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第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共十人，其中就包括陈长捷，在他心里，他原本可以成为功臣，可最终却作为战犯被改造了十年。这十年，他只要想到一个人，就恨得牙痒痒，此人就是他的好兄弟傅作义。

1947年12月，老蒋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撤销了保定、张垣、太磁绥靖公署，成立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傅作义出任总司令。

掌权后的傅作义，马上就把他的好兄弟陈长捷调到了天津，担任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对此十分感激，因为当时他的处境并不好。

陈长捷，福建闽侯人，家境一般，在父亲去世后，更趋于贫寒，好在他有“学霸”潜质，受乡里里人资助，一路考入福州师范学堂。中间历经辛亥革命，好在他还是顺利毕业了。

1917年，他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入第七期骑兵科，不过与五期的傅作义却成为好友。毕业后，也是受傅作义的邀请进入晋军，效力于阎锡山。

跟着阎锡山，陈在战场上就有了不俗的战绩。他参与了与攻打张作霖的北伐之战，历时9个月，数次被阎锡山嘉奖，战后因功升为晋军第九师师长。

中原大战爆发后，陈所部归傅作义指挥，沿津浦线南进，击退韩复矩，攻占济南，再下泰安，后与马鸿逵在兖州曲阜遭遇，要不是陈诚援军，晋军未必会失利。

阎锡山战败后，晋绥军被张学良整编，陈长捷所在师缩编为208旅，他任旅长，隶属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七十二师，后来该师师长战死，陈的208旅扩编为师，承袭了七十二师的番号，陈遂升任师长。

抗日战争时，山西、绥远两省划为第二战区，晋绥军整编为第六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陈长捷仍归傅作义指挥。

阎锡山把陈的七十二师列为主力，联合组建为预备第一军，陈任军长。后来晋军李服膺的第六十一军因丢失晋北门户天镇，被追责枪毙，陈的第一军番号改为第六十一军，陈仍是军长兼七十二师师长。

之后他参与了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等重大战役，特别在忻口战役中，陈指挥的第六十一军成为该战抗击日军的主力部队，陈部歼敌之多、战况之激烈在抗战初期颇为罕见，由此，陈长捷也有了军中“活阎王”之称。

后来傅作义在老蒋的支持下，脱离了晋军，任命他为北陆军前敌总指挥，前往晋西。1938年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陈长捷在晋军也不断高升，从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到晋绥军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行署主任，但陈对阎锡山重用“五台帮”心怀不满，逐渐与阎离心，到1940年，他被阎解职，之后就投奔了他的老长官傅作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诚借机整军，剔除异己，把不少非嫡系的军官搞成了编外，搁置一旁，陈长捷也在其中。

这批编外人员心生不满意，就集体跑到中山陵哭灵，还有人当场自杀，以示抗议，这起“哭灵事件”一度震惊中外。

老蒋也怕引起更大的麻烦，但又不想这些非嫡系抱团对付他，于是就把这些人全部打散，分配到各个地方，陈长捷被迫出任了兰州第八补给区司令。

一个在战场上有着“活阎罗”之称的猛将，突然被闲置了，不仅他郁闷，别人也笑话他，说他是仓库保管员。

1947年底，老蒋成立华北剿总司令部，傅作义出任总司令后，第一时间就说服老蒋把老伙计调了过来，并给了他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防守津沽地区。

1948年6月，陈长捷出任天津警备司令，又回到了傅作义的麾下。两人见面感慨万千，陈感激地对傅说，如果没有他，恐怕自己一辈子都要当个“仓库保管员”了。

对于防守天津这一重任，他信心满满，曾说：“傅总把看守南大门的担子交给我，我要让他放一百个心，做他的忠诚卫士，绝不能让天津防守出半点差错。”

天津是蒋军坚固、严密设防的城市。天津的碉堡工事，早在日本侵占天津后，就在市郊的主要交通要道构筑好了，高的有一丈多。

抗战胜利后，美军从日军手中接管过来，加筑了一层铁丝网，转到蒋军手里后，又花费250亿巨款修筑了天津环城碉堡工事。

环全市建了一道高4米、宽2米的土墙，土墙外又挖有一道护城河，早早放满了运河水和海河潮水，水深高达3米。土墙内建有380多个大型碉堡，当时全市碉堡数量高达1000多个。环城又围绕一道铁丝网和一道电网，留有八个门，只白天开。

