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是一位重要的现代学者与文化先驱。他积极倡导白话文，认为这能让更多人理解知识，推动文化的普及。在他的推动下，白话文逐渐在教育领域得到应用，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此外，胡适还提倡科学思维，鼓励人们以理性的态度对待问题，这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学术方面，胡适的研究涵盖了多个领域，他的学术著作广受赞誉。他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教育家，致力于提升教育质量，培养新时代的人才。胡适的思想开放包容，他乐于接受新观念，同时也尊重传统。他认为，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辅相成。这一观点在他的许多著作和演讲中都有体现。总的来说，胡适先生以其深厚的学识和前瞻性的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精神和理念至今仍激励着许多人。

我的文章《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知》在《书屋》杂志第八期刊出后，迅速获得了反馈，这令我感到欣慰。近日，我收到了胡胜华先生的来信，他既表达了对文章的赞同，也提出了一些异议，读来让我收获不少。然而，经过深思，我察觉到似乎存在某些误解，尤其是关于我对胡适看法的部分。胜华先生似乎对我将胡适排除在自由知识分子之外有所不满，认为我忽视了胡适的重大贡献。在此，我需澄清，我并非胡适研究的专家。在胡适的功绩方面，胜华先生作为近现代史研究者，无疑掌握着更多的一手资料，也更具权威性。但我认为，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与他是否具备自由知识分子的心态，或许应视为两个不同的问题。当然，胜华先生的关注点不仅限于胡适的学术观点，还包括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争取自由、民主的政治立场，以及他勇于面对强权、直言不讳的独立品格。

然而，若依据这样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拥有众多可被视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人士，从历史中关怀国家与民众的士大夫，到当代那些致力于“为民发声”、“解救民众困苦”的有志之士，皆属此类，如此一来，我撰写的那篇文章便显得多余。实际上，我之所以特意撰写文章阐述我所认知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自觉”，正是因为我深刻体会到，仅仅坚守一种“异议立场”，即便是基于自由主义的见解，甚至不惜为此与掌权者产生对立，也不足以奠定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石。因为，一个秉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士大夫，在当代背景下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仅限于采纳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样可能吸纳自由民主的“治国理念”。但内心状态却可能全然缺乏自由，仿佛一位满怀才情却不得志（无论是无法遇到赏识的君主还是其他原因）的智囊。

理解了这一原则后，现在可以对胜华先生列出的七点疑问给予答复。

一、胡适依照新方法对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梳理，他不仅引入了新式标点系统（而非胜华所言的“创立”），还积极推广白话文，引入了实验主义思想，对儒家传统提出了批判，改革了丧葬礼仪，倡导怀疑精神，探讨了民主政治理念，并推动了现代教育的发展。这些成就无疑是胡适的重大贡献，广受认可。然而，胜华提出质疑，认为这些活动“竟然并非建立在个人专业研究和学理探讨的基础之上”。这样的观点，显然难以令人信服。但在此需要澄清，我并未意指胡适的所有学术及文化活动（包括文化宣传）缺乏专业与学理支撑。我所指的是，儒家知识分子对掌权者的“批判”这类政治行为，可能并非完全基于个人的专业研究和学理分析。或许胜华先生在理解上存在偏差。

胜华先生针对我提出的“‘五四’运动后的知识分子遵循中央政权或自诩‘天道’代表的政治力量指令”的观点提出异议，他特别指出胡适既未顺从北洋军阀，也未依附国民党政府。然而，胜华先生未就胡适是否遵循那些自视为‘天道’代言的政治力量这一点作出阐释。事实上，胡适与历史上的儒家学者相似，他所服从的并非某个特定的执政者，而是他内心认同的国家政治层面的‘正道’。尽管他对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多有严厉批评，但其批评模式始终如一：认为当政者未能展现出开明君主应有的风范，建议当权者应当变革图新，与时代同步，甚至“效仿古代专制帝王，不时发布征求直言的诏令”。这种“近乎对待孩童般的口吻”，本是历史上“帝王之师”们常有的心态，并无特别之处，只是在当代已较为罕见。其实，即便在过去，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多见（远非“百里挑一”），不论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在封建帝制时代。

