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唐朝，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开元盛世，可能是李世民、武则天等一众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

但提到唐朝的灭亡，大家可能就不那么清楚了，甚至还有不少人，以为安史之乱后唐朝就灭亡了。

但其实不然，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还维持了近144年！唐朝的灭亡过程，最后一任皇帝，大家可能都不清楚。

今天，我们就唠唠，为什么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存在感这么低。

政治与军事的崩解

— History —

安史之乱（755-763年）如同一把利刃，将唐朝的盛世划出一道难以愈合的裂痕。

这场叛乱不仅终结了“开元盛世”，更让唐朝的政治与军事体系，陷入不可逆的溃败。

唐玄宗晚年的昏聩与唐肃宗的战略失误，直接导致藩镇割据的固化。

玄宗在潼关之战中冤杀大将封常清、高仙芝，又强令哥舒翰仓促迎战，致使中央军精锐尽失，长安沦陷。

而唐肃宗李亨为稳固皇权，拒绝谋臣李泌“先平河北叛军，再收复两京”的良策，转而优先收复长安。

这一决策，导致平叛时间从两年拖延至八年，最终使河北藩镇势力扎根成型。

藩镇割据的恶性循环，由此开启。仆固怀恩为自保而举荐安史旧部田承嗣、李怀仙等担任节度使。

这些军阀“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甚至公然为安禄山立庙祭祀，挑战中央权威。

朝廷为求表面稳定，以和亲、封爵等绥靖政策维系脆弱的平衡，却让藩镇在军事、财政、人事上彻底独立。

至晚唐，“河朔三镇”已成国中之国，中央政令不出长安，皇帝沦为象征性存在。

此外，宦官专权与党争倾轧，进一步瓦解了统治根基。

为制衡武将，唐德宗将神策军兵权交予宦官，却催生了仇士良等权阉集团。

甘露之变中，宦官屠戮朝臣近千人，几乎清空中央官僚体系。

而牛李党争，则让文官集团陷入内耗，两派为争权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如李德裕打压科举寒门、牛僧孺纵容藩镇，最终使朝廷失去改革动力。

暗流涌动的生命力

— History —

尽管政治混乱，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并未完全陷入衰亡。

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商业革命，成为支撑国运的隐形支柱。

北方战火连年，南方却因相对安定而迎来发展机遇。

江南“草市”与夜市兴起，商人“经营天下遍”，甚至远至党项、吐蕃贸易。

诗人姚合笔下“比屋皆闭户，尽去作商贾”的景象，揭示了全民经商的盛况。

手工业与农业深度融合，江苏甫里村的花卉种植、寺院经济的繁荣，均为宋代市井文化的萌芽埋下伏笔。

文化版图的悄然重构，同样值得瞩目。随着丝绸之路中断，南方取代北方成为文化中心。

晚唐57%的进士来自江南，袁州、福州等边缘地区崛起为新的学术重镇，王维的辋川别业转型为寺院经济实体，文人隐逸与世俗审美并存。

市民阶级的壮大，让文化从庙堂走向市井，白居易的俚俗诗风与敦煌变文的流行，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盛世滤镜与叙事断层

— History —

为何如此蓬勃的经济文化，未能扭转后世的认知？

“特克勒斯效应”下的集体记忆偏差，提供了答案。

人们习惯于将目光聚焦于盛唐的华彩篇章——太宗的贞观之治、玄宗的霓裳羽衣、李杜的诗酒风流，而中晚唐的混乱叙事，难以承载浪漫想象。

正如视觉中紧盯亮处会忽略暗角，历史书写亦偏爱清晰的兴衰主线。当“安史之乱”被简化为盛衰转折点，其后的百年便沦为模糊的注脚。

此外，权力叙事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了这种遗忘。

正史编纂者多为儒家士大夫，他们更关注皇权正统与道德秩序。

中晚唐的宦官干政、藩镇跋扈、党争倾轧，恰恰构成对儒家理想的背离，因而在史书中，被简化为“李唐式微”的负面案例。

而经济文化的渐进性变革缺乏戏剧冲突，难以进入宏大叙事的主流视野。

被低估的过渡时代

— History —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实为一场“未完成的转型”。

政治上，它暴露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永恒矛盾；经济上，它孕育了宋代商业革命的基因；文化上，它完成了从贵族精英到市民大众的审美下移。

这段历史的存在感缺失，恰因其处于两个高峰之间的过渡带。

这个时代，既失去了盛唐的耀眼荣光，又未抵达宋代的成熟形态。

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被遗忘的岁月，会发现它的真正遗产在于：衰败与新生往往并存。

正如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慨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存在感”顿降，何尝不是历史长河中，无数文明转型期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