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近几年，不配合警察执法的事件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且呈增长态势。互联网的发展让新闻获取途径更加多元，直观上造成了不配合事件增多的印象。实际上，一线民警也感受到执法难度与日俱增。以往，警察作为‬解决纠纷的中立力量，深受‬当事人和违法人员的尊重与配合。而今，警察到场却常遭遇索要“执法证”、不认可处理结果甚至暴力阻碍执法的情况。这背后，是公众对警察的信任危机。随着‬移动网络设备的普及让谣言有了滋生空间，大量未经考证的虚假信息误导了部分网民。涉警事件中，负面消息增多，假信息传播频率上升，公众对警察工作的不理解、不满意、不支持甚至仇警情绪抬头。 作为执法机关，警察本‬应保持稳定形象以获取信任，文明执法理念反而‬削弱‬了警察权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警察拥有较高权威，民间纠纷中警察往往能促使双方主动配合，结果‬也易被接受，且对嫌疑人具有强大震慑力。然而，近年来‬推广的‬‬文明执法理念因‬缺乏明确标准，致使‬警察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困扰。警察执法本质上是对当事人行为的反应，但当职权行为启动标准模糊时，不同警察的反应各异，易‬引发公众对警察形象稳定性的怀疑。一些人利用文明执法的模糊界线，试探警察底线，从轻微阻挠逐渐升级为暴力抗法。警察为避免多做多错，采取消极态度，进一步塑造了“逆来顺受”的形象，加剧了抗法事件。 人民警察虽然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但多地公安机关过度强调服务口号，如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的“四有四必‬”承诺，被公安部要求全国推广，最终‬异化‬成了一个兜底性规定。然而，“四有四必‬”承诺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往往会‬误导‬公众，片面‬认为警察必须满足所有要求，这显然不现实。一方面‬，警察在处理某些事件时缺乏权力与法律依据，如生活噪音问题，虽然警察必须出警，但法律并未明确处罚措施，使得‬问题难以解决，警察形象受损；另一方面‬，警察并未接受相应的专业训练，对于非警务活动的处理往往力不从心，如救助流浪动物或开锁‬等，不仅无法满足群众的诉求，还‬分散了警力。 受中华传统文化中帮弱心理的影响，公众往往更‬同情处于“弱小”的社会个体‬，认为弱者具有天然的正确性。尽管从法律角度看，国家行政部门与公民是不平等主体，公民在权益受损时往往‬难以通过自身力量获得救济，但这绝非不配合警察乃至引发冲突的理由。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势需要通过政府的引导和法治教育来逐步改变。同时，尽管近年来全民法治教育普及，公民法律意识有所提升，但受西方文化及文学艺术作品影响，部分公民权利意识过强而义务意识不足，如受“米兰达权利”等概念影响，在面对警察询问或日常盘查时，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配合警察的义务，不仅给警察工作带来困扰，也加剧了警民冲突。 警察作为政府与民众的连接点，常承担法定职责外的职能，不当滥用警力更增警民摩擦，成为影响公民对警察信任的重要因素。警民对立往往源于政府其他部门本职工作不到位及滥用警力。例如，安徽六安教师讨薪事件中，教师因工资补贴未按时发放而上访，警察介入后反被指殴打教师，虽警方行为合法合规，但事件本可避免。若政府能严格落实文件精神，及时解决教师诉求，就无需动用大量警力。然而，部分政府部门懒政不作为，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就‬警察却‬被‬推到‬矛盾‬第‬一线，警察‬虽能暂时控制现场，却无法根治矛盾。在公众眼中，自己‬的‬诉求‬非但没有‬被‬满足，还‬被‬当作‬“坏人”对待‬，‬‬自然‬会‬把气‬撒到‬警察‬身上‬。 警察队伍中的贪污腐败问题日益突出，成为腐败现象的重灾区。十八大以来，公安系统已有数名高阶警官落马，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每一个都有副厅局级以上高阶警官落马，无一漏网，级别最高的为正国级。河南新乡、广州增城等地公安系统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涉及受贿、徇私枉法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老百姓普遍对权力腐败深感不满，认为其是最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和最突出的社会矛盾。另外，警察执法中的不公正行为，如滥用公权，也严重侵蚀了警察权威，多起事件引发社会舆论关注。同时，涉警“雷语”、“雷行”频发，如“警察不打人那养着干嘛”等，反映了官本位意识和权力傲慢，进一步损害了警察形象，加剧了民众的不信任感。 老百姓‬的‬信任‬不仅关乎警察形象，更与政府形象和社会治安紧密相连。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危机，往往会引发质疑声浪、抗法行为和负面舆论的泛滥。因此，重塑警察公信力，成为确保警察工作顺利推进、警民关系更加和谐的关键所在。这既要求警察转变执法理念、提升执法效能，也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协助，与公安机关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同时，公安机关还需注重宣传媒介、方式和方法的选择，确保宣传的时效性和真实性。警察信任危机既是挑战，也是契机，只要警民携手并进，共克时艰，便能成功走出信任危机的阴霾，使警察公信力得到广泛认可，为社会秩序的维护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