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 稿：马远之（财经西部区域经济研究组研究员）

编 辑：方彬蔚

去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忙碌排行榜”中，西安在内的北方城市多位居前列。

《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报告显示，中国十大最忙碌的城市中，石家庄、郑州和西安排名前三，其他七个城市分别为呼和浩特、西宁、广州、哈尔滨、乌鲁木齐、南京和银川。在休闲时间方面，这十座城市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对来说是最忙碌的城市。

这次调查结果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十大忙碌城市中，基本上都是北方的二线城市，不只是排在前三位的石家庄、郑州和西安令人想不到，而且传统意义上的四大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只有广州位列忙碌城市榜单之中，北京、上海和深圳都“落选了”。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提到全国最忙碌的城市，应该是北上广深这四大一线城市，因为这些城市人口多，压力大，生活节奏快，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无疑要争分夺秒地忙碌，但结果并非如此。

对于这份榜单，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越是北方城市，越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就越是忙碌，但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却并不富裕，居民生活也不优裕，从而陷入了一种“忙而不富”的“低等勤奋陷阱”。

造成这种陷阱或悖论的主要原因，与城市经济的产业结构、制度环境和生产效率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有着必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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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忙而不富”的悖论

西安很忙，忙到全国排名第三，但这种忙碌的程度，却与城市GDP排名、人们的收入水平极不匹配，可以说是陷入了一种典型的“忙而不富”的“低等勤奋陷阱”，“忙”和“富”形成了一种严重的“倒挂”现象。

首先，从城市经济总量GDP来看，2019年西安市GDP为9321.19亿元，在全国32个主要城市中排名24；2019年人均GDP为92256元，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排名53。西安的GDP尤其是人均GDP排名，在全国居于中游靠后的位置。

其次，从居民可支配收入来看，2019年西安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34064元，这一数据在北方地区低于济南（51913元）、沈阳（46786元）、郑州（42087元）等其他省会城市，与北京（67756元）、天津（46119元）直辖市或与南方主要城市相差更远，甚至与克拉玛依（45658元）、鄂尔多斯（49768元）这样的地级市也存在较大差距。

最后，从工资水平来看，调查显示，2016年西安平均薪酬5765元，排在主要城市的第27位，同时西安加班人员占比为65%，平均每周加班时间为6.2小时，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穷忙”，被认为是“最应该涨工资的城市”。

2018年（二季度）全国人才需求量最大的50个城市白领平均月薪为8226元，而西安白领月薪为6017元，排名50座城市中第44位，居倒数第7。

在2020年（春季）各城市平均薪酬排行中，西安市白领平均薪酬为7692元/月，在全国32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30位。

城市职工的工资水平，与所在城市的消费水平、物价水平以及经济发达程度有密切关系。就目前来看，西安市的工资水平与城市的定位还存在较大差距。

从以上GDP总量、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工资水平代表的财富量化指标来看，无论是西安这座城市，还是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居民，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的排名都比较靠后，与其忙碌或勤劳的程度排名（第三）形成明显的“倒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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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为何“忙而不富”？

一个地区是贫穷还是富裕，跟资源、技术、劳动力、制度等很多因素有关。具体到西安来说，导致这个城市陷入“忙而不富”的“低等勤奋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产业结构、制度环境、生产效率和通货膨胀四个方面。

（1）产业结构处于低端

——摊主经济具有天然的“忙而不富”属性

从产业结构来看，一般来说，农业（第一产业）和工业（第二产业）必须靠“勤劳致富”，用“苦力”获得相对有限的利润空间。

放眼历史和全球，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仅靠农业和工业这两个“苦力行业”在竞争中获得优势。这也是所有国家都积极向第三产业（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原因。

而即使是在第三产业中，拥有高价值、高利润、高收入的通常都是现代服务业，主要以金融、科学技术和商业服务为主，是一些所谓的“高、大、上”的行业。

也就是说，传统产业、传统行业的传统岗位，难以创造出高价值、高利润。

从近年来的行业收入水平可以看出，高收入行业主要集中在IT、科技服务和金融行业，而低收入行业主要集中在农业、住宿和餐饮业。

201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数据显示，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61352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133459元），金融业（131405元），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8倍、1.47倍和1.45倍。而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39340元），住宿和餐饮业（50346元），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60232元），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3%、56%和67%。

从西安的产业结构来看，在一、二、三产业中，尽管早在2018年，西安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就达到61.9%，城市经济可以说是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但是服务业标准和水平并不高。

西安虽然服务业比重高，但是主要集中在餐饮、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等相对低端的行业，大多数都是低技术、低利润、低附加值的行业，以信息、金融、科技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并不发达。

西安的第三产业中多数是餐饮服务业，这是一种典型的“小店经济”，这种小买卖的摊主经济模式具有天然的“忙而不富”的属性：企业规模小、劳动强度大、耗时耗力多、行业竞争激烈、工资收入偏低，这些行业需要店主特别勤奋，能吃苦耐劳，把几乎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在上面。这让很多从业者辛辛苦苦工作，只能取得微薄收入。这种“小店经济”很容易做起来，但发展规模有限，发展潜力也会很快耗尽。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低等勤奋陷阱”也是由于低端产业结构造成的。

