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那会儿，延安迎来了一位大洋彼岸的女作家，她叫尼姆·威尔斯。

女作家在聊天时向董必武打听：“那个中共一大的资料，现在还有吗？”董必武摇了摇头，回答说：“都已经没了。”

董必武讲起这事儿，满脸都是藏不住的遗憾，一边讲还一边叹气。

没错，一大会议结束后，那些代表们就各奔东西了。经过多年战乱纷扰，他们还能保持原本的样子，那可真是个奇迹。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1960年有个美国人翻出了一份超级重要的文件，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1、美国人韦慕庭发现了“一大文献”的相关资料，原来是他写的】

1960年的某一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里，教中国历史的韦慕庭教授开心得不得了。他在学校图书馆里，无意间翻到了一篇学生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是1924年1月写的，全英文，还是用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究竟是哪个学生能有本事写出这样既专业又有深度的文章呢？

经过多次琢磨，教授有了个大发现，论文后面附的东西让他特别吃惊。

附录一里头放的是《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首个纲领》。

附录二里头放的是1921年的那份《中国共产党首个关于党的目标的决议》。

附录三里放的是《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个是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版本。

附录四里头放的是《中国共产党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附录五里头放的是1922年的那个《中国共产党章程》。

附录六里头放的是《中国共产党1923年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这个附录真的让韦教授大吃一惊，难道这是真的吗？

倘若情况属实，这无疑将是一项举足轻重的发现，因为附录一、二、三、四、五已经多年杳无音讯，甚至中国共产党自身都难以寻觅其踪迹。

这样的资料，教授看了肯定会很高兴啊。

韦老师想弄清楚这些附录文件到底是不是真的，于是就开始认真查了起来。

有个学生写论文，他叫陈坤坡。

瞧瞧这个名字，你试着用拼音念一念，可能会觉得很熟悉，念出来就是：陈公博。

说起中国现代史，有个人大伙儿可能都知道，那就是陈公博。这家伙，汪精卫手下的第二号大坏蛋，他在汪伪政府里头，当过立法院的一把手，还管过上海市。后来汪精卫没了，他竟然还坐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置，兼着行政院院长。

这个人，在1921年出席过一大会议。

韦慕庭是位专研中国历史的教授，他肯定对陈公博有所了解。

为了弄清楚这家伙到底是谁，他动手翻起了资料。这人还真够古怪的，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花名册”上，居然出现了三次名字。第一次是1923年2月28日，第二次是同年9月27日，第三次则是1924年9月。更奇怪的是，这三次登记的生日都不一样，一会儿是1891年8月28日，一会儿又是同年9月29日，还有一次干脆变成了1892年。

为啥有个人会注册三次，而且每次都用同一个名字，但生日却老是不一样呢？

按照陈公博的身份信息，那位教授翻了翻《日本名人录，还有满洲国和中国的一些名人》这本书，结果查到陈公博的出生年份记录的是1890年。

韦教授的生日老是变来变去，让人摸不着头脑，他自己心里也没个准数。

为了弄清楚身份这事儿，韦教授专门跑到纽约市立大学，去找了位叫唐德刚的华裔博士聊聊。这位博士可不是一般人，他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以前还拜访过胡适先生，两人关系好得很，算是老朋友了。

我翻了翻那些资料，唐博士认真琢磨了一番后，觉得咱们得找找陈公博写的那本《寒风集》回忆录，说不定问题的答案就藏在那本书里头呢。

韦老师动手找起那本叫做《寒风集》的书来。

信息挺少，但好歹看到了点曙光。那时候，堪萨斯大学正跟住在香港的张国焘商量出版回忆录的事儿。韦教授就琢磨着，给张国焘写了封信，想求一本陈公博的《寒风集》。

说来也怪，张国焘那儿还真有这本书，他还真的给我寄了一本，书名叫《寒风集》。

韦老师满心期待地翻找起来，结果真没让他白忙活，在《寒风集》这本书的第191页，有篇叫《我和共产党的事儿》的文章，里面把事情讲得一清二楚。

韦慕庭经过核实，确认了那份论文以及附录都是真的。

后来，韦教授去找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个学生，还翻看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些资料，接着他就出了一本英文书，书名叫《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这本书的开头部分，是韦慕庭给写的。

陈公博的那篇论文，在默默无闻地躺了36年之后，终于得以面世，被大家看到了。

挺让人可惜的是，那本书里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部分，跳过了第11条，直接从第10条蹦到了12条。既然原版就是这样，哥伦比亚大学和韦慕庭也就照着陈公博的原稿来了，没动它。

哎，1960年那会儿，中美还没握手言和呢，关系僵得很。而且，那时候的美国人对这类事儿也不太感冒，所以没几个人会去。咱们中国的党史专家们，也难为他们，根本接触不到美国那边出的书。

但是，中国的党史研究者们一直没停歇，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就开始忙着找“中共一大的资料”。他们通过别的途径，又搞到了一份材料......

