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解放军后勤学院院务部部长毛普安

记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执法队

毛普安

1939年初，我由新四军教导总队分配到军部军法处执法队，接替胡兴国同志任执法队长。军法处编制有一、二、三科，看守所和执法队。军法处处长由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同志兼任，实际工作由一科科长雷根同志负责。雷根同志调去支队后，由汤光恢同志任军法处副处长，负责军法处的全面工作。二科科长是杨帆同志，三科长是汤庸同志。看守所长先是倪南山同志，后是冯伯达同志担任，他离开后由我兼任这一职务。

我们执法队是在军法处直接领导下，兼有侦察、保卫、军务等性质的军部直属小分队。执法队编制有三个排，其中两个短枪排和一个长枪排，共100余人。队员都是从部队里挑选出来的战斗骨干，80%是红军战士，军政素质比较好。执法队每人配备200发子弹、一把马刀、一顶钢盔。短枪排的武器全是叶挺军长从香港购买的全新英国造“三保险”驳壳枪。

执法队的任务有三项。第一项任务是负责看守、押解、处决犯人。当时我们在皖南军部的防区，方圆十多公里左右。看守所关押的绝大多数是违纪犯罪的军人，也有少数是被我们俘虏的汉奸、伪军，一般情况下人数在二三十人左右。执法队负责看守犯人，并根据军法处的命令，执行押解或处决犯人。当军法处提审犯人时，由执法队派两名队员负责押送，审完后再押解回监狱。被处决的犯人中，多数是违反军纪的，如带枪逃跑、集体叛逃等；也有少数是政治犯，如混入我军的奸细、托派分子等。枪毙犯人，一般先要召开公审大会。部队撤离皖南时，有些罪行较轻的犯人被就地释放，一些罪行严重的犯人就在路上将其处决了。第二项任务是担任纠察。执法队每天派出一个排，在云岭街上和军部附近检查来往军人的军容风纪。叶挺军长要求执法队严格按照规定检查军容风纪。项英副军长对军容风纪也要求很严，凡是发现帽子没戴正、没扣风纪扣的军人，他都当场予以纠正。第三项是执行侦察任务。我们每个执法队员都佩戴有“新四军执法队”的袖章，凭着这一标志可以在国民党第三战区范围内畅通无阻，这是新四军中只有我们才能享受的“特殊待遇”。我任执法队长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的命令，他要求我每日给他写一份关于执法队工作情况的书面报告。我每次只是敷衍地写些日常的纠察工作，其他有关我军内部的情况只字不提。利用这一便利条件，我们经常到泾县、青阳、茂林等地执行侦察任务，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一两次，了解国民党军队的兵力部署、工事设防、战略动向等，为我军提供军事情报。记得在云岭时，周围寺庙很多，我们担心敌人利用和尚、尼姑窃取我们的情报，就经常到寺庙附近进行武装侦察、了解敌情。皖南事变前，我还带领两名队员侦察到包围我们的国民党军队8个师的兵力部署。那时，国民党军队也常派特务到我们驻地搜集军事情报。对他们的一般情报人员，我们采取“礼送出境”的政策。如有一次，他们派一个家住云岭的女特务以探亲为由来侦察情况，被我们发现后，由我带两名执法队员将她押送出十多公里后释放。但在皖南事变发生前不久，顾祝同亲自下命令取消了“新四军执法队”的番号。从此，我们不能再用这个身份执行侦察任务了。

当时，新四军军部的部分人员已分两批先行撤出皖南。1940年12月，我带执法队随汤光恢、宋裕和同志掩护第二批干部撤出皖南，主要是军部直属的军法处、供给处、卫生处所属医院等1000多干部、战士。皖南事变发生时，我们一无所知。当我们到达江苏太湖南岸时，碰到一个副旅长率领一个营，并带有一部电台，一直与陈毅同志保持联系，我们就与他们在一起行动。在太湖不远处的地方，我们看到了日伪军涂写的标语“叶挺被俘，项英下落不明”。后来那位副旅长才告诉我们，军部已被国民党打散了。当陈毅同志得知我们是执法队时，来电命令我们迅速到盐城归队。但那个副旅长想留下我们这支精锐的小部队，没有立即转告我们。直到陈毅同志发火，来电报质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发了几次电报都不回答？”他才将陈毅同志的命令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是我们到达盐城后，军法处长汤光恢告诉我的）。当时我提出没钱买粮，也不知道行军路线，他就给了我们几百元钱，并找来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向导带路。这个小向导很聪明机灵，对太湖地区的情况和日伪军队的部署也很清楚。我们到达太湖边已是晚上，即分乘三条帆船出发。小向导对我说：太湖很大，一夜过不去，湖中心有个小岛没有敌人，可以上岛隐蔽一下，第二天晚上再走。但没想到那天正好是农历十五日，月光明亮，三条帆船被照得清清楚楚，又碰上顺风，我们一夜就过了太湖。天还没亮，我们暂时在一个村子里休息，在路口设了哨，来往的行人准进不准出，封锁消息，以免被敌人发现。第二天，小向导找到太湖北岸一位领导30多人的游击队司令护送我们。因为是敌占区，我命令大家路上谁也不许大声说话，防止暴露目标。我们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运河、铁路。这位游击队司令返回时，向我索要子弹。我就让每个同志拿出十发子弹，凑了几百发给他。他连声道谢，很高兴地回去了。我们又走了十多公里，才找到我们的地方组织。当他们得知我们是皖南过来的新四军时，硬留我们休息一天，并在一个小礼堂召开了群众欢迎大会。我让指导员讲了话，而后我们齐声高唱《新四军军歌》。民众听了我们宏亮的歌声，看到我们整齐的新四军军服和精良的武器装备，纷纷说：“这是真正的新四军。新四军没有完。”他们还给我们送来不少慰问品，有酒、肉、电筒等。

我们继续往盐城方向进发，后来遇到谭震林同志的部队。谭震林同志让我们护送他过长江去盐城开会。临行前一天他对我说，执法队都是老战士、有作战经验，让我抽出一个班协助他的部队攻打伪县政府。我当即派一名排长带一个短枪班交给他。我嘱咐那名排长完成任务后赶快过江。可实际上，他们后来都被留在谭震林同志的部队，当排长的被提升为连长，班长则当了排长。

我们护送谭震林同志走了一个多星期，到达长江边那天已是晚上。我们三个排的人分乘几条船过江，过江后忽然发现少了一个排的人。当时我很着急也有些紧张，经分头找到后才知他们把上岸的地点搞错了。就这样历经艰辛，我们终于在1941年2月，护送谭震林同志安全抵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到达盐城后，军部首长见我们人员素质好、武器精良，调走了我们不少的人。后按军部的命令，以我们原执法队为基础扩编成警卫大队，仍下设执法队，我任政委。大队长是新调来的地方干部，没多久就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敌人抓住给杀害了。不久，警卫大队撤消，只留下执法队，我被调到盐城总队第二大队任大队长。这年夏季，日本鬼子大“扫荡”，军法处让我们第二大队与军部一起行动，到阜宁后改编为警卫营，我任营长，下设执法队。9月，我调盐阜军区警卫营任营长，军区司令员是洪学智同志。这时，执法队已随军部转移到淮南。（写于1991年4月30日）（选自沈启贤主编《新四军第三师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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