二、我认为胡适实际上扮演的角色更接近于传统的“直言敢谏者”，而胜华则认为我的比喻不恰当。他提出，胡适与掌权者的地位实际上是平等的，且胡适一生致力于思想变革与革新，并未深入参与政治活动（尽管这一点或许有待商榷）。在胜华的观点中，只有对掌权者表现出顺从态度的人才能被称作“直言敢谏者”，而胡适更像是蒋介石的“挚友”，保持了一种超脱且独立的政治立场，堪称“政治上的清流”。值得注意的是，“挚友”与“直言敢谏者”这两个称谓都是胡适自己所提及的，他曾在致汪精卫的信中提及这一点。

我真诚地希望先生能同意我置身于政府职务之外，以一名直言不讳的臣子身份为国家效力，同时作为政府的一位诚挚友人提出建设性意见。

中国历史上，虽有少数士大夫凭借“天道”信念，勇于在帝王前直言进谏，此类事迹偶有流传，成为佳话。孟子亦曾言：“民众至上，国家次之，君主为轻。”然而，这种观念并未实质改变君臣间的既定秩序。蒋某人自诩以“诤友”之态相待，实则虚伪；胡适自称“诤友”，则显得过于天真，不切实际。易竹贤先生所著《胡适传》（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十章，标题选用“‘独立’的诤臣”，而非“独立的诤友”，这一表述更贴近史实。

三、我表达的观点是，相较于胡适，我认为鲁迅展现了更为强烈的自由知识分子独立性与批判意识。这隐含着胡适同样具备一定的自由知识分子独立性和批判意识，但其程度不及鲁迅。然而，我又指出胡适在本质上仍倾向于传统儒生的特质，这似乎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定义相悖，看似构成了一种“矛盾”。实际上，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反映了胡适本身的内在冲突：他一方面致力于追求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另一方面，其深层观念中仍保留着儒生的特质。我指出这一矛盾，本身并不构成逻辑上的矛盾。

我并未断言他非自由知识分子，而是指出，尽管他展现出自由知识分子的外在，但其内心深处仍留有旧式儒臣的影子，这一点上，鲁迅的表现超越了他。我提及的“重大误区”不在于世人将他视为自由知识分子这一认知，而在于仅凭他倡导自由主义，就片面断定其人格全然自由。依我之见，他仅能算作一个“半吊子”自由知识分子，相比之下，鲁迅的自由立场更为坚定。

四、对于胡适被形容为“明智豁达”，“后继有人，传承不断”，而鲁迅则被说成“不合常规，违背常理人情，让后人难以追随、学习”的说法，在我看来，这更像是赞美鲁迅而暗讽胡适。胡适无疑更易被中国大众接纳，因为他不仅富含传统元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种“学术正统”，与儒家学者有着深厚的联系；鲁迅则是独一无二的，他敢于挑战“常理人情”，提出质疑：“一向如此，就对吗？”

五、鉴于胜华认同我对于蔡元培先生拥有前清进士身份与其号召力之间存在某种关联的推测，并认为这“亦可视为一种观点”，故而关于此点，我们或许可以略过不提。

六、胜华先生提出观点，认为鲁迅既已讥讽胡适等人的批评为奴仆之态，何不采取更直接行动，譬如“亲自揭开‘老爷’的面具”，并引用梁实秋在《回应鲁迅先生》中的类似讽刺，意指鲁迅倡导暴力革命，而非仅限于文字斗争。遗憾的是，梁实秋此举似有故意混淆视听之嫌，虽含有论战策略考量，但也难掩其可能借政府之力置对手于困境的意图，在当时环境下，此举并不显得正直无私；相比之下，胜华先生的理解则显得颇为片面。实际上，以鲁迅的睿智，不可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所有文字批评皆属“奴仆之态”，否则便只剩下“武力对抗”一途，这一逻辑梁实秋理应明了。然而，胜华先生却未能领悟这一点，反而错误地认为鲁迅仅凭一时意气，言行脱节。

