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骆玉明

讲中国文学史，为什么要讲诸子文章呢？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诸子文章并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这里我需要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如果同时看中国文学史和西方文学史，会发现不同。西方文学史中牵扯到的散文类的东西，比如《蒙恬随笔》这类，是相当少的，我们讲的“文章”这一类东西，在西方人的文学观念中只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西方人认为它在文学史上没有很重要的意义，西方历史上也没有很多名家去从事散文类的写作。然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文章”的写作和做法，历来是很多人所关注的事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非常高，从秦汉文章到唐宋八大家，再到今天，名家散文和写散文的名家有一长串。当今的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实际上是一个西方模式的东西。

第二个问题是，“文章”这一类作品，或者叫我们常说的散文这个类型，为什么属于文学？我们需要探讨：什么是文学的？什么是非文学的？这不是很容易区分清楚的，因为它的界限不太明确。比如在六朝时期曾经产生过一种理论，就是“文”和“笔”的区分，试图以此把文学写作和非文学写作区分开来。简单地说，“文”是指美文，“笔”是指实用类文章。但是这个“文笔之分”后来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

“文笔之分”在六朝时的主要界限就是骈文和散文。这些概念里也有很多东西需要解释，我们一般讲散文的时候讲的是一个大概念，既包括散文，也包括骈文。但还有一个小的散文的概念，是和骈文对立着被看待的，文章根据讲究对偶和不讲究对偶来区分，对偶的文章叫骈文，不对偶的文章叫散文。六朝讲“文笔之分”的时候，“文”的主要特点就是骈偶文。为什么以骈偶作作为文学类文章的标志呢？因为骈偶标志着高度修辞，高度修辞也就是高度美化。这一点后来遭到了唐宋古文的反对，所以最终没有得到认同。因此，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所谓文学散文和非文学散文的边界是不清楚的。

由此，我们来说诸子散文。

我们知道，先秦的诸子散文主要是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的思想表达。先秦的诸子学说中，对中国后代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三家——道家、儒家、法家。

这三家都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换句话说，当我们立足于某一个点去同时看这三家时，就会发现，道家、儒家、法家从各自的立场上出发，提出了同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合理的社会，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简单地说，一个合理的社会是依靠什么形成的？

按照儒家的观点，一个合理的社会，它的核心是人的德性。虽然孔子没有讲人性善恶的问题，但是在孔子的学说里，“仁”是核心的观念。仁，意味着人的道德完善，也就是说，人的道德完善是最重要的。发展到孟子，他提出一个“性善论”的学说。其实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性善论”，核心观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一个社会要成为一个好的社会，最首要的是道德问题。只要人的道德普遍好，世界就是一个好人的世界，好人的世界当然是一个好的社会。这是儒家的思想。

道家的思想是崇尚自然。什么叫崇尚自然呢？就是认为事物都有它的自然天性，遵循它的自然天性而运行，就会构造出一种合理的关系，达成一种和谐。虽然万事万物都是有冲突的，但是如果没有外来力量，事物自己内部会达到一种很好的调和。如果想构建出一个好的社会，就不要人为地设计这个社会，不要用人的意志去干涉这个社会。这是道家的观点。

法家的观点跟儒家、道家都是对立的，跟儒家对立得更明显。在法家看来，一个好的社会，它的核心问题是刑法。当然，古代的法家跟现代的法律概念，虽然有关联，但是不能够等同起来。法家所讲的“法”，是一种用政权的力量来控制大众的法。在法家的眼里，人性根本上是恶的，人的最大特点是趋利避害，每个人的根本要求就是得到对自己好的东西，躲避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而国家要做的事情，是根据人这种趋利避害的特性去掌控人，用利益诱导人去做国家想要他做的事情，用刑法和暴力去强制他不做国家所反对的事情。

以上是我对这三家的解说，也是最简单的解说，但也是最核心的解说。

总结起来，在儒家看来，世界的核心问题是道德问题，只要人成为了好人，世界就是好世界；在道家看来，最好的世界是一个自然性的世界，事物按照它的天性去运行，就可以达成和谐；在法家看来，一个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是刑法的问题，倡导国家用权力去控制民众，使权力的意志能够得到最高的实现。这三种学说包含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