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颜直谏,致君尧舜的魏征,为何在其死后,李世民将他墓碑推倒?

夏恂谈历史 2023-02-10 16:45:03

说到中国古代的明君,人们总是会想到唐太宗李世民,而要提到中国古代的良臣,则无疑要数魏征,魏征在太宗时任相十余年,先后陈谏二百余次,上至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下到皇帝的个人得失,无不涉及。这些意见大多为太宗所采纳,从而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少有的开明盛世一贞观之治,而太宗与魏征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被视作古代君臣关系的楷模。

历经乱世,命运多舛

魏征,字玄成,生于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祖籍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后来迁居到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县)。父亲博学多才,北齐时曾任过著作郎、屯留令。由于去世较早,家业中途衰落,但他胸怀大志,刻苦攻读,广泛涉猎,尤其重视历代兴亡得失之学。隋末天下大乱时,他出家当了道士,静观时变。

隋大业末年,河南一带由李密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瓦岗军控制,魏征的朋友武阳郡丞元宝藏也起兵响应李密,并邀请魏征帮助掌管起义军的文书事务。元宝藏和李密之间来往的书信,都是由魏征起草的,深受李密赏识,李密特请魏征到营中任文学参军,协助处理文书。魏征向李密提了十条建议,李密只是惊异魏征的才学,却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瓦岗军在李密领导之下,势力发展很快,将隋军主力包围在洛阳城中,但起义军屡经战斗,伤亡也很大。隋军大将王世充纠集二十万兵力,想与瓦岗军决战。魏征深知这次战役关系到起义军的成败,找到李密的长史郑迎建议说:“现在起义军精兵骁将少,又缺钱财,不能论功行赏,难以打硬仗,不如深沟高垒,用防御战来消耗敌人,等敌人粮食消耗尽了再发起进攻,那时一定会胜利。”

郑迎见魏征新来,不怎么放在眼里,认为这只不过是老生常谈的意见,未加以重视。由于大多数将领都有轻敌麻痹思想,李密采纳了速战的意见。结果,瓦岗军全军溃败,李密只得带着余部投降了李渊,魏征也随之来到了长安。

李渊原是隋朝的太原留守,隋末自太原起兵,占领了长安,建立了唐朝。李密归顺唐朝后,因不受重用,试图谋反被杀。魏征因为是李密的旧部,也不受重用。魏征为了取得李渊的信任,主动提出去太行山以东地区安抚李密旧部,李渊因此提升他为秘书丞。

他首先来到黎阳,说服了据守黎阳的李密旧部徐世,使唐轻易取得了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徐世勋后来成为唐朝名将,李渊赐以李姓,又避唐太宗讳改名李。接着,魏征到魏州说服元宝藏也归附了李渊。

从魏州回到黎阳时,正值河北农民军窦建德南下,攻占了黎阳,魏征成了俘虏。窦建德早就听说过魏征的名字,就任命他为起居舍人。魏征在河北起义军中呆了一年多时间,到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窦建德率兵南下增援王世充,为唐军所败,魏征又再度归附了唐朝。

李渊

李渊的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有才干,就召为洗马,魏征成了东官的属官。作为两度归附的降将,能够得到重用,魏征很感激太子。

当时李建成虽被立为太子,但由于秦王李世民自太原起兵后,东征西讨,劳苦功高,在大臣和将士中威望都很高,对太子的地位构成了威胁。这时正好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闼又在河北起兵反唐,魏征向太子建议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只是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现刘黑闼只是一些散兵游勇,人不满万,大军一到,势必败亡。殿下应亲自出征以取功名,又可结交山东地区英雄豪杰,提高威望。”

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意见,自己率军出征。魏征建议采用镇压和招抚相结合的办法,瓦解敌方军心。不久,太子就大败刘黑闼军,并在河北大量安插亲信,加强了自己的地位。

天下统一后,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了李建成和支持他的弟弟李元吉。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将军国大政交李世民处理。

