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水清，出生在1969年，老家在湖南益阳的沂溪河旁，一个山清水秀却又偏远的小山村。

说起来，我这个名字还挺有来头的。

我父母也是大字不认得一箩筐的农民，他们婚后，先后生下了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姐和二姐。

要知道在那年代的农村人心里，家里没有儿子，那就是“绝户”啊，和邻里之间闹纠纷都说不出硬气话。

父母当然想生个儿子，于是便怀上了我。在我出生之前，邻居几个老奶奶每天都会指着我母亲的肚子说：瞧你那肚子那么圆，只怕还是个姑娘啊。

每当那时候，父母心里虽然在揪痛，可脸上却还得装作不在乎地回答：就算还是丫头，那也是我老黄家的血脉，我们都还不算老，那就继续生呗。

我们老家虽然穷点，但相比起湖区来说却也算得上风调雨顺。但69年那年夏天，却连续下了两个多月的雨水，沂溪河里的黄泥水几乎就没退过。

黄泥水先是漫过河床，然后把我们家门口的那塅水田给淹了，这还不算晚，最后，洪水竟然浸到了我们家门口。

眼见得黄泥水上了阶基，父亲连夜就把母亲和两个姐姐送到了地势高的乡亲家里借住，他自己则守在家里，总不能丢下不管吧。

据我父亲说，他一个人在家里守了三天。洪水一点也不见退，上游冲过来一根老大的房梁树，精通水性的父亲，就把那棵树截住了，扎个蚂蟥钉用根绳子绑在自己家的屋柱上。

后来，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几个，做人绝对不能贪心。因为父亲眼红那棵大树把它绑在屋柱上，洪水的冲刷下，连带把我家的屋柱也拖走了。

等到洪水退去，我们才回家，只不过出门时是母女三个，回家就成了母女四人——我出生了。

尽管父母心里太想要个儿子，但我真的生下来，他们还是没有任何的嫌弃，倒是邻居乡亲们多少说点闲话。

母亲带着我回家坐月子，父亲一个人在门口抽烟，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一个好名字。

按照他的计划，如果生了个儿子，那就要请村里的老先生起个好名字。如今还是女儿，那就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没有读过书的父亲，连续抽了三袋旱烟也没个头绪。最后站起来准备放弃时，突然看到眼前正在快速退去的洪水。原本像黄泥汤一般，那几天已经开始清澈了。

那就叫水清吧，这名字好听，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于是，水清就成了我的大名。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的这个“结果”在村里得到了不少的好评。就连老学究珍爷爷也说：你这农哈哈还真看不出来，能想出一个文雅的名字来。

有两个姐姐带着，我就那么摇摇晃晃长大。我3岁的那年，弟弟出生了，这可真成了我们全家的宝贝疙瘩，我们三个姐姐都会主动带着他玩，也像只小母鸡一般护着他。

弟弟很调皮，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时，总会经常闯祸，要不就是抢了人家手里的红薯，要不就是摘了别人家的黄瓜，可他个子又比较小，于是经常被欺侮。

每当弟弟受到欺侮，大姐二姐还算好，毕竟年龄大点也懂事多了，一般只是和别人讲道理。

但我就不同了，能动手的就尽量别动嘴，不管有理没理，帮着弟弟打回去再说。

这样一来，我在孩子们眼里就成了大姐大，几乎到了无人敢惹的地步，甚至那些同龄的男孩子也不敢轻易造次。

我很享受这种“孩子王”的待遇，也经常带着大伙一起在村里“打江山”。其实作为女孩子，虽然作风泼辣，却还是多少保持着克制。

当年的女孩子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踢毽子，这里就不得不说农村孩子的创造能力了。我们的脑子里，根本没有“买”这个概念，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动手：

找根小竹子削成小段，要不就是找个算盘珠子，这两种都是毽子的“根部”材料。然后就满世界地找鸡毛，把鸡毛插在那个小竹筒或者算盘珠的眼里塞紧就成了毽子。

可鸡毛也是有讲究的，最好的当然是公鸡尾巴上那几根长毛，其次就是公鸡翅膀上的那几根，至于母鸡毛根本就不能用。

如果是年关时节还好，家家户户基本都要杀鸡过年，可平时就根本找不到，想要做个毽子，鸡毛就成了最紧俏的物资。

那一次，我们几个又有了踢毽子的想法，可实在找不到鸡毛，连续三两天都只能干瞪眼。

最后几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有个叫“锅巴”的男孩子提供了线索：“牛粪”家里那只大公鸡经常在村口那条小溪里玩。

