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 稿：宋彦成（财经西部公司产业组研究员）
编 辑：方彬蔚
01
上世纪初，郑辟疆在日本长崎农林高等专科学校蚕丝科毕业后，回到江苏吴江老家，致力于复兴乡村蚕丝业。
彼时，国内所产土丝因蚕种问题，以及传统手工制丝未能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等，市场大幅萎缩，丝价下跌，蚕农利益受损。
眼见“吾国蚕业日见衰落”，乡民苦困，郑辟疆率一众师生在太湖流域开展土丝改良运动。
与其同此志业的还有费达生，后者从日本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毕业后，任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推广部主任。
在太湖之畔，郑、费因蚕桑丝业结缘，志趣相同，共事二十余年，建国后结为伉俪，也算一段佳话。
作为中国近代蚕业史上先驱式的人物，二人还曾组织蚕农建立养蚕改进社或合作社，并在吴江县开弦弓村开办了机械缫丝工厂。
这也是中国农村首家农民合作股份制企业，以工厂替代破产了的家庭手工业，当时报章有载，称其“业务发展有蒸蒸日上之势”。
当费达生在太湖流域为乡民奔走之际，其弟费孝通携妻王同惠，也正在广西大瑶山调查瑶族社会文化经济事项。
不幸的是，1936年夏，费孝通在此痛失爱妻，随后辗转还乡，同姐姐费达生来到开弦弓村，疗伤之余，亦见证了当地蚕丝业的复兴。
未久，费氏远赴英国伦敦求学深造，并在此基础上写就《江村经济》，其核心观点之一是，乡村的发展离不开工业。
费达生曾撰文称，“丝业是江浙农民的生命线”，然而，这一场由知识界发起的乡村改良运动，却由于中日战争爆发而夭折。
1945年8月，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逾8月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城市满目疮痍，乡野疲敝，而内战又起。
作为早年间活跃在乡村建设领域的晏阳初，适时向当局提出应向乡村教育投入更多资源，后者以内战为由拒绝了。
不过，当时解放区却继续通过土地革命，发展农业生产。
1949年3月，在将部队开进北京城之前的西柏坡会议上，才提出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
此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多个“五年计划”中，当然也是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农村的发展被戴上了金箍。
直至安徽小岗村18个农民“逆天改命”，私下按了血手印后，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始得以被重新正视。
02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不断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随着时代变迁，产业更替，“中国制造”率先在沿海地区制造了一大批富裕农民。
单种庄稼制造不出大富贵。
从费孝通提倡把机器工业组织到乡村，再到担任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领导职务期间，不遗余力推广“苏南模式”，对乡村工业可谓偏爱。
与之相应的是，精明的江浙农民亦纷纷弃养蚕桑，搭乘着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车，很快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小康梦。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区域发展不均衡、贫富分化等问题凸显，不止体现在城市与城市之间，也体现在城乡之间。
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此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新世纪初，历来蚕桑丝织产业发达的江浙地区，由于劳动力、土地要素等成本逐渐高企，于是国家层面开始推进“东桑西移”工程，使得蚕茧主产区渐向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转移。
其中，以广西、四川、陕西等欠发达省区最为积极。就陕西省而言，时任陕西省省长袁纯清，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大扶持力度，推进规模化、产业化，力争蚕茧产量在全国位次有大的跃升。”
蚕丝业内有一个计算口径，干蚕茧的出丝率大约不超过40%，这也就意味着没有缫丝、印染、设计、销售等后续环节的话，产业的综合效益并不高。
如果说城市或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还是资本为了获取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那么从城到乡的要素流动，总是不那么容易。
此中有一个大的背景是，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存在着一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立地条件差，基础设施短缺，产业项目投资少，农民人均收入普遍低下。
陕西省域范围内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就有三处，分别是六盘山区、秦巴山区以及吕梁山区，而处于秦巴山区腹地陕南三市几乎尽在其中。
2006年，陕西省政府决定连续3年，在陕南突破发展资金中每年拿出1000万元，由商务厅、财政厅共同组织安排项目，重点用于陕南蚕桑基地项目建设。
当然，初衷还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增加本地农民的收入，其中政策主要面向的还是安康市，这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03