在陈长捷到任后，他又向商人征集了几十亿元，再度加固了天津市郊城防，这天津被防护得犹如一个铁通，密不透风。

但可笑的是，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时，只用了29小时就拿下了，陈长捷就此成为俘虏。他在被捕时，正在地下室打电话向傅做汇报，电话一放，发现解放军的冲锋枪已经对着他的头了。

更让陈没有想到的是，傅作义居然成了起义将领，北平和平解放。为啥他没想到呢？因为从战役开始傅作义从未向他透露要走和平路线，而且在战事吃紧时，他数次接收到傅的指示都是：“坚守就会有办法。”

傅作义说这样的话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当时华北国民党的总兵力在50万人左右，解放军约46万人，如果仅就双方的军事实力而言，解放军还没有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的条件，

那时辽沈战役刚结束，不论老蒋，还是傅作义，都认为，对于一支刚打完一场大战的部队，不会不经过补充休整就再度投入作战的，最起码也得等到四五个月以后。

而四五个月以后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哪种情况呢？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国民党高层普遍抱有这种想法，而这种想法的核心就是：美苏必有一战而苏俄必败，一旦苏俄败了，那意味着共产党也就会瓦解了。

到时，国民党坐收渔翁之利，但这种想法犹如痴人说梦。国民党对共产党力量的壮大，既缺乏足够的认识，又错估了当时共产国际对共产党的影响力。

解放军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百万大军增援平津，首先从兵力对比上，就已经注定国民党军必败，但出于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期待，傅作义又选择了坚守。

傅作义想当然地认为，解放军不可能同时攻占天津、北平。只要天津能守半年，北平也能守半年，结果解放军很快完成了对天津、北平的切割包围，傅作义就不淡定了。

他开始与共产党进行接触，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但诚意不足，试想谁想轻易投降呢？对于傅与共产党的接触，陈长捷也是知道的，而且他也效仿了，也派人去和共产党接触了，但他们都是为了拖延时间，和谈诚意远远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以打促谈，优先把天津拿下，之后北平的傅作义马上就签字了，前后时间也就隔了七天，这样，陈长捷成了俘虏，而傅作义则成了起义名将。

那么陈长捷对傅作义怨恨的点是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却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义，结果他成了起义领袖，我成了战犯！已经造成了这样两个迥然不同的后果，我上了这样一个大当，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算是把他看穿了！”

陈长捷被俘后，最初在河北的一个看守所。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便迁到北平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

在此期间，傅作义同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曾前来慰问，二人见面，陈满脸怒容，而傅则一脸愧疚，场面一度让周围人陷入尬尴。

傅作义对陈心怀愧疚，所以在陈接接受改造的十年间，他对其家眷也积极给予照顾，并为争取陈长捷早日出狱进行了不懈的争取，但陈毕竟是俘虏身份，一切还是要遵循原则。

1959年12月，陈长捷与杜聿明、王耀武等十人一起被特赦。陈重获新生，傅作义在北京西单请他吃饭，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影，就在傅失望之际，陈长捷姗姗来迟，他一看到傅，马上阴着脸说：“按我过去的脾气，今天是不会来的！”

但他接着又说一句：“可是，我在共产党监狱改造十年，脱胎换骨，把脾气也弄不见了。”，两人相视一笑。

傅作义诚恳地向他承认了“错误”，说：“我必须告诉你一句话，这是埋藏在我心里长达十年的秘密。天津战事，我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平津全局动向，已趋和平之势，结果由于我的犹豫，造成一战一和，既给天津人民带来灾难，也给同窗挚友带来不幸……”

傅作义原本打算签署协议后，就马上通知陈长捷，让他也跟着一起起义，结果在他犹豫之间，天津就被解放军攻克了。

听了傅作义迟来的解释与道歉，陈长捷也就释然了，他主动伸出友好之手，与傅作义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最终二人一笑泯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