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珉赴任辽宁时，曾说辽宁在东北三省中发展基础最雄厚，可在他离任的2015年，辽宁的GDP增速全国垫底。这固然有很多原因，但他身为省委书记，绝对难辞其咎。

■ 政治愿望没有实现

新出炉的辽宁省委巡视整改通报，透露了一个大新闻：省委原书记王珉，在个人政治期望没有实现后，消极堕落，甚至抵触中央，导致省委领导核心作用弱化。

消极堕落的情形，在此前“双开”通报中也有体现：王珉身为省委书记没有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未按照中央要求履行换届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公开妄议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对辽宁省有关选举发生拉票贿选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作为封疆大吏、中央委员，王珉已经是中国政坛的佼佼者。在如此之高的位置上，他还有政治愿望没有实现？

大家都知道，曾任苏州市委书记的王珉是带着推广发达地区经验的光环踏上白山黑水的。离开吉林时，外界普遍认为他获得了重用。但不少吉林干部都知道，王珉是怀着苦涩的心情离开。一来他推动的改革近乎失败，二来他来吉林之初头顶耀眼光环，在政坛上更进一步的愿望很强。最终平调到另一省，和他的期望有落差。

2009年，王珉离开吉林，调任辽宁省委书记。在就职演说中，王珉表示：“在东北三省中，辽宁经济总量最大，工业化程度最高，发展的基础最雄厚，我深感责任重大，担子很重。”

有媒体报道，与刚到东北时的意气风发相比，王珉在辽宁这6年间却显得颇为低调，极少主动接受媒体采访，对抛头露面的机会能推就推。

而他在吉林、辽宁两省的口碑相差很远。尽管主政吉林时遭遇挫折，但他离任时的干部大会上，掌声多次响起。在许多吉林的干部看来，王珉是想干事却没干成事。而在辽宁期间，王珉却难脱惰政之嫌。在吉林，王珉周末加班是家常便饭；而在辽宁，他周末经常去北京，或者回江苏。

还有媒体报道，关于王珉的各种负面传闻，也在其主政辽宁期间增多。一批来自南方的企业家时常出入王珉的家，和他打得火热，其中一家来自江苏的房地产企业，在沈阳、大连多地开发有高档楼盘。沈阳一名退休官员表示，王珉赴任辽宁时，曾说辽宁在东北三省中发展基础最雄厚，可在他离任的2015年，辽宁的GDP增速全国垫底。这固然有很多原因，但他身为省委书记，绝对难辞其咎。

虽然自己的政治愿望没有实现，但王珉却帮助别人实现了政治愿望。已经落马的辽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宏章，当年从沈阳市委副书记直升省委常委，就被曝向上级赠送黄金制品。作为苏宏章的上级，王珉深陷贿选传闻。根据中央的通报，辽宁的王珉、苏宏章、王阳都涉及贿选问题，作为班长，王珉走向了自己政治愿望的反面。

▲2017年8月4日，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 江淮骄子

1950年初春三月，安徽省淮南矿务局所在地九龙岗一户书香世家降生了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的祖籍是安徽长丰县水家湖乡王家圩。祖父21岁考中秀才，26岁经复试被荐为贡生，在北伐战争中，任起义军淮上军总司令。北伐成功后，他自认是个读书人，不愿卷入官场，在上海法租界隐居多年。双胞胎的父亲长期担任淮南市科协主席，先后被选为淮南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徽省政协常委等职，是著名的外科专家。母亲退休前是淮南矿工医院的护士长。

双胞胎的父亲寄望兄弟俩能利国利民，为他们取名王琍、王珉。大哥王琍继承父亲衣钵，后来成为淮南的医学专家。弟弟王珉，从托儿所到小学、初中，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校始终担任学习委员。“文革”开始时，王珉初中刚毕业。因其父有教授和“走资派”双重“黑”身份，被迫接受“造反派”批斗，之后转入劳动改造，1968年后，王家五个子女陆续下放农村，王珉到舒城县石岗公社插队落户，直到1972年4月，才被招工到淮南化工机械厂，成为一名开刨床的钣金工。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以后，王珉产生了求知上学的强烈欲望，王父硬着头皮找了淮南市相关领导，有幸得到支持。1975年9月，王珉被推荐到淮南煤炭学院（现安徽理工大学）机电系矿机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当教师。1979年和1983年他两度考入南京航空学院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1986年4月，王珉当上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工程系讲师、实验室主任，1994年6月，担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常务副校长，一个月后，在高校任职13年，毫无从政经历的王珉突然出仕，担任江苏省省长助理。

