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是有天才的。据说人类有什么遗传基因，有的得自亲辈的遗传基因，儿子便成为天才，或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或成为大作家。而天才又可传及子女甚至泽及妻子，于是便有父子、父女作家，或者夫妻作家，等等，被人们视为美谈。
可我，千真万确地不是天才。抗战前后，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写起剧本这个劳什子来了。青年人每每问我"怎么写起戏来的"，我简直无从回答。往上推，我的父母都不搞戏剧，遗传无因；往下推，我的儿女和妻子也都另搞一行，可见我也无甚基因可传。而从我个人的"戏剧发展史"来看，最初，对于戏剧不仅没有爱好，甚至颇有反感的。
第一个给我戏剧知识者，倒是我的母亲。约莫五六岁时，亦即她对我讲"古记"的时代，也讲讲戏剧故事，其中之一便是《三娘教子》。她也是个"主题先行论"者，讲这故事，先要说番孝顺之道，然后才开讲。最后又唱几句戏文，作为娱乐。到现在，时隔七十年，我还记得她唱的老薛保的唱词："小东人，闯下了，泼天大祸……"老实说，她既无天赋的歌喉，又未从名师学艺，荒腔走板，确实不是味道。尽管对于母亲，我差可算是尽了孝道的，但对《三娘教子》这出戏一直很反感。
第一个带我去看京戏的，却是我父亲。这次看戏，应该说是一次"盛典"。因为在南方，上海是个戏剧中心；要去上海看一次"大戏"即京戏，那是比阿 Q 进趟城更辉煌百十倍。尤其是要去上海看一出梅兰芳的戏，那可以载入家史了。大概在八岁时候吧，我父亲去上海办货，"百姓爱幼儿"嘛，要带我去上海开眼界，看"大戏"。不料在沪宁线火车上，遭到"铳手"，将父亲所带的钱几乎全部偷光。但当晚到上海后，我父亲还是带我到大舞台去了，只告诫我说："回家后不要告诉你母亲。"
很遗憾，是由于失窃而懊丧呢，还是由于旅途疲劳过度呢，那晚的戏根本未看：什么剧目，既毫无印象；演员是梅兰芳么？还是汪笑侬或小三麻子？也一无所知！我恐怕是睡着了：那锣鼓声确有催眠作用。因此，我对京戏的第一印象可说很不佳。
而对我印象﹣﹣或者说刺激最深的，是看《七星灯》，即孔明归位的故事。孔明病重了，眼角上点了粉﹣﹣大概是眼屎，那扮相已够难看的了。演到后来，大概是快死了吧，他鼻孔里流出浓液来，一直流到胡子上，真够恶心的！而我的大哥说："这是演员的真功夫，浓液，是他的脑浆！"我吓坏了。"那他不是真死了？"我问。"不要紧的，他会再吸上去！"不管那流的是否真的脑浆，也不管那演员是如何吸上去，它给我的印象是丑恶和恐怖！从此有一个时期，我不敢再去看京戏。到后来，大哥告诉我，那次演的《七星灯》是徽班，他称之为"老徽儿"，并非京戏，我这才在头脑里对于京戏慢慢恢复名誉。及至我长大成人，知道京戏本就来源于徽班，对《七星灯》留给我的恐怖印象更无法消除了。
后来我对京戏的唱腔倒一度感到过兴趣。那是因为受了城里有名的陈疯子的孙子们陈麓岳兄弟的影响。陈疯子为何疯了，我不清楚。但他先前一定阔绰过，是无疑义的。因为从他家住的北门西后街那座宅院可以推知出来。陈麓岳原名陈嵩，后来改号"六岳",遂以字行。他应是一位书香子弟，写得一手好字。每到腊月间，我家都要请他吃顿丰盛的晚饭。酒醉饭饱之后，捧出文房四宝来，请他书写春联，从店门写到卧房门，他振笔如飞，一挥而就。后来我母亲六十大寿，他又工工正正地写了一百个篆书"寿"字，每字不同样，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他并不卖字，这仅仅是他的艺术爱好而已。而他更大的爱好，却是京戏。他可并不爱唱，只爱拉胡琴。于是以他为中心，形成一个票友集团，可只清唱，不能登台。