另外在西安的产业经济中，面向市场、面向消费端的产品缺乏，尤其是缺乏名牌产品和高端产品。虽然西安的科教资源雄厚，但在IT、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存在感一直很低，行业发展缓慢，没有诞生诸如腾讯、阿里、华为等这样的大型互联网或科技企业。

（2）制度环境不够理想

——相当一部分勤劳对冲了制度成本

从经济结构以及制度环境来看，造成西安“忙而不富”的原因在于国有经济处于主导地位，民营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一般认为，国有企业效率相对低，工资收入也不高，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效率高，收入也相对高，而民营经济恰恰也是西安的短板。

长期以来，西安的经济体制和营商环境改革滞后，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不足。西安的经济发展基本上都是由国有大型企业来掌控，如陕鼓、陕汽、陕煤、中钢、中航、中核等，经济结构多以传统工业、国有经济为主，市场化程度不高。

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不足，受制于传统思维的影响，西安人在择业时都把公务员或国有企事业单位放在首位，都喜欢往体制里面钻，同时还看不起民营经济和私人企业，导致西安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不够理想。

经济学者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解释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问题时，把原因归结为制度环境不利于市场交易，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对冲了制度成本。

拿金融业来说，这是一个高收入、高附加值的行业，但是一个地方要想发展金融业并不是容易的事，它需要良好的制度条件。为什么制造业在中国比金融业发展更容易？主要原因是相比金融业，制造业所依赖的交易市场更不容易上当受骗，对制度的依赖性也不那么强。

西安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制度环境问题，经济制度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要求还相距甚远，市场交易成本太高，所以人们也乐于、安于体制内的“低收入重复劳动”。

尽管前两年西安的营商环境有所改善，但无论是硬环境如制度的完善程度、办事的效率、服务的质量等，还是软环境如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都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可以说现今不少西安人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

（3）生产效率中心向南迁移

——社会劳动生产率中心的迁移改变了历史

从社会劳动生产率来看，如果生产效率不高，单位劳动产出或收入偏低，自然也会陷入一种“穷忙而不富有”的状态。

造成西安在内的北方城市“忙而不富”的原因也在于，在历史文明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的生产效率是一个不断向东、向南转移的过程。

在农业文明时期，劳动生产率差别不大，人们只要勤劳，一般就能致富，但是到了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时期，机器和智力代替了大部分体力劳动，“勤劳”就不一定能“致富”了。

加之在农业文明时期，统治者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中国北方比南方更富庶，经济的重心自然也在北方。但是自近代进入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以后，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中心向东南迁移，东南沿海地区更加富庶，经济的重心也开始向东南迁移。

为什么西安从历史上的秦、汉、唐鼎盛时期，到宋、元、明、清以及近现代，逐渐丧失了中心地位？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劳动生产率中心的变迁改变了历史。

无论是秦国统一六国，还是汉唐铸造的盛世，这些强盛王朝都是农业文明的代表，占有地理位置优势的西安成为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自宋朝以后，受外来工商业文明的影响，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的中心也逐步向东南转移。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劳动生产率中心的迁移。

当劳动效率提高以后，财富自然会随之增长，同时人也会从“物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变得“有闲”“有钱”。所以东南沿海城市要普遍比北方内陆城市“更富有、更闲暇”。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效率的改变带来了差距的扩大。

（4）通货膨胀碾压居民收入

——收入水平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

导致西安陷入“忙而不富”的“低等勤奋陷阱”的原因，与通货膨胀因素也有很大关系。

近年来，西安的物价水平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房价上涨过快，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房价几乎翻了一番，成为压在人们身上的一座“大山”。

而另一方面，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却增长缓慢。

2019年西安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2359元，月平均工资为7697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0073元，月平均工资为4173元。这种工资水平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排名都是比较靠后的。

当居民的支出增加以后，收入没有增长的话，自然也就会“变穷”。这些年来，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始终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特别是高房价导致的低购买力，让很多人有了“穷感”。

另外西安在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建设薄弱，居民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占有很大比例，辛苦工作一年，到头来也攒不下多少钱，手头没有积蓄，自然也就会觉得“忙而不富”。

综上而述，包括西安在内的北方部分城市，要想摆脱“忙而不富”的“低等勤奋陷阱”，就需要从产业结构、制度环境、生产效率等方面上入手。如在产业结构方面，需要打破传统产业链壁垒，走出低端结构模式，向高技术、高价值、高利润的产业或行业转型；在制度环境方面，要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发展民营经济，完善市场制度；在社会生产率方面，要提高劳动效率，从“低等勤奋”转向“高等勤奋”；在居民收入方面，要提高工资水平，解决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减轻居民生活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