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人权指人享有的人身自由和各种民主权利。人权之所以被看作一个伟大的名词，是因为它所包含的人道精神、法治精神和大同精神，合乎人类进步的要求，构成了人类进步的动力。

由于对人权内涵的理解始终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家”、“国”、“天下”理念为基础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和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的人权意识更偏向于大同社会，而不是个人追求的自由和权力，古代的人权，也是倡导以民为本的家国天下。

在中国古代君权至上的社会里，根本没有人权这个词，人们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西方社会的个体自由的观念，有的是整体主义观念，这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中国古代完全是伦理社会，注重血缘关系的家长式社会里完全没有自由主义的生存余地，整体主义也适合黄河流域生活的人们生存方式，亚洲特有的儒家文化中，家庭是国家组成的重要组成方式，黄河流域的河水泛滥，抵御匈奴的入侵，都需要整体的力量，从而形成注重集体的文化传统。

中国的传统社会，农业社会是占主要地位的，而开垦农田种植农作物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每个人是无法独立进行农业种植的；中国古代统治者在社会上宣扬文化也是以“忠”和“孝”为重点，以家为基础出发点，集体进行劳作，一些优秀的文化和精良的手艺也是以血缘为基础传承下去，这也是和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发达而工业社会不发达有关。

在中国古代的朝代里都是“君权至上”，统治者把所有的大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要求“君为臣纲”一切以国家为重，普通人们的个人思想是完全被抹杀的。理学家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求，鼓吹天下为统治者所有，统治者是绝对的地位，还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首先看的是伦理身份，父子、夫妻这些血缘身份是最初的。

在古代中国，人们改变自己低微的社会地位就是参加科举选拔，学而优则仕，而学习时儒家的伦理纲常必不可少，家国一体的思想在古代人们的思想中占据着主要地位，整体主义在人们中间代代流传下去。

在中国古代根本没有权利可言，中国的伦理文化阻碍了个人思想的发展，虽然到了唐朝和清朝有所进步，但是其意义仍然很小。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在封建王朝仍然得不到发展，西方国家的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差异仍然无法缓解，人权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同。

随着奴隶制的逐渐瓦解和封建制的不断发展，西周王朝的日渐衰弱和众多诸侯的日益强盛，各个流派的思想家们，站在不同的阶级或者阶层立场上，纷纷推出适合本阶级或者阶层利益的社会主张，整个思想领域各种新学说和新观念层出不穷，一派百花争鸣的壮观景象。

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和学说中都包含了丰富的人权理念。以仁爱为代表的孔子，他所有的学说，都围绕“仁者，仁也”、“仁者，爱人”，都是围绕“人”的。孔子的仁学理论，是中国古代朴素人权思想的集中代表和最高成就。

孔子在对前朝的礼节进行归纳总结以后，认为最健全的即为周礼，周代的礼是贵族性、等级性、宗法性很强的，而孔子所要推行的“礼”，实际上是使之平民化、大众化，适用于人民大众的。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令刑罚所凭借的是居高临下的强制权力，其效果只能使民众有所畏惧，为免于刑罚而不敢为恶，但对恶行并无羞耻之心。人不做坏事如果只是出于想做而不敢做的心理，还是难免会出乱子。要达到人人慎独的大同社会，为政者就必须以“德”和“礼”来治理国家。“

孟子的人权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人本思想上，并且其人本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人学理论的深化。孟子不仅继孔子之后，明确提出爱人的主张，对于诸侯来说，应把人民视作宝物。他说：“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把人民当做宝物加以爱护，这是孟子心中更为重视爱护人民的表现。

荀子在《荀子·子道》篇中，十分赞同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并对这一思想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证。荀子提出“爱民”乃是国泰民安的前提，政治公平，热爱人民，不仅可以使国泰民安，且也是作为执政者的行为大节，关键要务，荀子进一步强调了爱民的重要性。

作为道家的代表，老子的爱人精神基于下述社会条件：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是个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剧烈社会变革时代，也是一个各封建小国间不断进行兼并战争的时代，也是中国向封建统一帝国过渡的时代。

由各封建小国割据的局面走向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建立，本来应当是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但是，由于这一过程是通过频繁而残酷的战争手段完成的，因而，对于人民来说，这也是一个充满暴戾与杀戮的痛苦过程。

老子从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中发现，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春夏秋冬，其运行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这种情形，正表现了自然界运行规律的可贵之处。“道”的所以值得尊崇，“德”的所以值得宝贵，正是由于它们经常是没有收到任何人的命令而自然而然运行的。

而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早年曾受业于儒者之门，但儒学的礼节繁冗不为墨子所喜，因而自己开创新学说。墨家学派和当时的劳动人民有着紧密的联系，其重要表现方面，就是在墨子思想中，充满着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爱人精神，对劳动者的深爱精神。

古代的政治思想之要义也就在于发挥一个“民”字，民本思想是先于人本思想存在于古代封建统治者的心中。而中国的人权思想始终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充满维护民族、国家集体利益、个人服从社会的“大我”高于“小我”的特点。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思想提倡的是以维护群体利益为代表的“民本”主张，而非“人本”。

民本思想的确立是经历了一个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化过程，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最初正是从神灵观念、天命观念中引申出来的。儒、道、墨、法等重要的政治流派对民本思想做了论说。

各学派都认识到民众百姓对于国家的安定的重要作用，民为一国之基础。这些学派都论说得众为君的道理，道家经典中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儒家的“仁政”思想。都蕴含着深刻的民本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更是获得普遍认同的信条。

但是也要承认，无论各朝统治者还是思想家，他们的民本是为了维护统治，而不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出发点和归宿的不同，并不影响“民本”的思想倾向已经为人民为自身谋利益打下了基础，为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在中国先秦的伦理文化中，虽然墨家和法家都有功利思想，但由于儒家尚义思想占主导地位，并且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之下，深入民间；同时，尚义思想不仅符合家族制度的需要，也符合小农经济的内在要求，因而，尚义思想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的一部分。

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义务导向型的，儒家止争的根本性措施是为所有人安排了固定的社会角色，并设计了各种角色的行为限度，这种行为规则主要是礼。儒家在设计这种行为规则时，不是从确认个人的权利而是从规定个人的义务出发，诸如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的义务、妻对夫的义务等等。在儒家看来，如果所有人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就能够达到大治了。

中国古代人权理念兴起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中国先秦文化中人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以民本思想为主体，虽然并没有出现有关“人权”的字眼，但是这种从中国先秦文化中渗透出来的人权思想是可以肯定并加以总结的。秦汉以后，“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本精神，更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种将个人与他人、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和人权事业不断进步的强大的精神动力，至今仍然是推动中国人权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史记》.

[2]《荀子》.

[3]《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