■ 创造苏州经验

王珉先后担任江苏省省长助理、副省长。2002年5月，出任苏州市委书记，当年8月又升任江苏省委常委。国企改制，是王珉到任苏州首先面对也亟须解决的烫手山芋。市属企业2001年亏损总额4.5亿元，亏损面达57%，另外还有大量的潜亏、坏账、对外投资损失等不良资产和不实资产。停产、半停产企业近400家，占到企业总数的40%以上，由此造成国有（集体）资产严重缩水。此外，大量职工下岗，企业拖欠职工医药费和工资1.86亿元。王珉在一年半时间里，成功完成任务。苏州完成全部1034家市属企业的改制，涉及评估总资产267亿元，净资产46亿元，11.3万国企职工身份全部置换。“企业整体改制到位、国有集体资本退出到位、职工身份置换到位、债权债务处理到位，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四到位一基本”政策被总结为“苏州经验”。

“苏州经验”的产生并非一帆风顺。大企业之一的苏钢集团，当时员工近万人，当年正式分流职工3751人，身份置换职工3599人。改制过程中，受到苏钢集团不少员工抵制，曾经发生一个联营厂上千员工“包围”企业高管的冲突。当时工人们围着总经理提出诉求，时长约24小时。就此事件，王珉态度坚决，指示不许退让，工人最后无奈散去。王珉主政苏州不到两年半时间。苏州执政经历为他留下不错官声，也使他获得许多苏州政商资源，为他日后浮沉东北埋下伏笔。

■ 北上吉林2004年10月，王珉转任吉林省，先后任省长、省委书记。王珉主政吉林，应是被寄予借助其“苏州经验”振兴吉林的打算。从发达富裕的苏州到相对落后的吉林，王珉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执政环境和目标。当时吉林面临的难题是：到2001年底，吉林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拥有资产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86.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3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的工业企业资产仅占1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2个百分点。同时其资产负债率比全国高出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比全国高出20%。

王珉提出吉林经济发展要从“快走”变“快跑”，实现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赶超。首先倚重的便是招商引资。2005年起，江苏众多民营企业进入吉林投资，开拓市场。除了组织南下招商，在王珉力争下，吉林获批主办“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获得一个国家及国际区域经贸交流平台。王珉主推的另一项政策是国企改革，依靠的还是他的“苏州经验”。“四到位一基本”政策成为这次吉林国企改制的基本思路。王珉希望通过国有股转让、资产变现、土地置换、引进域外资本、减免有关收费和经营城市等渠道，加速推进国企改制重组。王珉称，吉林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工作量也大，而且企业的质量差、成本高、资金财力不足，完全靠市场来推动不可能尽快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所以采取了一些“超常规的办法”。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包括1400多名处级干部，全部动员起来，实施国企改革攻坚计划。按他的说法就是要‘连锅底抄’，把最难的解决好，不留下任何问题。改革上颇为激进的做法让王珉在媒体上获得“王大胆”称号。2009年初，全省3366家工业及非工业领域国有企业基本完成改制，安置职工100万人，支付改制成本229亿元。改制后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和国有资本控制力明显增强，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量达4118亿元，比2004年净增1318亿元。”

■ 政坛“滑铁卢”尽管王珉动辄就说苏州如何如何，却不知道，吉林的状况和苏州有天壤之别。不对一个地方的情况做具体分析，制定出因地制宜的政策，就一门心思移植外地经验。硬把苏州的经验移植到东北，无异于橘生淮北则为枳。王珉很快迎来主政吉林期间的最大败笔--通钢事件。

