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算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土地面积小、自然资源少、耕地只占20%、人口密度在1000万及以上的国家中排名第三、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成为“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成员国；2017年，韩国是世界第十四大经济体和第五大出口国。因此，韩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希望又是挑战。如果韩国成功了，其他国家没有理由不能。

　　然而，是什么让韩国经济快速增长成为可能?特别是在政府角色方面，这仍然是未解之谜。对于或多或少影响到经济中所有行业和经济主体的宏观政策，人们已经达成广泛的共识。 韩国政府提供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进行了投资，并在其经济政策中保持了外向型，等等。

　　传统观点认为增长是“政府主导”的。在宏观层面，韩国政府通过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投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保持经济政策的外向型等，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行业层面上，政府的作用并非如此正面。它实施了大量干预市场和改变结果的政策。如果说“政府主导”是指韩国的“奇迹”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政府主导了经济活动并通过其干预政策劝导私营企业，那么这是误导。干预政策的一个突出案例是20世纪60年代的促进出口。

　　依此，韩国的出口快速扩张是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化背后的主要驱动力。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促进出口。然而韩国出口迅速扩张始于1961年，而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出口促进政策不可能启动这一扩张。相反，出口促进政策的灵感来自出口的快速扩张。韩国经济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但由于扭曲的外汇制度，其全部出口潜力直到1961年才得到充分发挥。官方汇率使本国货币被显著高估，多元汇率的结构极其复杂。直到1961年该体系的重大改革消除了这一障碍，经济才开始发挥其出口潜力，促使韩国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呈爆炸式增长。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出口继续快速扩张。 事实上，即使在实施出口促进政策后，韩国政府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始终坚持保护主义进口政策。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韩国政府同时推行出口促进政策和保护主义进口政策。其结果就是，出口促进抵消了保护主义对出口的抑制作用。换句话说，出口生产是在类似自由贸易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如果说出口促进政策是韩国出口成功的原因，那就是误导。如果没有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就没有必要促进出口。

　　干预政策的另一个突出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的重化工业驱动，其目标是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尖端技术产业。传统观点认为这项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它实现了建设可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重化工业的目标，尽管付出了资源配置不当、产能利用率低、日用品短缺等代价。20世纪80年代，韩国资本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迅速增加，这一点经常被作为佐证。

　　传统观点似乎基于一个隐含的假设，即一个行业如果没有政府援助就无法启动和发展。然而事实上，一个行业如果是有利可图的，那么不管有没有政府援助都会在市场经济中启动和发展。此外，重化工业政策削弱了韩国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使其实际出口额下降，并导致1980年韩国经济出现负增长。幸运的是，1979年4月，朴正熙总统终止了这一政策。 韩国重化工业发展并成为主要出口产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快速的资本积累。因为，韩国人均非居民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比欧洲国家快得多。

　　在解释出口构成从简单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尖端技术产品转变的过程中，这一点不容忽视。这种转变是经济体资本充裕的预期结果，因为这降低了资本成本，同时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资本的快速积累是韩国重化工业在世界市场上比劳动密集型轻制造业更具竞争力的原因。韩国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经验的传统观点之所以被广泛接受，答案恐怕是大力推动韩国经济表现的一个外部因素被忽视了：世界市场的巨大规模。

　　与欧洲经济体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期开始工业化时相比，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韩国经济开始工业化时，世界出口总额增长了100倍以上。因此，在工业化进程中，世界市场对韩国经济体的相对规模比对欧洲经济体的相对规模大得多。例如，1973年韩国的总出口约占世界出口总额的0.4%国内生产总值的24%。相比之下，1870年英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220%，但只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 因此，对韩国经济而言，贸易带来的收益是无与伦比的，而出口作为经济转型的驱动力，比对英国或其他欧洲经济体的驱动力要强大得多。其结果是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速度无与伦比。这就是韩国“奇迹”背后的秘密：要归功于巨大的世界市场，而不是政府的干预政策。