1984年，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池河镇出土了一件国宝级的文物，鼎鼎有名的“鎏金铜蚕”，如今陈列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鎏金铜蚕”乃是汉代遗物，事实上，安康市无论是种桑养蚕，还是缫丝纺织，乃至于印染裁缝都有一定的产业基础。
从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过程中，安康市的丝绸产业表现甚佳，如安康市第一缫丝厂、第二缫丝厂、丝织印染厂等，无论从规模到品牌再到工艺，在国内都有着相当的话语权。
上个世纪80年代，“梅花”牌茧丝声名远播，为安康市的出口创汇多有贡献。
然而，时间到了2000年后，这些国有企业或因生产技术落后，或在转制过程中受限于丝绸行业发展周期，相继陷入经营困境，纷纷走向下坡路，乃至破产倒闭。
当地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西部，彼时恰逢安康市房地产行业兴起，部分主营业务为缫丝、印染的企业也开始卖厂房、卖地……
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兴起种植黄姜的风潮，当地政府也相应地调整了产业政策，养蚕缫丝、纺织等行业亦日渐式微。
有两个口号可以佐证那一段历史，比如当地政府最初提的是“致富奔小康，养蚕桑”，后来就变成了“致富奔小康，种黄姜”。
一个行业，如果众人纷拥而上的话，规模在短时间内会变的很大，由此造成产能过剩，价格暴跌也就在所难免，利益受损的还是农民。
知情人士透露，当初安康市从政府层面着重发展黄姜产业后，导致产出的成品都难以覆盖农户在种子上的投入，姜农一度上访不断。
当地政府人士表示，“我们老是陷入一个循环，原料收购刚好一些，马上又下滑，供求矛盾导致种养产业一直在折腾和波动。”
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安康市位于秦岭南麓，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的核心水源区，承担着“一江清水供北京”的使命与责任，也难以放开手脚发展工业经济。
其面临的环保压力可想而知，往往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因此，丝织印染也好，从黄姜提取皂素也罢，本身都是具有污染性质的产业，这也是安康市不得不调整产业政策的原因所在。
04
安康市蚕业鼎盛时，养蚕户占其农业总户数的一半左右。2005年，安康市桑园面积71.4万亩，占全国的6.3%；全年发种42.89万张，产茧量1580万公斤，占全国的0.3%。
至于安康市的蚕种场，有3家之多，且蚕研所、蚕技站两个事业单位也在制种，年生产蚕种能力50～60万张，居中国之首……
事实上，早年间受益于“东桑西移”工程，广西、云南、四川等省区的部分地市，顺势成为全国最主要的蚕茧产区，俨然蚕桑丝绸也成为当地重要的富农产业和支柱产业。
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蚕桑和丝绸产业的规模与安康市不分伯仲，如今二者差距已是越来越大。
专业人士告诉财经西部，客观上也是由于安康市的气候条件决定了养蚕季节短暂，规模不会太大。
安康境内多山地，“八山一水一分田”，虽然非公经济占比位居全省前列，但可容纳就业的产业规模小、企业少，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务工，这是2000年后安康市决策层难以回避的问题。
“（2019年）我们户籍人口将近304万，常住人口265万，其中乡村人口132万，外出打工的青壮年逾60万，蚕农也就越来越少了……”，安康市政府人士告诉财经西部。
也有个现实问题，鉴于当前安康市丝绸产业链条不完整，且主要集中在微笑曲线中间端，比如低附加值的蚕茧和缫丝，从规模到产值都还比较小。
因此，即便作为陕西省及西北地区蚕茧主产区，安康市在2019年，其纺织丝绸产值仅为62.02亿元，而南充市则为450亿元。
而且，后者还形成了集原料供应、织造、染整、服装及家纺用品、出口贸易，科研教学等为一体的产业链。
2013年9月以来，“一带一路”逐渐融入国家话语体系，“丝绸之路”的概念也被重新提及，陕西省、西安市乃至安康市的蚕业史也都成为时代的注脚，政府层面对于蚕桑、丝绸产业亦颇为看重。
2018年5月中旬，安康市还将“鎏金铜蚕”确定为其城市新名片。与之相应的是，当地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奖补措施，比如对一些小微企业进行补贴，只是数额不大，每年一百万元左右。
这也是由于安康市在丝绸产业链上的纵深不够，比如具有高附加值的设计和销售环节，还主要集中在江浙等地。
05
袁天（化名）是安康市本地人，1984年大学毕业后，旋即进入当时西北规模最大的安康地区（安康市）丝织印染厂工作。
印染厂倒闭后，袁天先是与本地国企合作做一些事情，2002年之后，开始独立创业，后来出走西安创立公司。
当前，其名下公司主营业务涉及丝绸制品的设计和流通，其生产端则主要仰赖江浙地区的企业。
早年间，袁天的公司还和陕西天成丝业有过合作，后来也就断了。
作为在原缫丝厂基础上改制成立的民营企业，天成丝业成立于2004年6月，系石泉县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进来的江浙企业。
其实际控制人沈利根在安康市颇有名气，在石泉县更是无人不晓，当地蚕农告诉财经西部，他们每年种桑养蚕所得蚕茧全部售予了沈老板。
财经西部获悉，安康市现存缫丝企业仅有7家，2020年，由于资金链断裂、疫情等原因，石泉县仅有的两家的缫丝企业，只有一家还正常生产，也即陕西天成丝业。
2008年以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蚕丝业再度面临困境，丝价下跌，至今未能完全转圜。
“主要还是产业链的问题，过去丝绸出口，现在由于受到一些冲击，何况整个丝绸的消费市场都在萎缩。”熟悉内情的人士告诉财经西部。
如今，袁天企业的丝绸生意倒是做得如火如荼，虽受疫情影响，还能正常营业，据其所述，也是得益于拥有一批固定的客户。