“牛粪”是谁？按辈分的话，我们应该叫他牛大伯，也是我们村里为数不多读了几年长学的人。

当年土改的时候，我们村实在太穷，只有他家有几亩地，再加上他又经常看书，在一群农哈哈里显得鹤立鸡群，于是便被划成唯一的富农，据说曾经挨过不少的批斗。

这样一来，牛大伯的名字没人叫了，几乎所有人都叫他牛粪的绰号，就连孩子们也跟着这么叫。

只不过，牛大伯脾气真的好，不管是谁、即使是三五岁的孩子叫他牛粪，他也乐呵呵地答应着。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富农”这个概念已经不是那么“臭”，但也暂时没有摘帽，牛大伯和乡亲们的关系好了一些，却也还是个边缘人物。

牛大伯家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前几年嫁人，小儿子叫三娃，比我大了那么两三岁左右，或许因为家里成分不好，三娃也还没有上学。

我正在发愁去哪里找上好的鸡毛呢，听到这个消息，而且还是牛粪家的公鸡，当即就拍板去拔鸡毛了。

走到小溪旁，很快就找到了那只大公鸡。其他小伙伴有点胆怯，我就只好安排：你们负责把公鸡堵住，我亲自来动手。

大家虽然都只是五六岁的孩子，但好在人多，还有模有样地排兵布阵，闹腾了一下最后还是把大公鸡抓住送到了我手上。

我这时候还真表现出一副领导者的气质，接过大公鸡，三下五除二就把尾巴上高高翘起的那几根毛给拔下来。

大公鸡在我手里喔喔乱叫，小伙伴们在旁边鼓噪，我心里就越兴奋，一下子就收不住手，干脆把翅膀上的那些长毛也给拔了个精光，还把在手中乱弹的大公鸡左右打量了几遍，确认没有遗漏才放开。

公鸡“死里逃生”般地钻进了草丛，我则志得意满地带着大家去做毽子，然后就在晒谷场上欢乐地踢起来。

眼见得天黑了，牛粪家突然突然传来一阵叫骂声，那是三娃他母亲在吼叫。

虽然她家是富农成分不好，家里的男人连带三娃都“老实”，但三娃他母亲可不好惹，于是我们便一哄而散。

我手里拿着两个毽子，兜里还纂着用剩下的鸡毛，表面上波澜不惊，心里却还是有点慌乱。悄摸摸想要回家，没走几步就遇到一个人——三娃。

一直以来，三娃在我面前都是很老实的那种，尽管比我大了两三岁，可我一点也不怵他，今天却总有点心虚的感觉，低着头准备侧身溜走。

可三娃却主动拦着我说：水清，是不是你把我家的公鸡毛给扒光了？

我赶紧把手里的毽子藏到身后，可这个小动作马上就被三娃给发现了。我正在琢磨怎么解释时，三娃又对我说：

你想要踢毽子就早说嘛，干嘛直接去拔公鸡的毛呢？还把它拔成了秃子。

说完，三娃还从口袋里拿出来一个毽子，用算盘珠做的底座，毽子的毛羽修剪得很整齐，甚至还涂上了红蓝两色，和我手里这个比起来，那可真的漂亮多了。

见我不敢接他手里的毽子，三娃主动把它塞到我手里，最后还说：公鸡虽然是动物，但我们也要多点同情心，不能那么残忍哦。

不知道为什么，三娃这番话让一向不服输的我无言以对。

或许是心里有愧，或许是他没有骂我反倒给了我一个漂亮的毽子，我也自认为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人家以德报怨，还真让给我感到很迷茫。

三娃他母亲的骂声没有持续太久，应该是被牛大伯和三娃还给劝住了。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敢从他家门口过。但看到三娃，我心里就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好感。