　　韩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增长经验之所以被称为“东亚奇迹”，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增长和工业化质量在某种意义上比欧洲国家高，而是因为它们的增长和工业化速度非常非常快。 世界市场的规模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种快速增长的原因。 在韩国，传统观点倾向于将本国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归因于出口促进或重化工业驱动等干预政策，这似乎还有另一个原因。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韩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转变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这一时期正好与朴正熙总统执政时期相吻合，朴正熙的强势政府实施了高度干预政策。显然，许多经济研究者相信，无论政府在朴总统领导下实施何种政策，都会改变经济，这在逻辑上证明了关联的因果关系。因此，“发展独裁”一词曾广泛用于对韩国经验的讨论，暗示独裁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快速增长。要想知道这一想法有多误导人，你只需认识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由独裁者统治，但其经济一事无成即可。 简言之，在韩国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支持政府的干预政策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一观点。相反，韩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可能更宜理解为韩国经济实现其巨大潜力的过程。

　　这一潜力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被开发，其所以如此巨大，一方面是因为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拥有巨大的世界市场。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贸易的障碍一消除，出口的爆炸性扩张和资本积累接连而至，经济开始发挥其潜力。 韩国制成品出口于1961年开始爆炸性扩张，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紧随其后。1961年，韩国开始迅速扩大出口，韩国以现值美元计算的出口额为4090万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8%。

　　那一年，世界总出口量大约是1820年的10倍。如果1961年的世界市场规模与1820年相同,韩国的总出口量也可能是实际出口量的1/100左右，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微小的1%。即使韩国出口从第二年开始以实际速度增长，出口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背后的强大动力。 这并不是韩国经济从庞大的世界市场中获益的唯一途径。生产率的提高肯定也相当可观。

　　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的著作问世以来，人们就一直认为一个经济体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原因是分工，而分工的程度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当然这也适用于国际分工。对于给定的出口产品，一个国家在一个大的世界市场上的出口量可能大于在一个小的世界市场上的出口量。因此，世界市场越大，一个国家用于生产其比较优势产品的资源就越多，而用于其他比较劣势产业的资源就越少，这意味着更大的生产率提升。 于是，这引起了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思考。

　　国际贸易的典型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农业和/或自然资源产品，并从发达国家进口制成品。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成功地出口制成品。经济学界很少将扩大出口视为可行的工业化战略。然而，自从一些东亚国家的出口成功以来，经济学界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那时起，经济学家就建议采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政策，而不是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政策。 毫无疑问，外向型为一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贸易收益”，有助于其经济增长。

　　在这方面，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世界市场的规模是否重要？国际贸易理论经常提出“小国假设”，即世界市场无限大。事实是，世界市场既不是无限大，也不是永远保持同样的规模。 到20世纪70年代大力推行重化工业政策的时候，重化工业在韩国的出口份额并没有大幅增长。而比较了韩国和中国台湾重化工业产品在经合组织制成品进口中的市场份额。结果显示，在重化工业政策期间和之后，韩国重化工业的市场份额始终小于中国台湾。显然,在世界市场上，重化工业政策支持对重化工业的竞争力几乎没有影响。 应该说，韩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原因是重化工业出口增长速度远快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重化工业的出口增长更快，是因为曾经劳动力丰富的韩国，由于资本的快速积累而显现出资本丰富的优势。

　　事实上，韩国在20世纪60、70和80年代人均非居民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比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工业化时期要快得多。 这种资本积累降低了资本成本，加强了重化工业的竞争力，而工资上涨削弱了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竞争力。 从1966年到1979年的13年间，韩国人均非居民资本存量与1820年到1950年130年间英国的人均非居民资本存量大致相当。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降低了相对于劳动力成本的资本成本，其结果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迅速下降，这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简单结果。这是在世界市场上韩国资本密集型产品比劳动密集型产品更具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韩国的资本积累如此迅速？因为世界市场的巨大规模使出口成为韩国经济转型的强大推动力。因此，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储蓄和投资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经济体。也就是说，韩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其与庞大世界市场的贸易。 韩国发展经验的重要教训是，在不妨碍市场力量运作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下，市场经济能够自行发挥其潜力。对于一个渴望发展成熟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策优先事项应该是查明和消除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障碍。此外，体制和政策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外向型。

　　可以说，今天的世界市场大得不容忽视，任何不认真对待国际贸易的国家都注定会落后于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