【2、来自苏联俄文版的“中共一大文献”资料】

1950年的时候，咱们国家的党史研究者发现了一篇文章，是苏联的葛萨廖夫写的，标题叫做《中共的诞生》。

这篇文章写的时间，跟陈公博写的那篇差不多时候。那时候，葛萨廖夫跟那些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关系很铁。

但说回来，这篇文章背景挺大，竟然跟张作霖扯上了关系。

1927年4月6日那天，张作霖没按常理出牌，他突然带兵把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中东铁路的办公地等地方给围了，还把我党的大人物李大钊给抓走了。

那时候，李大钊是在大使馆的西边院子里面工作。他后来被抓住，没多久就牺牲了，这真的是让人特别惋惜的一件事。

从苏联大使馆翻出了一些书，里头有本葛萨廖夫著的《中共诞生记》。张作霖下令把这些俄文书翻译成中文，而且要用文言文的形式，然后再把它们整理到一起，起了个名字叫《苏联诡计文证大全》。

说实话，这名字听起来确实挺吓人的。

转来转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党史专家们终于把它给找着了。

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叙述得很全面，但遗憾的是，里头并没有直接附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具体内容。真是有点可惜！

不过，这事儿倒给党史研究的专家们提了个醒，说不定，苏联那边藏着咱们一大的重要文献资料呢。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会议结束后，杨尚昆他们就开始跟苏联方面聊起了关于“中共的一些重要资料”的事情。

多次商量后，苏联那边终于同意把跟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共产国际档案送回中国，当时是用好几大箱子装回来的。

专家们经过一番认真的搜寻和整理，终于翻出了中共一大的相关资料，但遗憾的是，这些资料都是俄文版的，并没有找到咱们中文的原版文件。

之后，专业的翻译团队精心工作，把那份重要文献翻译成了中文，并且首先发布在了内部的秘密资料《党史情况通报》里。为了核实这些资料没错，1959年8月5号，中央档案馆就把文件送到了董必武老先生那里，让他帮忙鉴定一下。

都过了三十多年了，但董必武老先生还是亲自回了信。信里大意是：说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等那三个特别重要的文件，在还没找到中文原版之前，这些资料算是挺靠谱的......

董老先生回信里讲了，这份资料真的很重要，也很靠谱。

这么说吧，就在韦慕庭教授在美国那边发现一份重要文献资料的前一年，咱们中国其实已经从苏联那边搞到了一份靠谱的资料。不过呢，这份资料没对外公布，就是发在了内部用的《党史资料汇报》上。

拿到俄文版的“中共一大资料”后，因为没对外发行，所以美国的韦慕庭教授一直觉得自己团队是头一个挖到这些中共早期重要资料的人。

1972年，距离韦慕庭的书问世已有12个年头，这时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里负责党史展览的李俊臣，偶然在日本的一份资料里瞧见了有关“中共一大文件”的线索。他后来打听到，原来这份日本资料是参考了美国那边出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这本书。

李俊臣心血来潮，跑到北京图书馆想找本书看看，没想到还真让他翻到了一本英文写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

这本书因为是英文版的，所以没受到啥，也不清楚在北京图书馆默默放了多久，就跟陈公博的论文似的，一直到1960年才被人翻出来。

挺有意思的是，你把英文版和俄乌版的资料放一块儿看，关于中共一大的那些文献资料，内容都差不多。更奇怪的是，不管是哪个版本，它们里面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都少了11条内容。

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是模仿了中文原版的内容。

“一大文献”的中文原稿究竟哪去了？这事儿谁心里也没谱。想想看，参加一大的代表们，现在都不在人世了。在那批代表里，能一路坚持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的，也就毛主席和董必武两位。其他人嘛，有的年轻轻的就没了，有的离开了党组织，还有的成了叛徒。

成功的路上其实挺宽敞的，能一路走到底的，看来真没几个人。

说不定，将来的某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那些原始中文文献资料就冷不丁冒出来了，这事儿谁也说不准。咱们也只能等着瞧好了。

当然，也有可能这辈子都见不着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