转眼到了七岁，我开始上学了，9岁的三娃和我们一起上学。自从有了那次大公鸡事件，在我心里，对他一直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三娃的大名叫秉文，很多年后才知道，这个名字还出自诗经，里面有句话叫“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自从上学后，不知道是秉文年龄大点的缘故，还是他原本就很有天赋，反正他的成绩一直就是第一。

而我虽然以前嘻嘻哈哈像个男人婆，但真的上学后，倒也不算笨，虽然成绩比不上秉文，但在一堆孩子里也算是上游水平。父母对此也很是欣慰，只希望我将来能有点出息。

上了初中，我和秉文还是在同一个班，因为比同学们的年龄都大，身高也是最高的，我们这群“毛孩子”还对未来一无所知的时候，秉文应该就有了很清晰的打算。

我的成绩依旧算不错，但也就是班上前十的样子。那一天放学回家，路上竟然只有我和秉文两个。

过了村口那条小桥，秉文突然问我说：水清，很快就要到初三了，到时候的中考，你有什么打算？

我还真没有打算，对我来说，父母嘴里说的“有出息”，无非就是考个中专，出来就有分配，端上铁饭碗就有工资领。可惜的是，凭我这样的成绩，考中专已经是比较遥远的事。

见我不出声，秉文继续对我说：我不想考中专，我一直想上大学，那就得读高中。但我看你的情况，性格大方又爽朗，虽然成绩不算特别突出，也更适合上高中读大学。

秉文的话虽然不多，但在我心里还是激起了波澜——不错，人的成长往往就在一刹那间。在那之前，我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但就在秉文那番话之后，我突然也知道了一些。

整个初三，我的学习突然就突飞猛进，主要是学习上的态度变化。中考的时候，也就顺利考上了县里的一中，和秉文继续成了同学。

父母对我没有考上中专曾有点耿耿于怀，但如今能考上县一中，也算是给他们挣了面子。

相比起来，两个姐姐和弟弟在读书上，显然不能和我相比。弟弟相对更多宠爱，成绩自然也难上去。

去县城上学，我们整个乡都只要两个人，那就是秉文和我。对我这样的姑娘家来说，有个熟悉的同伴，自然就在心里更多一份踏实。

这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了，自从包产到户之后，所谓的“成分”已经不再有人提起，牛大伯曾经那个“牛粪”的绰号却一直在延续。

因为家里条件不错，也因为读过几句书，牛大伯在村里的地位也提高了，甚至连我父母，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去请教一下他。

或许是我和秉文都在外地读书之故，牛大伯和我父母走得更近一些。他每个月都会来一次县城，就是看看儿子的学习状态，然后带他去小饭店里吃顿好的。

每一次过来，都会让秉文把我叫上，一开始我还不想去。虽然是一个村走出来的，但毕竟无亲无故，怎么好意思白吃人家的呢。

后来，牛大伯便告诉我说：临走前你父母给了他一些钱，让我到时候叫上你。我一开始还信以为真，直到过年放假回家才知道，牛大伯那是在骗我呢。

我和秉文之间一直就那么若即若离地做着同学。整个高中阶段，除了最开始第一个学期微落后一些之外，依他的成绩依旧能保持在年级前三之内。

受他的影响，我虽然不如他，但也不会拉下太远，至少在女同学里，我算是很拔尖的那一部分了。

87年我们上高三，马上就要高考了，相比起大多数同学来说，秉文和我似乎要平静很多。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么多年一起上学，我们已经成了最熟悉的人，在我的心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对秉文也多了一丝依赖。

秉文一直在安慰我，让我不要着急，只要考试时能发挥出正常的水平，完全能够考上不错的大学，这也是我心里相对平静的原因。

果然，高考结束后，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同一天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都在省城的大学，我上的是师大，秉文的学校就在隔壁。

这或许就是命运的神奇吧，我们俩花了十几年的努力，总是未能挣脱对方的影子。上大学的四年里，我们就那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大学一毕业，我们就结婚了。

很多年之后，每当我们夫妻说点玩笑话的时候，丈夫总会说起那只被我拔光的大公鸡。而我当然会耍赖，说你送给我的那只毽子，肯定是居心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