裂终结。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合作成为主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要素。各国相互开放，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经贸关系和市场联系不断深化，主要国家之间安全领域的竞争和冲突相对弱化，传统意义上大国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地缘战略竞争和对抗走向缓和。但是，世界政治的本质就是国家间永无休止的权力、利益与财富的竞争，世界政治回归美西方权力政治思维窠臼已成为中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结构性特点。①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一些国家实行的竞争、冲突与合作战略，正在将大国对抗重新带回到世界政治舞台，大国竞争和可能继续扩大的军事冲突危险正在使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与对抗结构化、整体化和长期化。

巴以冲突持续3个月来，其具有强烈煽动力的引发民众情绪性对抗、干扰和破坏中东地区航运和能源安全的外溢效应不断显现。此次巴以冲突在世界范围引起的究竟是同情以色列还是同情巴勒斯坦，究竟是反犹太人还是反穆斯林的尖锐对立，正在招致世界政治思潮和国内政治新的动荡。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等中东极端组织在红海地区骚扰和袭击运行船只、美以军方加强在红海军事部署等产生重大影响，截至2023年12月18日，世界各大船运和石油公司已经宣布暂停在红海的航运。⑤这将对全球能源供应和货物运输带来重大冲击。

俄乌冲突把大国竞争重新拉回到欧亚大陆和“心脏地带”。那么，今后大国竞争是否重回冷战时期东西方在欧亚大陆的对抗？今后中美战略竞争是否回到陆上对抗？百年前，马汉与麦金德有海权和陆权之争，百年后，大国崛起与“海陆对抗”逻辑依然有效。20世纪，麦金德与斯皮克曼两位地缘政治学家的分歧不是在“海陆对抗”，即海权优先还是陆权优先，而是关于欧亚大陆战争是在“心脏地带”打还是在“边缘地带”打，海陆对抗应当聚焦在“边缘”还是“心脏”。斯皮克曼认为，美国最大的挑战就是不能让任何国家控制“边缘地带”，美国不能让“边缘地带”出现任何一个强权控制世界岛，因为“边缘地带”是海权与陆权的交接地带，也是海权与陆权争夺的焦点，“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统治欧亚”。杜勒斯、乔治·凯南的对苏遏制政策（containment）源出于这个逻辑。

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基于国家实力，追求“扩张性”“对抗性”“霸权性”，而新地缘政治学基于现代科技发展，追求“全球性”“共同性”“合作性”，国家无论采取何种对外政策，都会受制于各种地理和人文要素的共同影响。的确，我们在俄乌冲突中看到地理空间被模糊化，在乌克兰的“地理空间”里我们看到小规模机动作战、信息战、网络战、经济战、技术战，这些现代混合战争打法大大有别于传统战争战法。俄乌冲突爆发后，其影响和关注也迅即传遍全球，体现了全球的联系性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以及批评性地缘政治学所讲的“全球性”和“共同性”。但是，地缘政治的传统要素重要性（如国家、领土、边界、民族、资源和人口等）并没有消失，权力竞争和硬实力对抗的逻辑依然存在。

俄乌冲突形式充分体现了现代混合战争的特点，即小规模机动作战、信息战、网络战、经济战、技术战等的综合运用。由此，俄乌冲突的实质是超越欧亚大陆本身的世界级冲突，已经去“领土化”和“区域化”，而后者是地缘政治最为核心的所在，即国家在地理空间的权力关系。地理空间被模糊化了，地缘政治的地缘要素不存在了，以后地缘政治就是全球政治，世界任何一隅发生的冲突，都将会辐射至全球。如，由于跨国公司迫于美国对俄罗斯能源的全面制裁，对俄北极天然气项目纷纷撤资。俄乌之间的权力关系从原本简单的两国间，被放大到全球。今后，任何国家都需要从全球影响层面，去考量哪怕是两国间的边境摩擦。

改变了地缘政治的行为主体“国家为主”。俄乌冲突伴随武器流失、难民问题、环境破坏、粮食危机以及对国际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包括纳粹主义）的刺激等。非国家行为体纷纷被裹挟其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如，3月26日美白宫发表声明说，为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与欧盟委员会、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领导人决定，将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之外。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是一个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中立性国际组织，但其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与地区，直接成为冲突的传导器。今后，任何国家都需要从国际关系的各类行为主体反应，去评估哪怕是最小的贸易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