七、我列举了一系列西方知识分子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旨在指出中国历史上缺乏自由知识分子的传统，并且除了鲁迅之外，“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尚未意识到这一差距的存在。胜华对我所列举的例子中“无一中国人”（鲁迅除外）表示不满，这是合理的反应，相较于传统主义者因“无一西方人”符合中国式士大夫形象而自鸣得意，这种不满显得更为积极。至于胜华提及的李敖这一“人物”（我个人不太倾向于使用“标杆”这类词汇，正如我对所有“标兵”“楷模”的称呼都持保留态度），我同样给予认可。然而，他不仅追随胡适的脚步，也继承了鲁迅的精神。从思想的敏锐和文笔的尖锐来看，他与鲁迅更为接近。

然而，相较于胡适，他在某些方面或许有所超越，但在鲁迅面前却未能企及，尤其是缺乏鲁迅那种深刻的自我反省与拷问精神，更多展现的是孤独与圆滑（这也是鲁迅偶尔流露的情绪）。当然，对此事的看法因人而异，我并未深入研究，不能算作定论。加之李先生依然健在，评价其一生还为时过早。关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是否因缺乏自由精神而走向没落，这取决于我们的态度。鲁迅早在七八十年前就已大声疾呼，但当时响应者稀少。时至今日，确实有衰败的迹象，这从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以及21世纪初的“学术腐败”风波中可见一斑。但我相信，只要有人能像鲁迅那样认识到自己与自由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差距，并致力于克服自身的不足乃至“劣根性”，中国知识分子就仍有希望。

究竟何谓自由知识分子？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已略作阐述，现欲对其进行简要总结。自由知识分子，指的是将个人自由视为其知识体系之基石的知识群体，同时，他们也将追求知识的目标视为实现个人自由的最终目的（即“为了自由而追求自由，为了真理而探寻真理”）。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否困难？我认为并非如此。从外部环境来看，现今中国绝大多数，约八九成的知识分子，都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主要取决于一种心态，一种“身份自觉”，而非要求个体超脱尘世。

自由思想家同样身为凡人，也难免拥有人性的多种缺陷，我所提及的西方思想家范例均不例外。成为自由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个体需如某人所述那般“自我约束，远离尘嚣”，更非强制要求“英勇献身，舍己为人”。其核心在于，个体应清晰界定个人的真实追求，不迷失方向，避免从事有害于既定目标的行为。归根结底，这是一种理智的选择，体现了基本的道德自律。某人批评我“标准过高”，这反映出他并未准确把握我的意图。相反，他虽然反对仅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探讨思想家议题，却又提倡“明辨是非，弘扬正气”，即一方面利用文字与证据作为武器，广泛揭露思想界的不足，以警醒众人，让不良行为有所收敛；另一方面，树立典范，赞美那些真正值得尊敬与效仿的杰出人物。简而言之，他主张在道德层面严厉批判不良行为，同时高度赞扬圣贤。

然而，这正是我们当前广泛推行，甚至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实施却成效有限的“品德培育”实践。其成效不佳，或许正是由于以“圣贤之德”标准来衡量普通人，导致期望过高的结果。自由思想家并非“圣贤”，亦非“君子”，他们更像是真实的“凡人”，如同鲁迅或尼采那样，带有个性、有所偏见且情绪化的“不易相处”之人（参考孔子所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此处取其字面意义），但他们具备“品德”，即明确自身所求，坚守个人的信念与底线。他们不愿也无意成为众人效仿的典范，只愿保持自我本色。中国当前缺乏此类知识分子固然遗憾，但更令人担忧的是，缺乏能够理解和接纳这类知识分子的人群。

当今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稀缺，根源不在于物质条件的匮乏，而在于思想观念的滞后。许多人认为，知识的“价值”仅在于为掌权者所用，以治国安邦，否则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能退而求其次，用以满足物质欲望，且将物质满足的程度作为评判知识分子成就的唯一标准。然而，物质欲望的满足并非低劣，实乃人之本性，问题在于，这并非知识分子独有的追求，商人或其他职业者同样可以实现。身为知识分子，除了谋生之外，应怀有独特的目标。这一目标在过去往往被限定为辅助统治者治理国家，成为众人敬仰的道德典范，这无疑过于理想化。如今，这一目标应转向对知识本身的热爱与探索。对于那些缺乏对知识兴趣与热爱的人来说，从个人角度出发，或许应避免踏入知识分子这一行列，以免感到痛苦与不适。

以下是对前述浅显阐述的另一种表达，不知胜华先生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