通化钢铁公司早年在吉林一直是最大的省属国有企业，拥有数万人员，所在地通化市二道江区的人口几乎全是通钢的职工和家属。通钢自2000年以来共经历了两次裁员。2005年初，通钢二次改制，剥离了33个辅业单位，移交了17个学校和7个公安机构，35000名员工仅余19606人，改制成本高达15.7亿元。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参与通钢重组，为第二大股东。然而改制后通钢经营状况仍不乐观，2008年通钢负债率高企，亏损严重的情况下，建龙集团再次提出要求控股通钢，掌握经营管理权，或退出实施股权分立。为此，作为省委书记的王珉于2009年1月7日和2月24日两度前往通钢调研。数万名员工下岗的背景下，职工及家属普遍失去了安全感，而对吉林省委以及重组方建龙集团来说，当时并没有可行的渠道与员工对话。

7月24日，作为建龙集团谈判代表的陈国君前往通钢“说服动员”，等待他的是成千上万名抗拒改制员工的怒火。这次王珉没有如苏钢改制时那般化险为夷，陈国君被围殴致死，十几个小时内，武警公安未能从人群中将陈国君救出。在血案发生当日，王珉曾亲自打电话给时任通钢董事长安凤成，但为时已晚，命案已生。当晚9时，吉林省国资委宣布建龙钢铁永久退出通钢重组，抗议人群方才散去。亲自操刀吉林国企改制的王珉，撞入通钢泥淖。血案使通钢改制遽然转身，前功尽弃。王珉不复往日风光，黯然离场，辗转辽宁，东三省在政坛逐渐沉寂。王珉作为地方大员，由南至北，先扬后抑，终至陨落。

■ 坐困辽宁2009年11月，王珉调任辽宁省委书记，主政辽宁长达6年。与刚到东北时的意气风发相比，王珉在这6年间却显得颇为低调，对抛头露面的机会能推就推。在辽宁期间，王珉难脱惰政之嫌，周末经常去北京，或者回江苏。关于王珉的各种负面传闻，也在其主政辽宁期间增多。

一批来自南方的企业家时常出入王珉的家，和他打得火热，其中一家来自江苏的房地产企业，在沈阳、大连多地开发有高档楼盘。甚至在私生活方面，亦不乏各种小道消息。王珉落马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其进行审判时指出，王珉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解决财政补助资金、获取港区开发权、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他人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6亿余元。据媒体披露，江苏省某化工企业在辽宁一沿海城市建石化PTA项目，据国家发改委《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规定，对“虽然申报但未经核准的项目，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城市规划、质量监督、证券监管、外汇管理、安全生产监管、水资源管理、海关等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可是江苏这个企业未批先建，在缺乏相关手续的情况下，由王珉亲自奠基，在办理土地和建设等相关手续时一路畅通。安监部门不同意施工，王珉亲自给当地开发区管委会领导打电话，直接过问，很多手续都是后补的。

王珉先后5次到这个企业调研，多方关照，待国家发改委下达批建手续时，PTA项目已接近竣工，并由王珉亲自剪彩王珉赴任辽宁时，曾说辽宁在东北三省中发展基础最雄厚，可在他离任的2015年，全省经济面临断崖式下降，GDP增速全国垫底。这固然有很多原因，但他身为省委书记，难辞其咎。与王珉的懒政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嗜酒如命和霸道作风。他爱喝酒，也能喝酒，他只喝茅台，喝完一二斤后还能继续开会。他在辽宁虽无可言说的政绩，喝酒却依然凶猛，在官场留下了“东北虎、西北狼，喝不过江苏小绵羊”的顺口溜。2015年7月，65岁的王珉调任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退居二线。

