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在看似平常的外貌下，汉族人身上竟然藏着三个鲜明的生物特征，这些特征不仅蕴藏着数百万年的演化密码，还让我们在全世界的人群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或许你从未仔细观察过自己的门牙，其实它们的形状可能隐藏着古老的秘密。

这些特征从哪里来？它们如何在历史中延续，并在现代汉族人群身上表现得如此强烈？

或许，你的身体也正在悄悄诉说着属于汉族的过去和未来。你身上有这些标志吗？

从“诸夏”到“华夏”的形成与演变

先秦时期的中原地区，是一个诸侯割据却又文化交织的复杂图景。

“诸夏”或“诸华”这一称呼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周人建立的礼制文化。

周王室自称“夏”，以“夏”作为文明与礼仪的象征，将那些接受并践行周礼的邦国视为“诸夏”。

通过祭祀、典章制度、天文历法等体系，周朝成功将礼制的观念由自身扩展到四周的属国。

《左传》的记载中，“诸夏”与“华夏”的概念屡次出现，并且常常与“夷”相对立。

文化上的“华夷之辨”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观念。那些不使用周礼，不参与周文化的民族，被统称为“夷人”，与“诸夏”相对。

虽然地理疆界不尽明确，但在文化领域的界限却逐步清晰，那些认可周礼并融入其体系的邦国，几乎都能被归类为“诸夏”。

在春秋战国的乱局中，除了血腥的争霸和兼并，文化的互动与认同也在悄然进行。

各国互相攻伐，却依然服膺于同一本《诗经》的雅言，同样的礼仪形式被广泛遵守。

孔子周游列国推崇礼制，正说明了春秋时期各国依然认可周文化的影响。

这种文化纽带，在动荡中不断被强化，成为了“华夏”概念的奠基石。

秦亡之前，楚地虽位于南方，却在政治和文化上逐步向北靠拢，这种由冲突到认同的过程，也为后来的“大一统”提供了历史依据。

不过，从历史发展的轮廓看，这一文化共同体并非中原地区固守内向的纯粹自我发展，而是一直在包容吸收外来的影响，甚至是在冲突与交流中塑造独特的特性。

例如，殷商时期，王室的统治基础十分依赖周边“夷人”的参与和支持，甲骨文中许多祭祀记录，隐约揭示了当时中原政权与外族关系的微妙性。

可能正是这些交往，使得中原文明从早期就具备了吸纳异质信息的弹性。

此外，周朝亦延续了这类文化吸纳的传统。周人本身的发源地在西部边陲，这里与羌人等族群频繁接触，大量文化、技术甚至血缘交流不可避免。

所以，周人本身也并非中原的“原生人口”，他们在开始西征建国的过程中，可能已经吸取过不少边疆民族的文化精华。

秦汉一统

汉族的概念从文化的初步认同发展为实质性的共同体，发生在秦汉时期，伴随着一系列政治整合与文化传播的实践。

秦始皇的统一结束了此前数百年的战国分裂状态，将七国的疆域纳入中央集权的统治框架。

为了巩固这种新生的统一局面，秦朝实施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措施。“书同文”的推行使各地文字形式标准化，消除了不同地区文献交流的障碍；“车同轨”的制度在交通上的统一，便利了人流与物流的顺畅流通；标准化的度量衡则确保了各地经济活动和税收制度的规范化。

秦朝广袤的版图中，除了中原主体，尚囊括了南方百越族群、西北匈奴势力以及东边吴越地区。

随着秦朝对这些地区的大规模征服和实际控制，中原的礼法、语言、农业技术通过军事行动和行政措施开始渗透其中，而反过来，这些区域的风俗习惯、物质文化也对中原产生一定的反馈影响。

到了汉朝，这种跨区域的文化整合进一步深化。

“汉人”的称谓正是在这时期逐渐广泛使用，成为对这一文化与政治共同体的代表性称呼。

相比于秦朝的法家治国模式，汉朝更注重儒家思想的推广，通过儒学在政治和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牢牢巩固了华夏文化的统一性和传播深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系统性地将儒家伦理价值与国家治理合二为一，使得文化上的认同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同样重要的是，汉朝持续推动与外界的交往与联系。

一方面，在疆域的扩张过程中，通过征服与移民，南方百越地区被大规模内化，使中原的田制、宗法制度逐渐覆盖到更远的南部地域。

汉朝在长时间的统一与稳定中塑造了这一文化共同体的深厚基础。

从政治层面看，绵延数百年的统治奠定了统一政权的稳定性，而在经济与文化的层面，汉朝通过中央集权对地方资源的直接控制，以及“丝绸之路”等国际贸易的开拓，使得文化、技术和族群交流的频率空前提高。

