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打响时，我军面对国民党的部队，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国民党军有430万人，解放军则只有127万，双方兵力相差了接近4倍。

可等到战争结束，我军不仅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兵力也暴增到了500万之多，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我们一贯以来对待战俘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把这么多俘虏派上战场，就不怕他们临阵倒戈么？这一切都归功于 毛主席的高明决策！

早在1928年的红军时期，我军优待战俘的政策已经初具雏形。

毛主席在攻克宁冈新城的军民大会上宣布：不打骂俘虏，给俘虏疗伤，愿意的留下，想走的给路费，这个做法后来就渐渐地成为了我军对待俘虏的原则被确定了下来。

所有的政策都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与当时的实际情况高度结合的。

井冈山时期我军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缺少兵源的补充，且战争中战士伤亡太大，国民党可以通过抓壮丁的方式来征兵，红军当然不可能这样做，所以“感化”战俘就成了主要的兵源。

这样做有几个好处，首先自然是补充了有生力量，而且是一入队就立刻能参加战斗。

二是这些投靠过来的士兵，往往也能提供一些宝贵的情报，比如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就是因为采集了俘虏的情报，才转危为安。

虽然有些战俘没有归顺，也没有回到老家，而是继续又回到了国民党军中，但这些人回去也会宣称红军的好处，瓦解了国民党士兵的斗志，很多人在与红军战士相遇时会选择“枪口朝天”，直接放弃抵抗。

之后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继续优化升级，变得更加人性化，不仅照顾到俘虏的身体，还照顾到他们的心理和情绪。

比如集中安置俘虏的地方叫做“俘虏招待所”，但中央觉得，名称中的“俘虏”两字还是会让战士在心理上感到不平等和压力，之后改成了“民主建国训练团”。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对俘虏个人财产的保护。

当时国民党在动员士兵时，宣称的一个手段就是将“共产”妖魔化，他们声称共产党会抢走农民的财产、牲畜甚至是媳妇，然后“共产”掉。

所以很多国民党士兵被俘后，最担心的就是随身携带的财物被红军搜刮走。

关于这一点，毛主席也是有明确规定和指示的，贺龙就曾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不能翻俘虏的包，这只会给我们争取他们增加难度。”

国民党将军杜聿明对于这一点也记忆犹新，在淮海战役失败后，杜聿明和他的副官乔装打扮想要逃出解放军的包围，但还是很快被解放军抓住了。

被俘后，虽然解放军并没有为难他们，还给他们送水送饭，但他觉得随身带的财物大概是要“充公”了。

可是解放军只是将他所有的随身物品做了检查，确定没有什么需要留意的东西后，就如数奉还了。

就因为这件小事，杜聿明觉得自己输得不冤枉，共产党治军纪律严明，是贪污成习的国民党军所不能比的。

在收编战俘的过程中，不可能不遇到阻力，尤其是其中牵扯到利益关系时。

1949年我军开始了解放大西南的作战，作战持续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最终西藏得以解放，收编国民党军90万余人。

而后展开的俘虏改造工作，比战斗本身还要困难。

因为这些俘虏中很多人是口服心不服的，在解放军来之前，他是“军阀”，现在他是“阶下囚”，这种心理落差让人无法接受，所以在接受改造时表现出消极抗拒。

对此，我军的做法先是将俘虏进行分类，因为他们参军的理由，战斗的理由不同，想要改造他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第一类是本地军阀，这些军阀和干部多有着亲友、师生等复杂关系，传统的阶级思想浓重，也多有抽大烟、赌博等不良习气。

对待这种类型的，政治上予以一定照顾，经济上则依政策办事，部队可以保留，但要调离国防边境。

第二类则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因为受反动教育最深，对蒋介石有着很深的感情，对我军也有很深的敌意，所以要彻底地混编，分散到其他的部队中，方便改造。

第三类是特务分子，投机分子，想趁着起义浑水摸鱼，谋求个人利益，对待这一类，则严禁其进一步扩大队伍，并将队伍中的农民遣散回家继续从事生产，留下来的人分编后集中改造。

最后也是最多的普通士兵，大约有70%以上的士兵都是通过抓壮丁等非自愿形式入伍的，也是我军需要争取的最广大群体。

对待这些俘虏，毛主席的办法是“诉苦”。

诉苦的意义在于启发俘虏自己的觉悟，因为这些国民党军战士跟我军战士一样，受尽了旧社会和国民党的压迫。每一个人的过往，说起来都是一把辛酸泪。

诉苦的流程一般是干部带头，典型示范，军民结合，最后媒体辅助。

王克勤就是国民党军的俘虏之一，在第一次诉苦运动中，教导员请他上台诉苦，但他拒绝了，表示自己没兴趣。

但在听了其他人的故事，尤其是副连长的经历后，第二天王克勤就主动要求上台诉苦，整整讲了两个小时，一把鼻涕一把泪。

王克勤不仅是一吐心中块垒，之后也是积极地融入了集体，还被晋鲁豫野战军树为了典型，《解放日报》号召全体官兵向其学习。

在诉苦完之后，还会有一个环节“挖苦根”，既然大家都过得这么苦，根源是什么呢？是谁害得大家生活艰难呢？

通过挖苦根的环节，俘虏们明白了自己痛苦的根源，明白了阶级矛盾和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明白了“解放”的真正含义，从谁的手中解放，由谁来解放。