■ 贿选风波

2011年辽宁省委换届和2013年省人大换届以及选举全国人大代表这三次选举过程中，连续出现违规提名、身份造假、拉票贿选等问题，送金条、购物卡、苹果手机，贿赂金额超5000万元，严重恶化了辽宁政治生态。巡视组查阅省委常委会的会议记录发现，王珉私自提出将苏宏章作为省委常委的差额人选，没有经过省委常委会的集体研究。王阳本不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之列，但王珉没走正常程序，写个便笺，就把王阳弄上去了。在几次选举过程中，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等部门，包括王珉的秘书都曾向王珉汇报选举中有不正常现象，但王珉都放任不管。王珉说“如果我要是不参与点儿，肯定我是选掉了”，“我觉得也不要太追了，把这事情搞出来，有什么好处呢。”王珉的此番态度，让拉票贿选渐渐变得全无顾忌，送钱送物几乎都是半公开状态。除了默许纵容，王珉甚至亲自出面替数名企业老板打招呼，帮助他们获得提名。这背后的原因，是王珉和这些老板有权钱交易，收过他们的钱物。当老板们提出想当人大代表时，王珉自然也就无法拒绝。致使拉票贿选行为像瘟疫一样恶性蔓延。王珉对选举中的问题心知肚明，因此，当2014年巡视组第一次巡视辽宁时，王珉深感不安，千方百计地打听巡视组的一些动向，了解找一些什么人谈话。巡视组发现了指向王珉和选举乱象直接相关的重要细节，要求辽宁省委对选举问题进行调查和整改，王珉则认为“只要能捂住，这个事情是能混过去的。”对问题根本没有展开调查，贿选官员和人大代表也无一被追责。后经有关部门调查，辽宁拉票贿选案共查处955人，其中中管干部34人，辽宁的政治生态已遭到严重破坏。辽宁的拉票贿选不仅涉及省委、省人大等部分高层领导，还蔓延到省发改委、省法院等部门，及大连、鞍山、朝阳等重要地市。沈阳、鞍山、抚顺15个基层法院分别对辽宁41名涉拉票贿选人员作出一审宣判，对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高宝玉等41名被告人分别以破坏选举罪、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等刑罚。

■ 可悲结局2004年来到东北，2009年从吉林入主辽宁，2016年结束政治生涯。在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重要战略的黄金十几年间，王珉带给这片土地的是无尽的忧伤与经济的低迷。王珉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身为省委书记没有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未按照中央要求履行换届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对辽宁省有关选举发生拉票贿选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王珉受贿、贪污、玩忽职守案。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王珉在监狱里会想到什么呢？也许他会想到祖父临终前曾留下的遗训：子孙后代不得从政。

“通钢事件”

2009年7月24日，在吉林通钢集团“大本营”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通化钢铁），发生了反对民企建龙集团入主通钢的万名职工生暴动，他们以拳脚、乱砖、石头抵抗警察，对通化钢铁总经理陈国君进行长达五六个小时的毒打，“就地执行了死刑”。

现在原吉林省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王珉落马了，再回望“通钢事件”和王珉的牵连，也算殷鉴不远。

一、“通钢事件”的来龙去脉

1、刚任命一天的通钢集团总经理陈国君被群殴至死。7月24日，北京建龙重工集团董事长张志祥正在布置，有51年历史的老牌国有企业通钢的控股收购和重组。10点多，张志祥收到短信获知，刚任命的通钢总经理陈国君正遭受愤怒工人的围攻。12点多，陈国君遭到第一次殴打。16：40分左右，有人用暖气片砸开了陈国君躲藏在二楼带有防盗门的办公室，陈国君受到了更残酷的殴打。在现场参与维护秩序的一位警察描述：“根本进不去，往前一走就是砖头和钢块，砸到盾牌上砰砰响。”“当时工人都红眼了。”有警方车辆被掀翻，根本没法将人救出来。一个刚刚被任命了一天的职业经理人，为中国的私有化付出了生命代价。

2、“空手套白狼”。张志祥10年财富暴增到200亿。张志祥是何许人也？其父是浙江上虞靠养鱼致富的农民，1998年12月1日，张志祥从父亲手里借5万元钱，创办了杭州忠祥物资有限公司（建龙前身）。2000年9月15日，又和表弟张伟祥、表弟陶忠海共同出资成立了唐山建龙实业有限公司。2003年，张志祥并购浙江国有造船厂，翌年，并购抚顺机电厂，继而又收购了3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2003年，唐山建龙将总部迁至北京，更名为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建龙成年销售收入达407.9亿元，涵盖钢铁、造船、机电等产业的重工帝国，在民营钢铁公司中仅次于江苏沙钢。张志祥作为中国钢铁业第二富豪，在2008年以200亿元身价跻身胡润富豪榜上。与此同时，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等荣誉纷至沓来，让张志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耀。