李世民取胜后,他召见魏征说:“你为什么要挑拨离间我们兄弟?”魏征坦然地说:“太子如果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日之祸。人各为其主,有什么错呢?”李世民早就知道魏征的才干,又见他直率坦白,就原谅了他,将他召到自己府中,任命为太子詹事主簿。不久,又提拔他当了谏议大夫。

知无不言,治世良臣

李世民杀了李建成后,山东地区的太子旧党人人自危。为了防止社会动乱,李世民宣布对太子旧党一律赦免,又派魏征为特使去安抚,并授以他临机处理问题的权力。当魏征一行行至磁州(今河北磁县)时,遇到州县押送前太子侍卫李志安和齐王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至长安。

魏征说:“我受命出使时,已经赦免了太子和齐王的旧部,今又将李志安等押送长安,那还有谁相信诏令呢?我不能只顾自己避嫌,而不为国家着想,既然授我以重任,我就要尽忠报国。”他下令释放了李思行等人。

李世民听说后,认为他做得很对。其他太子旧党见是真心诚意赦免他们,都纷纷出来自首,山东地区也就安定了。魏征初次出使,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更受到太宗的器重,常常将他引入卧室商议朝廷大事。魏征蒙受知遇之恩,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太宗对魏征的信任引起了一些人的妒忌,他们散布说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陷害魏征。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办此事,虽然查无实据,温彦博仍然奏报太宗说:“魏征作为大臣,不注意检点自己,远避嫌疑,以致遭到别人的诽谤。虽然作为个人没有私情,但也有值得责备的地方。”

太宗同意温彦博的意见,并派他奉诏去向魏征提出警告。魏征自然心中不服,他找到太宗说:“君臣只有一心才能配合默契,上下一体。如果臣下只顾忌到影响,作表面文章,那国家还能够兴盛吗?”

太宗听了,知道自己不应支持温彦博的意见,就说:“你说得对,这事我处理不妥。”魏征又说:“我希望陛下允许我做一个良臣,而不要使我成为一个忠臣。”太宗不解地问:“难道忠臣、良臣有什么区别吗?”

魏征答道:“良臣如尧、舜时的稷、契,不仅自身享有盛名,君主也受到称誉;忠臣如夏桀、商纣王时的龙逢、比干,自身遭诛夷,君主留恶名,亡家丧国,空有一个名声,这两者不是相去甚远吗?”

魏征这番话是向太宗表明忠心,他是要竭尽自己的智慧,辅佐太宗成就伟大的事业,让太宗的功德和美名像尧、舜一样留垂青史。太宗听后很高兴,知道自己以前听信了流言,错怪了魏征。他又问:“君主怎样才能做到圣明,怎样才是昏暗呢?”

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尧能够察问下情,所以知道有苗的罪恶,舜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共工、鲧、欢兜不能蒙蔽,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宠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都落得国亡身败的下场。因此,君主只要能够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以不受奸臣蒙蔽,下情也就能够上达了。”

太宗说:“你说得对,我以后要多听取不同意见,希望你们都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以史为鉴,抚民以静

隋末大乱之后,国家残破,人口稀少,怎样治理国家,医治战争创伤,在大臣之间意见并不统一。唐太宗自己也缺乏信心,他对大臣说:“如今大乱之后,恐怕天下难以治理吧?”

但魏征充满信心地说:“正是大乱以后容易治理,就像饿极了的人容易为其准备食物一样。”

太宗说:“古人不是说,贤明的人治理国家,也要百年才能见成效吗?”

魏征说:“那是指平常人,英明的君主施行教化,上下同心同德,一年就可以取得成效,三年成功就算晚了。”

宰相封德彝反驳说:“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浮薄狡诈,秦用严刑峻法,汉代兼用霸道,都想把天下治理好,可是都做不到。魏征只是书生空论,如果相信他的话,只能败乱国家。”

魏征针锋相对地驳斥说:“五帝和三皇都施行了教化,他们并没有交换百姓,只是照五帝的办法就能实现五帝的政治,照三王的办法就能实现三王的政治,如果说人心不古,越来越奸诈,那到今天人都应该变成鬼魅,还谈什么教化?”