那时淮阴没有经常的京剧演出，偶然有个班子，来演几场就走了，想登台也不可能。他们就凭一架带大喇叭的手摇留声机和一大叠百代公司的唱片为蓝本，进行自我训练。我大哥最早参加了，二哥三哥也相继加入，我作为随从，也曾和哥哥们去参观过，陈六岳身材不高，面孔略长，但还清秀。穿着很讲究，雅而不俗，是贵公子而带有书卷气的人物。他操起胡琴来，如醉如痴，深人梦境一般。我在那里初次获得艺术的享受。至于唱的人，如我大哥爱唱黑头，二哥、三哥唱须生，似乎都不高明，虽然都是从唱片向名家学来的。还有位陈岱，是六岳的二弟，也学的须生，他虽然天生的口吃，但唱起来是不差板眼的，后来他成为我的忘年交……
在这环境的熏陶之下，也在我三位兄长的影响之下，我也开始私下里哼哼起来。记得那时我最喜欢的一段唱词可能是《哭祖庙》里的："点点珠泪往下抛……"但只敢用棉被捂住脑袋哼，从不敢高声唱。有天早晨，还未起床，我又哼了起来，但忘了捂棉被，可被我二哥或三哥听见了，带着蔑视的笑声说："嘿！你也会唱两句了？"这口吻里显然含着蔑视，很伤害我的自尊心。后来我又深自反省过，我的歌喉大概未必胜过母亲。我就决心藏拙，不再哼京戏了。
再后来又看过一两次京戏，看的是《大劈棺》、《杀子报》，这并非徽班了。但看见那女人口含菜刀准备劈棺的凶相，可比看《七星灯》更感到恐怖！从此，我对京戏起了强烈反感，颇有彻底否定之意。这一点，我到后来才知道，是颇与胡适之唱了同调。不过，我那时还不到十岁，对京戏更没有全面理解，其幼稚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五四"健将、大学教授的胡适，而且身居京剧发祥地北京，不幸却与我这孩童同一见识，却不免可悲了！至于那位陈六岳，后来穷愁潦倒，一贫如洗，在日伪统治期死去了。其唯一的遗产便是一把胡琴，据说其弥留之际，还跟我大哥研究唱腔，并且说，他如果登台，可以扮什么什么角色。可是这两位朋友，终其一生不曾去过上海，更没去什么大舞台看戏了。真是个悲剧人物！
以后，我又看了文明戏。其实，早在此前，我也看过一次文明戏。那大概在辛亥革命以后不久，从上海来了一文明戏班，在城内张园演出。我二哥喜欢赶时髦，他去看了，也带了我。他比我大十张园演出。我二哥喜欢赶时髦，他去看了，也带了我。他比我大十一岁，是兄长中最讲友于之道的，他见我幼时寂寞，便常常携带我。吃馆子要带上我，甚至打茶围也带上我，看文明戏自然更不会忘了我。依时间推算，上海的文明戏班子到了跑小码头时代，已经是日趋末路了。记得演的剧目是《张文祥刺马》、《杨乃武与小白菜》等等。对于这两重公案的历史，当时都不懂，只觉得张文祥也好，杨乃武也好，都不是什么可爱可敬的人物。对所谓的文明戏也没感到有何文明之处。
到我又看文明戏，那是"五·四"前后的事了。这已经不是前述的文明戏，而是向话剧过渡前的文明戏。演出者也不是职业剧团，而是当时淮阴最高学府第六师范的学生。剧目是《巴黎和会》，写的是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斗争。演顾维钧的是顾敛容同学，他大概是看过早期文明戏中"言论正生"的表演，其驳斥列强的演说，真是义正辞严，激昂慷慨之至！观众为之动容，掌声如雷！而我，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了。另一个戏，叫《春闺梦里人》，自然是反对军阀混战的。女主角也是由顾敛容扮演，那时自然不允许男女同台。他演得也惟妙惟肖、凄楚动人，使我对军阀混战有了认识。这两出戏对我的教育，远胜过几年来私塾所读的书。这种戏，在西方绅士和某些高等华人看来，自然都归之于政治宣传剧之列，不承认它是艺术品。但它在当时确实起过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效果，你说它不算艺术，又算什么呢？