3、陈国君一直扮演建龙在全国扩张的先锋官。那么，被通钢工人活活打死的陈国君和张志祥是什么关系？10年前，张志祥租赁唐山下属县级遵化市一个濒于破产的小钢铁厂，3年后买断了这家遵化市钢铁厂。陈国君正是这个厂的元老，他26岁就担任车间主任，随后被张委任为唐山建龙的厂长。此后，陈国君一直扮演着建龙在全国扩张的先锋官角色，在2005年建龙第一次入股通钢，陈国君即是建龙派驻通钢惟一的高管。这次控股通化钢铁集团，陈国君则被任命为通化钢铁集团的总经理。

4、建龙和通钢怎么扯到一起？2005年，中国为整饬中国一盘散沙的钢铁乱局，出台了《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国有钢铁巨头们被赋予整合中小型钢厂的任务，计划到2010年，国内排名前10位的钢铁企业集团的钢产量要占全国产量的50%以上，2020年达到70%以上。虽然当时建龙钢年产已达700万吨，但就单个钢铁厂而言，其产量仍然太低。理论上都属被五大钢铁巨头整合的范围。而若能控股通钢，就意味着占有了整个吉林的钢铁市场，就能摆脱建龙被兼并的命运，所以，建龙重工对入股通钢志在必得。

5、建龙重工第一次入股通钢。2005年12月27日，建龙集团下属的浙江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以持有吉林市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权，作价人民币14亿元，以资产参与通钢集团重组。重组后建龙持有通钢集团36.19%的股权，华融资产公司持有14.60%的股权，吉林省国资委持有46.64%股权，孙玉斌代表通钢经营管理者持有通钢2.57%。就股权安排而言，国资委继续保持控股地位，民营企业建龙一毛不拔，却得以入股通钢，华融资产将4.7亿不良资产转为股权，通钢管理层在改制中也得到利益安慰——省国资委以9000万股权作为激励。重组后的两年，从业绩单看，通钢出现年50%以上的盈利增长，2007年盈利为12.6亿元，建龙对通钢重组成吉林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典型。

6、建龙对通钢重组产生两大深刻内在矛盾。一是工人指责建龙冷血裁员、压低收入。通钢2005年9月和12月的两次大规模“内退”分流，让原3.2万在岗职工被削减至1.9万人。建龙委派陈国君进入虽在2006年初，但工人将裁员的账转到建龙头上。2006年初，通钢开展薪酬体系和自主管理改革，总经理收入可超百万，而很多业绩差的底层工人只三四百元。建龙对带来的大批工人和技术人员待遇优厚，对原通钢职工下调工资待遇，薪酬落差拉大进一步引起民怨。二是工人指责建龙处心积虑挖空通钢优质资产。关于建龙掏空新通钢的传言铺天盖地——总投资56.4亿的吉林建龙精品钢基地项目被指责建龙在转移资产。在2008上半年房地产行情一片大好，生产建材无疑是钢铁业获利的主要来源，但主管生产的陈国君却让吉林建龙生产钢材，而将特殊钢的生产任务全抛给通钢，通钢工人经常无法完成绩效考核。

7、建龙一进一出获得利益巨大。通钢工人群体集聚公司办公楼前，高呼“建龙滚出通钢”！2009年1月份，建龙提出：要么退出，要么控股通钢，2009年3月末，通钢集团与建龙集团实行股权分立。由于此前建龙是以资产入股，双方很容易达成“分手协议”：建龙撤出吉林建龙钢厂，净资产增值部分由原属通钢的部分矿山抵偿。通过一进一出，建龙获得吉林精品钢基地和通钢原有矿山所有权，并将进口铁精粉造成的巨额亏损转嫁通钢，让287亿元资产，负债率从70%升到90%。建龙退出后，通钢对3月份经营情况评估，只亏损5000万左右，而3月份却报亏2.7亿。2008年冬天，通钢迎来最严酷的寒冬，七座高炉全部停产，普通工人每月领取300元生活费，约12000名一线职工、近3万人的职工队伍嗷嗷待哺。

