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因“酒托”诈骗入狱、因高颜值通缉照走红的四川绵阳女子卿晨璟靓，在刑满释放后转型网络主播，却因账号被平台无限期封禁引发热议。这场争议不仅关乎个人选择，更折射出法律、道德与平台规则的交锋，以及社会对刑满人员再就业的复杂态度。

事件回顾：从“通缉犯”到“网红主播”的流量博弈

1. 犯罪与走红交织的起点

2018年，卿晨璟靓因参与“酒托”诈骗团伙被通缉，涉案金额超140万元。警方发布的身份证通缉照意外因颜值引发关注，网友称其为“最美通缉犯”。她随后投案自首，201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

2. 出狱后的“改邪归正”人设

2025年3月，她以原名注册短视频账号，头像沿用通缉令照片，简介标注“2018年头条人物，现已改邪归正”，并预告直播计划。其内容围绕“大牢出来的女人”“最美酒托”等标签，甚至透露服刑细节（如“减刑很难”），吸引超8000粉丝。

3. 平台封禁的逻辑

抖音官方声明称，其账号因“利用违法犯罪经历博取流量”被无限期禁言并抹除粉丝。此前，她曾因同类违规于2024年被封，此次为新号复出后的二次违规。

争议焦点：法律赋权与道德底线的冲突

- 法律框架下的择业自由

我国法律仅限制刑满人员从事公务员、律师等特定职业，普通行业（如主播）无明确禁令。封禁主因并非前科，而是其内容违反平台规则。例如，直播标题“大牢出来的女人”涉嫌消费犯罪标签，触碰《社区自律公约》红线。

社会价值观的撕裂

支持者认为，刑满人员有权重获新生，“浪子回头金不换”；反对者则批评其“贩卖恶名”，可能误导青少年形成“犯罪可获利”的错误认知。网友评论两极分化：“该封！这是教坏小孩”与“应给予改过机会”并存。

平台治理的两难困境

放任此类内容可能损害平台生态，甚至被贴上“罪犯聚集地”标签；但过度限制也可能加剧刑满人员生存压力。数据显示，我国刑满人员再犯罪率约8%，与社会歧视导致的就业难密切相关。

反思与启示：如何平衡包容与底线？

1. 改过自新的“正确打开方式”

真正的悔改应体现在行动而非营销。例如，卿晨璟靓曾参与反诈宣传，若持续以“反诈志愿者”身份警示公众，或记录创业历程，或更易获得社会认可。反之，消费犯罪经历本质仍是“诈骗思维”的延续。

2. 平台规则的细化空间

建立分级管理机制：对利用犯罪标签引流的内容加强审核，同时为正向改造故事提供流量扶持。例如，广西“窃·格瓦拉”周立齐出狱后转型电动车销售，未以“偷电瓶”为噱头，成为相对成功的再就业案例。

3. 社会支持体系的完善

企业可探索“犯罪记录分级评估”，对非暴力、非公序良俗相关犯罪者适度开放机会；政府可提供职业培训，减少其对“流量捷径”的依赖。

结语：自由有界，包容需底线

法律赋予刑满人员择业权，但自由并非无界。平台封禁“犯罪营销”账号是对社会责任的回应，而构建更包容的再就业支持体系，则是全社会需共同面对的课题。唯有在给予重生机会的同时，拒绝为“恶名变现”开绿灯，才能实现真正的“浪子回头”。

正如网友所言：“三观端正的回归，远比直播间掌声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