可是第六师范学生再次演出时，我可有点失望了：一出叫《半磅肉》，后来才知道是由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所改编，自然不能说坏。另一出叫《恨海》，大概是根据吴跃人同名小说改编的，写兵荒马乱中一对青年男女恋爱故事，还可以看。又一出叫《马介甫》,是《聊斋》中一则怕老婆的故事，可有点胡闹了。再一出是《三笑姻缘》，即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则更庸俗得很！主要演员除顾敛容之外，还有秦少鳌、陆春明等。有足述者是秦少鳌演的马介甫之妻，他把民间泼妇的神态演得逼真，而且他说的都是淮阴方言，颇得当地观众的欢迎，可算是后来被称为"方言话剧"的创始者了。陆春明只演一个小角色﹣﹣女护士，他眉清目秀，姣好如女子，颇获得我个人的赞赏。记得他的家就住在纪家楼斜对面的兴隆巷里。因为他的老弟陆春霖曾在以后和我同过学。
此后，不知为什么，第六师范的学生再也没演戏了，而我童年时代看戏的历史也就此中断。-﹣综上所述，要说我自幼便爱好戏剧，甚或吹牛说，当时便有改革或创作戏剧的大志，那都是欺人之谈。老实说，我之看戏，除却父兄携带以外，都是为了逃学。
看戏的机会并不多，看"鬼戏"的时候倒不少。所谓"鬼戏"，就是"放焰口"。人死以后，逢七，或者忌辰、或者冥寿，大都要请和尚来放焰口，以超度亡魂。我们家乡人说，这就是让死人看戏。死人是否看到戏，不知道，我可是在无戏可看时，也倒愿意看看这种专给鬼看的"戏"的。其实，所有人家之放焰口，与其说是给鬼看，倒不如说是给人看。因为你该"放"而不"放"，就有人要说闲话了。你"放"了，你就获得人们的首肯。至于我之爱看焰口，其实在于它的最后部分。正如戏之有大轴，焰口的精彩部分，在我以为是《叹骷髅》。一台焰口，是僧众六人组成：一人击鼓，坐于堂侧；四人分坐于置佛像的方桌两侧，下侧则挂桌围；上首，即正座和尚，高居于佛像之后方的高椅上。所谓高椅，其实是在木椅之上加一矮凳，使正座和尚高人一等，显出他主角地位而已。开始时，先拜忏，后念经。念经是为超度亡魂的，时间很长。要而言之，这是案上五位和尚的合唱。击鼓的和尚兼司敲钟，是不唱的。正座和尚或者摇铃，则众和尚各敲击法器随之齐唱；或敲惊木，则由他独唱，然后众和尚又各击法器以和之。一会快板，一会慢板。我自然早已倒在附近的椅凳上呼呼大睡。，但是一声"召请"，我便跃然而起。压轴戏来了！
所谓"召请"，即召请那位被超度的亡魂前来接受施食之义。其实所谓"焰口"，按佛家语，是指施食于口吐火焰的饿鬼的，不知我们老百姓怎么把自己死去的亲人当作饿鬼来对待了。这且按下不表。再说那"召请"的仪式。即由首座和尚手捧长纸条儿﹣﹣亦即京戏中常见的状纸似的东西，念出死者姓名及生卒年月，要他或她前来受施。这一念，便意味着那位亡魂立刻到案了，于是亡魂的亲属便一体举哀，以示悼念。不过所谓亲属，只限女眷；男人，即使是孝子，并不举哀的。而我的任务则是代替亡魂接受﹣﹣不，应说抢那份所施之食。首座和尚在念了召请条子以后，又口中念念有词，再后，用兰花手指拈起事先准备好放在他面前的一只只白面馒头，东绕西绕，然后高高而远远地掷出去。我呢，便看准那馒头所掷之处，一个箭步过去，抢起来。不抢不行，因为随着亡魂前来的还有其他孤魂野鬼要来抢去吃的。如此反复地连抢四只馒头之后，我的任务便算完毕了。至于那四只馒头么，第二早晨被烤得黄亮亮的，当作人们的早点吃了，鬼魂并未叨光，这真是"哄鬼"了。
但召请，仅仅是压轴戏的序幕。在此以后，举哀的妇女也都收泪止哭了。我之所以忍受几小时的瞌睡者，并非为了抢馒头；而她们之所以熬夜举哀，其本意也不在于看这给鬼看的戏剧，也和我一样，是在等候一睹或一听压轴的《叹骷髅》这首"主题歌"了。