8、三个月后建龙杀回马枪。通钢亏损严重，建龙“逃跑”了，短短3个月后，在钢铁业形势好转，通钢开始盈利，建龙“杀回马枪”。2009年7月22日，吉林省国资委确定了重组方案：建龙集团子公司以10亿元现金和其持有的通钢矿业公司股权向通钢集团增资控股。重组后的通钢，建龙持股65%，吉林省国资委持股34%，其余小股东持股1%。通钢几乎覆盖通化市二道江区，大约10万人生活于此。重组消息传来，通钢人愤懑的认为，建龙的重组是对通钢的二次“蹂躏”。一些人认为重组后必将“洗牌”通钢干部。一些附着通钢上游和下游的产业，也感觉到被剥离的危机。他们愤怒地问：“通钢究竟是谁的？”

9、建龙控股通钢的私有化重组破产。7月24日15时，吉林省国资委组织原通钢高层领导座谈重组，遭到参与座谈会者的一致反对。15时30分，经与省领导请示沟通，决定暂缓执行与建龙集团合作。17时15分，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宣布终止建龙集团重组并控股通钢集团的决定。但聚集群众对工作组的信任已降至冰点，这个口头宣讲没能缓释聚众人员情绪。晚上7时，上万工人和家属聚集厂区群情激动，他们冲击生产区，堵塞原料运输线，造成部分高炉休风，局面完全失控。有些人将不满情绪集中发泄在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君身上，对其进行围堵，殴打，并作为人质挟持。

当晚，当地电视台发布公告称，根据广大职工愿望，经省政府研究决定，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希望广大职工保持克制，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尽快撤离。至夜，通钢恢复生产，鞭炮齐鸣。

二、对这次事件的各方面评说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一场暴力化的讨价还价。事实上，通钢的职工是以集体暴力的手段，反抗了企业改制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现象。他们反对的既不是国资的退出，也不是民间资本的进入，而是整个过程中的不公平与不透明。这不是一个姓社、姓资的讨论，而是一次有关社会公正的冲突。

《财经》：“国有企业内部代表工人利益的机构（例如工会、职代会或其他）如何脱离经营者控制，成为真正表达工人诉求的自主性组织，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政府多年的防控化管理，造成整个社会无组织的状况。共青团、工会、妇联、工商联四大组织，早已蜕变为执政党的组织和细胞，劳动者事实上处于一盘散沙的境况。在国企里，劳动者尚可借助国有的身份主张权利，在其他企业，则彻底处于无权利保障的弱势地位。无组织，平时不易起事，一有风吹草动，一步就走到极端，因为没有谈判之可能。如果不能合法合理地抗争，就必然以暴力手段血腥地报复。一粒粒微不足道的沙子，瞬间就能凝聚成无法控制的力量，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从个体到群体的转换非常短促，难以琢磨。

《时代周报》：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沉默不语，不--事实并非如此！在被建龙重组后，“高层拿着高薪，员工则开始被频繁裁员、减薪”。差距甚大的薪酬制度成为不平的导火索，通钢工人就怨气丛生，进入2008年，干群关系直转急下，在食堂开饭前，职工必高呼两声“建龙滚开！”被边缘化的群体最终会发出自己不同寻常的声音。

《环球企业家》：通钢事件的教训在于，职工丧失了支配自己命运的所有权利，资本与权势肆意的侵吞瓜分，最终导致了暴动。当局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常常有一种心态：起初不以为意，以为出动几个警察就能震慑住;当局面失控、群情激愤之际，则惊慌失措，为保乌纱帽，就出人意料地脑筋急转弯，高调宣布顺从“闹事者”意愿，甚至许诺更多“闹事者”原本不敢想象的条件。通钢事件最后的结果是，政府推翻了自己的决定，煽了自己一记耳光。