完成从一个国民党俘虏到解放军战士的转变。

诉苦对于广大的普通战士很有效，而对于有一定军衔的，则还需要“三查三整”，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则是、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查是为了查清队伍中混进来的坏分子，如果允许这些投机取巧的人存在队伍中，长此以往，队伍就会被腐化。

整则是为了塑造军内的民主氛围，克服原本国民党军的官僚做派。只有官兵一心，才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

收编俘虏，对于我军取得最终的胜利有着巨大的意义。

第一就是有效补充了兵源，解决了最急迫的兵源不足问题。

贺龙就在解放战争开始一年后的一次报告中说，战争伊始，我军只有几十万的部队，但在几个月的战斗后却增长到了200万人，以前部队中没有俘虏兵，现在俘虏兵人数已经占到了80%。

周恩来也作报告说，过去一年俘虏了国民党军69万人，其中大约一半，有35万人加入了我军。

此后，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继续此消彼长，国民党军士兵越打越少，我军士兵越打越多，国民党的崩溃是必然的结果。

1949年，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表示：我军在过去的三年中一共消灭了敌人569万人，俘虏了其中的70%，也就是415万人，这415万人中又有280万人成为了解放军战士。

可见收编俘虏的效果是多么显著。

其次是短时间内提升了作战质量。

“小米加步枪”一直是后人对红军战士的印象，因为有很多战士出身草根，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也是东拼西凑。

陈毅将军就曾说，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装备落后，所以解放军战士都不会操作火炮，有时候还会误伤到自己人。

而国民党军士兵普通要比一些解放军战士有更高的军事素养，收编后可以迅速有效地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

不过也因此惹出了一些麻烦，一些“资深老兵”俘虏就成了香饽饽，甚至一些部队还出现过为了争抢俘虏而发生肢体冲突的事情。

因为一些复杂的原因，也有许多的俘虏并没有加入到我军的队伍中，但这些俘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瓦解了国民党军的意志。

比如在辽沈战役中，就以放俘的方式派遣了一支小部队前去做策反工作，加速了60军起义投诚的速度。

我军还会通过媒体的方式，比如广播俘虏写的书信，或者是请俘虏本人到电台现身说法，这些媒体的内容在传播后对国民党军的斗志都是不小的打击。

我军的俘虏政策不仅对国民党士兵适用，对日军士兵也同样适用。

有人可能要疑惑了，对于国民党士兵优待，我还能理解，因为大家都是同胞，甚至很多的解放军和国民党军还是老乡。

日军都是侵略者，为什么还要优待他们呢？

其实这个问题，毛主席早就做过解答，毛主席认为，要把日本人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开看待。也有很多爱好和平的日本人存在，很多的日军士兵也是自愿参与战争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为了侵略中国，日本军方把很多的高中生都送上了战场，鼓吹为国捐躯，为天皇捐躯的极端思想，实际上只是把他们当作是炮灰和实现侵略目的的工具。

所以我军在俘虏了日军士兵后也会给他们疗伤医治，如果他们愿意远离战争，回到故乡，我军还会为他们准备路费。

英国记者贝特兰在了解了我军对待日本战俘的政策后也很困惑，他表示，虽然红军愿意宽待战俘，但以日军的政策，这些俘虏在回到部队后肯定都会被以叛国罪处死的，既然他们都会被杀死，那么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不是无用功么？

毛主席回答说：“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日军杀死的俘虏越多，就越会博得普通日军士兵的同情，公道自在人心，群众的眼睛是瞒不过的。”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些日军俘虏之后给予了我军很大的帮助。

语言自然是在日军俘虏改造中第一个难题，起初的宣传物料中的日语都是“中式日语”，我们看着没毛病，但日军士兵看了却无法了解其中的含义。

1940年，我军在延安还专门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用来改造这些日本俘虏，学校的老师不仅都曾留学日本，还要先经过一年的马克思理论课程的学习才能上岗。

发展到后来，一些日军也都会主动要求来延安进行改造学习，等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日本工农学校已经培养了350多名日本学员，其中的很多人之后都参与到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中。

他们还成立了“觉醒联盟”、“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等组织，因为这些组织的成员都是日本人，所以也很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心理，由他们来宣传反战，更是事半功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地区也被夺回，但也面临新的问题，当时东北的武器弹药十分匮乏，军工建设也很落后，当时东北局军工部部长何长工就建议，可以让日军战俘中的技术人员参与到军工建设中。

军工建设可非同小可，是国家的重要机密，也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如果出现差错或有人有意捣乱，都可以造成严重的损失。

但最后这个建议还是被批准了，可见当时我军对于俘虏改造的自信。

事实证明，这些日军的技术工人在东北军需生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付出也对之后的解放战争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在工厂建设完成后，这批日本的技术人员也要被遣返回日本了，可这时他们已经对中国和中国的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痛哭流涕，不舍得离去。

“谁是敌人，是谁朋友”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政治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微言大义，正是因为毛主席早早地就看穿了斗争的本质和矛盾所在，才能让日军和国民党军都淹没在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参考文献：

青年记者：《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对敌宣传工作及成效研究》曲利杰 赵新利

邓小平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战俘政策及其成效》冯兵 王文龙

军事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国民党军的教育改造——以西南地区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军为例》 刘子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