《叹骷髅》是由首座和尚独唱的，其余僧众只为他伴奏。而这主题歌，并非出于佛经，其实是一首民间小调。首座的歌喉一定要好。所以主家请和尚时，每每点名要指定首座，正如人间之点名角儿的戏一样。据传，当时淮阴城可有几名"业余"的和尚，就因为他们有副好嗓子而且相貌出众，在人家请放焰口时他来"客串"，唱完了，脱去袈裟是个常人。是否事实，我不敢说，这是有关宗教政策的。
这主题歌的主题，就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所以一开头，先唱一段"天也是空，地也是空"云云，说明"四大皆空"的道理。然后就分段地叹各种骷髅了。最精彩的一段自然是"叹骷髅，叹的是女娇娃呀"说美貌如花的女郎，尽管生前如何姣好，但到死后，也终归是一副白骨骷髅！这一段，对于青年妇女、特别是自叹命薄者，特别是有吸引力，会使她听得珠泪暗流。可是我曾发现那首座和尚在此时虽是双目微闭，也不免暗暗射视一下他的女观众。我想，他或许就是一位"业余"的和尚吧？是佛门的败类！……后来我读《水浒传》看到潘巧云与报恩寺和尚裴如海的关系，才知道即使真和尚也有败类，是古已有之的事了。再后来看到一些通达之士，斥和尚为"淫僧"，与"妖道"并举，大概是的论了。但这都是后话。
从我看戏的历史，又扯到和尚放焰口﹣﹣鬼看的戏，似乎离题太远了。但我之所以爱看放焰口，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即我以睡晚了为词，第二天可以获得父母批准，免于上学，则下午也不至负逃学之名了。-﹣所以，无论看戏或看放焰口，都与逃学一事有关，离题也不算太远。不过，我把人的戏剧和鬼看的戏扯到一块去，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在我童年时代，看放焰口确实比看的戏要多得多，而依我当时欣赏水平来说，认为《叹骷髅》的词儿也比京戏的唱词好懂，也好听，要我把看放焰口这种鬼看的戏与人看的戏截然分开，实在没有法子。无已，那这一节鬼戏，就算作我看戏史的"外史"吧。
【陈白尘（1908年3月2日—1994年5月28日），中国作家、编剧。原名陈增鸿，又名征鸿、陈斐，笔名墨沙、江浩等，江苏淮阴人。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后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7月任共青团淮盐特委秘书，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独幕剧。1935年出狱后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抗战开始后，在各地坚持进步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解放后参加创作了电影剧本《宋景诗》和《鲁迅传》等。文革后重操文笔，1978年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主持建立了戏剧影视研究所，这是国内第一个戏剧学专业博士点，培养了许多戏剧人士。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陈白尘对于讽刺喜剧有着独到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1994年5月28日病逝，享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