《环球企业家》：强行改制，不是由市场达成的交易价格，也不是由市场交易决定的交易对象，这种拉郎配式的玩意，本身违背经济规律，又难免黑箱作业之嫌。而且很少能跳出利益输送的套路。官商勾结，少数资本运营天才窃取国有资产，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暴富了，上流了，成功了，大批下岗职工却加入了没有尽头的上访队伍，这些曾经的国家主人或创造者，沦落为社会弃儿。他们成为日新月异时代羞耻的标记。

《瞭望东方周刊》：群体事件发生前，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且沟通不畅。虽然有关部门对重组进行了政策性的宣传，但效果并不明显，加之老国企的固有矛盾，导致职工对持股人的不满与不信任。吉林省国资委认为，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公司在各主要股东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股权调整。而职工则认为，谁是大股东，则关系到给谁打工的问题。通化钢铁虽然有很多挂有“党群”牌子的办公室，但工会只有3名工作人员。知情者透漏，只是每年一次职代会，其他重大事项一概不知。

吉林省省属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陈富贵：“事先没有通知通钢职工代表，没有召开职工大会表决。”“这确实需要反思。”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要把员工群体真正当作利益攸关方使之参与到决策框架中，而非仅视为改制成本的承担者和沉默的大多数。对张志祥这样的民营企业家而言，他们惯常的并购手法是，先获取当地政府的支持，然后寻求在新利益框架中安抚原管理层——失去意见表达途径的员工们的愤怒可想而知。

建龙重工集团董事长张志祥：“在这次操作过程中，有对形势估计不足，有对群众的情绪估计不足，有对员工不够关爱。”

三、王珉与《通钢事件》的连带关系

如此震惊国内外的万名工人暴动，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珉能脱得了干系吗？

1、一天没有从政就直接当上省领导。王珉1968.9—1972.4安徽省舒城县石岗公社插队，1972.4—1975.9安徽省淮南化工机械厂工人，1975.9—1978.9安徽省淮南煤炭学院机电系矿机专业学习，1978.9—1979.9安徽省淮南煤炭学院机制工艺教研室教师。此后，王珉一直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连挂职下派的经历都没有，一直到1993.05—1994.07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可出人意料的是王珉1994.7直接当上江苏省省长助理，1996.12—2002.05江苏省副省长。

2、快速出卖国有企业是其主要政绩。2002.8—2003.2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苏州市委书记，2003.02—2004.10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王珉虽然只在苏州工作了2年，却大力推动了苏州公有制企业的改革，创造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1034家国企改制”的改开新记录。

王珉在吉任职五年期间，延续了在苏州的治理思路，以“苏州速度”推进吉林的国企改革，计划在一年内基本完成816家省属国有企业的改制任务，实施“连锅底抄”，被媒体形容为“王大胆”。王珉在吉任职五年期间，最为闪亮的政绩，就是将省属企业基本卖光！或者说，除了央企之外，吉林省的省市属国有企业几乎全军覆灭！

3、王珉是“通钢事件”的始作俑者。王珉2004.10—2005.1吉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05.1—2006.11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2006.11—2008.01吉林省委书记。通钢事件发生时，他已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多年，吉林的国企改制，他是主要决策者，对于通钢事件的的发生，他是负有主要责任的。王珉曾表示，“我们采取了一些超常规的办法。实施国企改革攻坚计划，按我的说法就是要‘连锅底抄’，把最难的解决好，不留下任何问题，这也是吉林国企改革的最大特点。”

这样疾风暴雨的私有化进度，严重侵犯了工人阶级的权益，导致了震惊全国的“通钢事件”。在血案发生当日，王珉时任吉林省委书记曾亲自打电话给通钢董事长安凤成，但喊叫停为时已晚。吉林省副省长王祖继坐镇指挥的武警公安在长达10余小时间，竟未能将陈国君救出。王珉多方权衡，最终被迫在7月24日晚9点，宣布建龙“永久”退出通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