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年），西北边疆的局势持续动荡。自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对蒙古诸部的防御压力剧增，而河套地区（今内蒙古与宁夏交界处）因其水草丰美，逐渐成为鞑靼部落南下的跳板。

与此同时，明朝内部归附的蒙古部族“土达”（即定居内地的蒙古人）与河套鞑靼势力暗中勾结，进一步加剧了边疆的不稳。成化三年（1467年），陕西固原爆发了以满四为首的土达叛乱，这场叛乱不仅考验着明朝的军事应对能力，也揭示了火器在边疆战争中的关键作用。

满四（一说为蒙古名“满都鲁”）出身于固原的蒙古土达家族，其族人在明初归附后，被安置于固原一带。然而，随着明朝对边疆控制力的减弱，满四逐渐与河套地区的鞑靼部落联络，意图联合反叛。

成化三年春，满四纠集部众及同族军民两万余人，占据地势险要的石城（今宁夏固原西北），公开反叛。石城位于群山环抱之中，仅有一条栈道通行，易守难攻。满四的叛乱迅速蔓延，威胁到陕西、宁夏等地的安全。

叛乱爆发后，陕西地方驻军率先出击，但屡遭挫败。明军在石城外围的几次进攻中，因地形险峻、叛军抵抗顽强而损失惨重，甚至丢失了两门铜制大将军炮。面对僵局，明廷意识到必须调集重兵。

成化三年八月，明宪宗任命项忠为总督，集结京营精锐及陕西、宁夏、延绥、甘凉等地兵力五万余人，分六路进剿。

明军的战略核心是“剿抚并用”。一方面，项忠调动神机营火器部队，以火力压制叛军；另一方面，派兵封锁石城周边，切断其粮草补给。

值得一提的是，明军在此战中大量使用火器，包括神枪（一种单兵火铳）、大将军炮（重型攻城炮）及火箭等。这些火器在攻坚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大将军炮的轰击，对石城防御工事造成巨大破坏。

石城之战是平叛的关键战役。明军首先以火器压制叛军，神机营士兵在厢车（移动盾车）的掩护下逼近城墙，用神枪连续射击，压制守军。大将军炮则被部署于制高点，对石城进行远程轰击。据《明实录》记载，明军“炮石如雨，城垣崩裂”，叛军伤亡惨重。

然而，石城地势险要，叛军依托山势构筑多层防线，明军强攻难以速胜。项忠遂改变策略，采取围困战术。他下令焚烧石城周边的草地，断绝叛军马匹的草料，同时派精锐部队拦截下山取水的叛军。这一举措迅速削弱了叛军的战斗力，城内粮草告罄，人心浮动。

成化三年十一月，战局出现转机。一名叫杨虎力的回族义士秘密投奔明军，献计生擒满四。杨虎力原为叛军成员，熟知石城内部情况。他建议明军在交战时故意不使用神枪（满四对神枪极为恐惧），诱其出城应战，再设伏擒拿。项忠采纳此计，并承诺事成后重赏。

次日，明军佯攻石城，满四果然率众出城迎战。杨虎力暗中与明军配合，在混战中突然倒戈，将满四引入伏击圈。明军骑兵迅速合围，生擒满四。主将被俘的消息传回石城，叛军士气崩溃，纷纷弃城逃散。明军乘势攻入城内，彻底肃清残敌，并将石城夷为平地，以防再成叛乱巢穴。

此役明军斩首三百五十级，俘获牲畜器械无数，满四被押解至京师处决。叛乱的平定不仅稳固了西北边疆，也震慑了其他潜在的叛乱势力。

满四叛乱是明朝中期火器应用的一次典型战例。明军在攻坚战中展现了火器的多重优势：

1. 神枪的机动性：神枪作为单兵火器，射程可达百步，装填速度较弓弩更快。明军以厢车为掩护，形成“火器—冷兵器”交替攻击的战术，有效压制了叛军的弓箭手。

2. 大将军炮的破坏力：大将军炮口径大、射程远，能发射实心弹或散弹。在石城攻坚中，明军利用其轰击城墙，为步兵突破创造了条件。

3. 火箭的心理威慑：明军使用的火箭（如“一窝蜂”）可同时发射多支箭矢，覆盖面广，对叛军造成严重心理压力。

此外，明军在战役中首次尝试“特种作战”。杨虎力的内应行动，体现了情报与谍战在军事中的重要性。这种“以谋辅战”的思路，成为后来边疆平叛的借鉴。

满四叛乱的平定，暂时缓解了西北边疆的压力，但暴露了明朝边防体系的深层问题。成化年间，河套地区逐渐被鞑靼占据，明军虽屡次“搜套”（清剿河套），却因后勤不足、兵力分散而收效甚微。此战后，明廷开始调整边疆政策：

1. 加强火器配置：朝廷向陕西、宁夏等边镇增拨火器，并鼓励地方仿制京营装备。成化后期，边军普遍装备佛郎机炮等新型火器。

2. 修筑边墙与城堡：为应对鞑靼骑兵，明军在河套前沿大规模修筑边墙（长城）和屯兵堡，形成“以点控面”的防御体系。

3. 推行“以夷制夷”：明廷加强对土达等归附部族的笼络，授予官职、赏赐财物，分化其与鞑靼的联合。

满四叛乱平定后，蒙古草原的局势再度变化。成化十五年（1479年），鞑靼大汗满都鲁去世，其遗孀满都海福晋扶持年幼的达延汗（又称“小王子”）继位。

达延汗凭借卓越的政治手腕，逐步统一蒙古各部，并于弘治年间（1488-1505年）频繁南下侵扰。明军虽在成化末年取得局部胜利，但面对重新统一的蒙古势力，边疆防御再度陷入被动。

成化三年的满四叛乱，是明朝边疆治理与军事技术交织的缩影。明军凭借火器优势与灵活战术迅速平叛，展现了中期军事改革的成果。然而，此战也暴露出边防体系的脆弱性，为后来的边疆危机埋下伏笔。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满四叛乱与达延汗的崛起，共同构成了明朝中后期“北虏南倭”困局的前奏，而火器的演进与战术创新，则成为帝国维系边疆统治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