此时的“汉人”已经成为中原居民的文化认同标签，是对于朝廷体系及其文化模式的归属与参与的体现。

汉族的“蒙古褶”与“铲形门齿”

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看，汉族作为一个庞大的族群，的确具有一些突出的特征，能够为这一身份提供科学上的解释。

这些特征包括蒙古褶、铲形门齿等，在现代汉族人群中普遍存在，成为区别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

蒙古褶，也称内眦褶，是上眼睑处的一种细微结构。

这种褶皱从内眼角覆盖部分白眼球，使得眼睛的轮廓看起来较为平滑。

这一特征并非仅限于汉族，但在亚洲民族中其分布率最高，尤其是在汉族和东亚邻近民族之间较为普遍。

而在地中海沿岸、欧洲及非洲地区，这种眼部特征极为少见。

蒙古褶的出现可能与地理和气候的长期影响有关。

在数万年的进化中，东亚高纬度地区的寒冷气候和强风环境可能促使人类逐渐演化出更狭窄的眼裂和较厚的皮肤结构来保护眼睛。

这种微妙但确实存在的生物适应过程，最终使这一特征在特定地域内的种群中广泛延续下来，而汉族正是其中之一。

另一个鲜明的生物学特性是铲形门齿，它是指上颌的两颗中门齿边缘略微隆起，中间微凹，整体形如古代的铲子或锹。

科学家通过对古人类化石的研究证实，这一特性在汉族祖先中延续了相当漫长的时间。

从1975年在云南发现的元谋人牙齿化石中，考古学家观察到铲形门齿的雏形特征，这些化石距今已有约170万年的历史。

继此之后，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等化石也呈现出一致性的牙齿结构。

毫无疑问，铲形门齿在东亚古人类身上得到了长期遗存，并逐渐演化为现代汉族及周边亚洲民族的普遍特征。

考古和遗传学研究显示，铲形门齿在东亚地区以及部分美洲原住民群体中比例极高，尤其是汉族群体，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

相比之下，欧洲人群中这一特征的比例不足10%，而在非洲、中东等地区则少之又少。

铲形门齿并非只是一个生理上的偶然现象，它可能承担了某些特定功能。

例如，这种牙齿形状能够增强食物的切割能力，尤其适合处理消耗粗糙食物的饮食习惯。

结合考古数据显示，早期的东亚人类处在一个以混合型食物为主的生存环境中，这种牙齿特征可能是对时代和地理环境的适应，而并非单纯的先天遗传。

新生之青斑：汉族婴儿的基因“印记”

在汉族新生儿的身上，青斑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

这些青斑通常出现在婴儿的腰部、臀部或者背部，看起来像是大面积的青紫色痕迹，乍一看似乎是碰撞造成的淤青，但实际上，它是由先天性真皮黑素细胞增多引起。

随着孩子的生长，这些青斑会逐渐减退，通常在幼年时期完全消失。

医学上称之为“蒙古斑”。这一特征并不只是汉族独有，而是广泛存在于东亚、东南亚等地的婴儿中，尤其在汉族这个群体中，其普及率尤为显著。

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真皮黑素细胞的遗传规律与地域和族群密切相关。

亚洲地区的群体遗传特征，反映了从远古时代到现代多种族群交互融合的结果。

尽管青斑的具体形成机制仍然是复杂的生物学研究课题，但通过对它的呈现和分布的分析，可以窥见汉族以及亚洲民族在基因层面上的相似性。

相比之下，青斑这一特征在欧洲、非洲人种婴儿中则极为罕见，显示出不同人种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异。

考古研究为青斑在亚洲人群中的形成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上的线索。

在早期古人类遗址，如中国的周口店遗址、元谋人遗址等，科学家从骨骼中提取遗传信息时，就已经发现与包括青斑在内的某些遗传特性相关的基因型。

这些遗址中的人类化石，和后期迁徙到东北亚、东亚地区的现代汉族人的祖先，在遗传谱系上展现出了清晰的连续性。

青斑这一现象由此被认为是东亚族群在长期迁徙、定居和演化过程中残留的一段基因印记。

具体到汉族这个群体，青斑的普及率，也与其长久以来的文化与人口流动有着直接联系。

汉族的形成经历了多阶段、多区域的族群整合过程，融合了中原和四周的不同人群。

在这种多样性中，青斑作为易于遗传的显性特征，得以大规模保留下来，对其形成和传播的机制起到关键作用。

在汉族的身体特征中，青斑和蒙古褶、铲形门齿等一起，成为稳定而独特的生物学符号。

参考资料：[1]祝海歌,乔辉,杨晨,管海娟,张航,文少卿,夏斌,谭婧泽.中国汉族、回族、蒙古族、苗族和维吾尔族的牙齿形态[J].人类学学报,2024,43(4):613-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