魏征认为不是人民能否治理和教化,而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治理国家、教化人民。封德彝虽不以为然,但也无言以对。最后太宗摒弃了封德彝的观点,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作出了大治天下的国策。

太宗虽然决心大治天下,但对怎么治理心里却并没有底。魏征总结了隋亡的教训,认为主要是扰民太多,隋末不断地征用民力,凿运河,修东都,筑长城,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隋炀帝三次出兵高丽,动用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直接招致了隋的灭亡。因而,隋亡的根本教训就是“静之则安,动之则乱”。

他向唐太宗建议“抚民以静”,并以隋末和唐初比较,虽然隋仓廪、户口、甲兵,都比唐初兴盛,但“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所谓“静”,就是要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并指出国家衰败的原因就是因为百姓希望静而徭役不止,百姓凋残而劳务不息。

为了让太宗重视休养生息,他把经过隋末丧乱的国家比作大病初愈的人,必须精心护养才能恢复。

他对太宗说:“有人得了十年长病,经过治疗快要好了,但这人仍是瘦得皮包骨头,如果就要他背一石米,一天走一百里路,也还是不行。隋氏的丧乱不止十年,陛下为国家良医,帮百姓解除了疾苦,国家虽然已经平安,但还尚未完全康复。”

太宗接受了魏征抚之以静的治国方略,在对外政策上,他结好突厥,不进行对外战争,减少百姓的兵役负担,在内政上,提出了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四条措施。

唐太宗多次强调:“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抚之以静的方针下,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出现了“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的局面,唐太宗情不自禁的赞叹说:“我能有今天,都是魏征的功劳啊!”

犯颜直谏,无愧名贤

虽然制订了“抚之以静”的治国方略,但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尤其作为帝王,常常会由于个人的私欲或一些臣下的挑唆,作出有违于这一方针的举动。

贞观初年,太宗尚能节俭,随着国家财力的恢复,太宗渐渐追求奢侈起来。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陕西、河南一带因大雨淹没了不少房屋,但太宗为了个人享乐,要在洛阳修建飞山宫。

魏征上疏反对,他以隋朝为例,说:“隋炀帝仗着国力富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役使天下的百姓为其修建宫观台榭,造成百姓民不聊生,纷纷起来造反,致使国破身亡。陛下拨乱反正,应吸取隋朝的教训,撤掉隋的大宫殿,住在小宫殿。

如果不满足旧的宫殿,还要扩建新的宫殿,追求华丽和享乐,这是重蹈覆辙,一定会带来灾祸。天下难得易失,一定要慎重啊!”太宗听了后,停止了飞山宫的修建,把建筑材料送到灾区,帮助灾民修建住房。

还有一次,唐太宗自长安到洛阳,住在显仁宫。因为食宿供应不周,太宗很生气,责骂地方官吏。

魏征听了,劝太宗说:“陛下因供应不周就责骂当地的官员,恐怕这种风气漫延开来,各级官吏上行下效,拼命供奉皇帝,将来就会民不聊生了。原来隋炀帝到处让郡县献美食,以供应多少进行赏罚,所以四海叛乱,这是陛下所亲眼见到的,为什么要仿效他呢?”

太宗听了一惊,对魏征说:“要不是你,我不会听到这样的意见。我原来从这经过的时候,买饭吃,租屋住。今天供应这样,难道还嫌不足吗?”

魏征的谏诤,太宗一般都能接受,但有时意见提得过于尖锐激烈,也引起了太宗的不满。有一次太宗回到宫里,气愤地对长孙皇后说:“我迟早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是谁?

太宗说:“就是魏征,他在朝廷当众顶撞我,让我下不了台!”