财经西部获悉，早年间，袁天的公司还涉及国外业务，最近一两年，其业务主要聚焦在终端层面，即在线下开设店铺。至于国外的业务，也已经全部交给有合作的浙江企业。
袁天告诉财经西部，其名下公司每年有数亿元营收，光在西安市内便布局有数十家店铺。公司旗下品牌丝绸产品主要还是针对国内消费群体，价格从几百元至几万元不等。
依其所言，也是得益于西安市近几年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我们占着这个地利，也做一些丝绸文创类的东西。”
至于安康市内的业务，袁天称也有专门的团队在运作，目前在安康市一区九县的市场调研已经完成，预备在2020年拓展地方市场。
据袁天所述，之所以有此安排，也是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比较看好安康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蚕桑产业基础和文旅消费市场。
有媒体报道称，2017年以来，随着国际茧丝市场回暖，茧丝价格上涨，当地农民栽桑养蚕的积极性又被调动了起来。
不过，据当地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西部，“实话说，蚕桑丝绸产业现在滑下去了，我们安康很多农民宁愿种魔芋……”
06
近年来，安康市在种植业上调整了过去以粮为主的局面，重点发展高效的经济作物。譬如，从前安康有三宝，桐油、蚕丝和冬桃，如今当红的是茶叶、魔芋和烤烟。
而今，子午道上兴桑养蚕的盛况已不再现，目下来看，安康市一区九县，也主要是石泉县、汉滨区和汉阴县还在鼓励发展蚕桑，至于其他区县业已改弦更张，发展其它效益更高的产业了。
“养蚕是个辛苦活儿，每年养蚕季节，我每天在早晨四点钟就要起床，晚上近十二点才能睡觉……”安康市石泉县池河镇明星村蚕农赖珍彩徐徐说道。
赖珍彩算得上是当地的养蚕大户，流转本村土地30余亩，每年可养30余张蚕，出茧1500斤左右，除却土地费用、用工成本等，年收入十余万元，不过并非所有蚕户都有此财运。
由于蚕本身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动物，需要时时照顾，伺候周全，也因此非常考究蚕农的经验和技术，当地诸多蚕户不得不委托他人代养。
赖珍彩因此一技傍身，才能多建蚕室，代人饲养小蚕，也算一门不大不小的生意。
但是，赖珍彩也有苦恼，2020年以来，当地生丝企业收购蚕茧的价格从每斤近26元降至18元左右，虽有政府补贴，她心中还是颇有不平。
2017年10月以来，从国家层面亦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鼓励资本、技术和人才下乡，声音和动作不断……
尤其是早年间大力发展黄姜产业却收效甚微，安康市在将目光投向文化旅游产业的过程中，发现曾经被抛弃的蚕桑丝织产业综合效益居然不低。
于是，从地方政府层面，又开始鼓励农户种桑养蚕，发展丝绸产业，预备延伸扩大产业链。财经西部了解到，2018年，安康全市新栽桑树1000万株。
事实上，相比于全国蚕茧第一大产区的广西而言，陕西与其相比的劣势在于，一年只能养3季蚕，而广西一年可养8—10季蚕，农民种桑养蚕的积极性很高，很多都是专业蚕农，而非只是将其作为副业。
安康市蚕桑研究中心主任陈正余告诉财经西部，目前已研制出养蚕的饲料，可解决安康市养蚕季节过短的问题。
财经西部调查获悉，安康市石泉县目前也正在积极推进金蚕小镇建设，打造以农桑体验和康养休闲为主题的旅游村，还开发了不少蚕桑产品，试图以此作为蚕桑丝绸产业发展破局的锁钥。
譬如，明星村成为安康市石泉县主推的“明星村”后，来旅游的人多了，慕名前来采访的媒体也不少，接待游客和媒体占据了赖珍彩不少时间，算是幸福的烦恼。
公开数据显示，在2019年，安康市丝产量仅为1000余吨，较之上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业内人士表示，“种养产业的蛛网效应特别大，只有下游产业深，其源头的收入才会稳定，才会有订单、合作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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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陕南安康市的深度贫困县均已摘帽，而此前在陕西全省，无论是贫困人口数量，还是贫困发生率都居前列。
而今，传统蚕丝业式微，土地稀缺，而种养产业，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只能解决温饱，其又何以致富？
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西部，在安康市这一轮的脱贫攻坚过程中，诸多举措多依赖财政输血，即便是当前大力发展的种养产业，也需要借助行政的力量去消化。
那么，在未来又该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如何去有效衔接呢？
2018年两会期间，中央提出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
就安康的乡村振兴，当地政府人士告诉财经西部，“其实也不完全是原来的一些村落，比如新型社区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点。”
近年来，安康市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将近百万人口被纳入移民搬迁的范畴，安康市为了解决就业的对策之一是发展社区工厂。
这些主要分布在安康市河谷地带的集镇，其所培育的“新社区工厂”，是否也如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可为当地农民带来富裕生活呢？
眼下来看，恢复与发展乡土工业，在今天的安康市已不现实，毕竟全域近乎92%的土地被限制或禁止开发。
有熟悉安康市情的研究人员告诉财经西部，“欠发达安康，以及整个的陕南必经之路，就是产业链的深加工。”
未来，对于那些离土又离乡的农民而言，当其面临身份转换之际，又将做何抉择呢？
（部分图片来源：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