长孙皇后听后,穿上朝服,向太宗道贺。太宗惊问为什么?长孙皇后说:“君明臣直,魏征敢于犯上直谏,是由于陛下的圣明。”唐太宗听后转怒为喜,更加尊重魏征了。

唐太宗晚年,随着国力的强盛,隋末战乱的影子也渐渐淡薄了,慢慢趋于奢纵,对大臣的意见也不怎么接受了。魏征先后上了《说时政疏》和《十谏疏》,从十个方面指出太宗由过去的简约朴素、励精图治发展到现在的骄傲自满,纵欲奢侈,及时而尖锐地向太宗提出了警告。

太宗震动很大,对魏征说:“我知道我的过失了,愿意改过,善始善终。”他把它贴在屏风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并抄送一份给史官,以便传之后世。

从贞观初年到魏征病故十几年间,魏征谏诤的奏疏有二百多项,从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到皇帝的个人生活,知无不言。

唐太宗很感动地说:“你前后提了二百多条意见,如果不是忠心爱国,怎么会做到这一点呢?”

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说:“贞观以前历经艰难帮我打天下,创下基业的是房玄龄;贞观以后敢于向我提意见、纠正我错误,为国长治久安的是魏征。他们可以无愧于古代的名臣。”说完,解下自己身上的佩刀赐给他俩,以示奖励。

身后哀荣,万世留名

魏征本来不是太宗的亲信,他是以自己的才干、见识和忠心取得太宗信任的。但他并不居才自傲。每当太宗赞扬他能直谏时,他都把功劳归于太宗说:“只是由于陛下启发我,让我畅所欲言,我才敢提出意见。不然,我怎么敢屡次冒犯皇上的尊严呢?”

他还多次恳求太宗解除他的职务,太宗都不准。最后,在他的坚决要求下,才下诏拜为散官特进,但仍参与过问朝廷的大事。

魏征病重时,太宗亲自下手诏慰问。魏征居室没有正厅,太宗把皇宫建小殿的材料用来替魏征盖正厅。赐给他褥子、布、被、食物、药品。太宗亲自带上太子上门探问病情,并许诺将女儿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叔玉,并含泪问他有什么要求。

魏征说:“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只担心周朝的灭亡。”意思是不愁他事,只担忧国家的兴亡。

魏征死后,太宗亲自到魏征家里吊唁,停止上朝五天,并命百官都去参加葬仪,让他陪葬在昭陵。魏征出殡时,太宗登上御苑中的西楼,望着灵车远去,痛哭尽哀。还亲自为魏征书写了碑文,立在墓前。

魏征的去世,使太宗少了一个直言极谏的忠臣,太宗曾感叹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去世了,使我少了一面好镜子啊!”

魏征死后不久,发生了吏部尚书侯君集谋反被诛和杜正伦以罪左迁的事悄。魏征生前曾推荐杜正伦与侯君集有宰相之才,要求授侯君集为尚书仆射掌兵权。后来二人由于牵连到太子承乾事件中,一个被流放,一个被下狱处死。

唐太宗开始怀疑魏征结党营私,又有人密告魏征私下把自己的谏诤奏章交给了史官起居郎褚遂良,这等于是为了自己扬名而暴露君主的错误。太宗一怒之下,令人推倒了自己为魏征亲自撰写的墓碑,解除了衡山公主同魏征儿子的婚约。

贞观十九年,太宗率军亲征高丽,隆冬严寒,粮食供应不上,被迫撤回。在回来的路上,太宗想起了魏征,他说:“魏征如果还在,我就不会有这次远征了。”他派人找来魏征的家属,亲自慰问赏赐,重新修起了被推倒的墓碑,为魏征恢复名誉。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魏征以犯颜直谏而知名,他生也有幸,遇见了一代明君,得以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一为良臣而不为忠臣,从而使自己,也使唐太宗一起万世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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