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中华上下五千年当中哪一本书浓缩的智慧最最多？恐怕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可是如果要问上下五千年来哪本书最黑暗，最可怕，那毫无疑问就是《商君书》。
这本来在古代长期被封建统治阶级封禁，是只有统治阶级才有资格研讨学习的“帝王术”之最，普通人看都不许看的。
好在时代不同了，在新中国的天空下，皇帝老儿专修的“帝王术”，咱们普罗大众也能一窥究竟了。
本人将以通俗的语言，将《商君书》中的文言文全部翻译，同时为了照顾喜欢原文的朋友，原文将会以图片的形式贴在译文中间。
由于原书较长，全翻译解读将会以原文章节分开进行，喜欢本系列的朋友请点关注查看后续内容。
《商君书》更法第一
大佬秦孝公想跟手下大臣们商量咋把国家搞得牛哄哄的。这时候呢，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就围在秦孝公身边啦。他们几个在那儿分析社会形势咋变的，研究修正法制的根本原则是啥，还琢磨咋统治老百姓呢。
秦孝公就发话说：“咱接了先君的位置，可不能忘了国家大事呀，这是当国君的原则。定法律呢，就得显出咱国君的威风，这是当臣子的规矩。现在我想搞变法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来教育老百姓，可又怕天下人骂我。”
公孙鞅(商鞅)赶紧趁机说：“臣听说啊，做事磨磨唧唧的肯定没啥大成果，犹犹豫豫的也干不成啥事。国君您就别管天下人咋说，赶紧下决心变法呗。再说了，那些干大事的人，老是被一般人瞎嘀咕；凡是有独特想法的人，免不了要被周围人嘲笑。有句老话说得好，笨人等事成了都还不明白咋成的，聪明人老早就看出苗头了。还有啊，老百姓可不能跟他们商量开创啥事，等事成了跟他们一起乐呵就行。就像郭偃那法书上说的，追求高道德的人不随大流，干大事的人不跟大伙瞎商量。那法度啊，是为了爱护百姓；礼制呢，是为了办事方便。所以啊，圣明的人管国家，要是能让国家富起来，就别管那陈年法度；能让百姓得好处，就别守着旧礼制。”
秦孝公一听，觉得有道理，夸赞道：“说的好！”
这时候老贵族甘龙不干了，嚷嚷道：“哎，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也听说啊，圣明的人不瞎改百姓的老习俗来搞教化，聪明人也不随便改旧法度来管国家。顺着百姓老习俗来教他们，不费劲就能立功。按旧法度管国家，官吏熟门熟路，百姓也舒服。现在要是改法度，不按秦国老一套来，还改礼制教百姓，我怕天下人说咱国君坏话，国君可得好好想想。”
公孙鞅听了当即怼道：“你说的这些啊，都是老一套的说法。守旧的人就知道守着老习俗，死读书的人就会照着书上说的来。这两种人啊，也就只能在官位上守着老规矩，可不能跟他们商量变法的事。你看看，夏、商、周三个朝代礼制不一样，不也都当王了？春秋五霸法制不同，不也都称霸了？所以啊，聪明人能创制法度，笨人就只能被法度管着；贤能的人能改礼制，没本事的人就只能被礼制束缚。被旧礼制管着的人不能跟他商量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跟他谈变法。国君可别再犹豫了。”
贵族杜挚看老甘龙硬不起来，赶紧也来插一嘴：“我听说啊，没百倍的好处，别改法度；没十倍的功效，别换工具。我还听说，学古代法制不会错，守旧礼制不会偏。希望国君好好考虑考虑。”
公孙鞅又说了：“你说的这些都不对。以前的朝代政教都不一样，咱学哪个朝代的古法？古代帝王法度也不都一样，咱守哪种礼制？伏羲、神农只教化不惩罚，黄帝、尧、舜惩罚但量刑合适，周文王、周武王顺应时势定法度、制礼制。礼制和法令都得看实际情况，法条、命令都得适合当下。就跟做兵器、铠甲啥的一样，得好用。所以说啊，管国家不一定就一种办法，对国家好也不一定非得学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可不是因为学古代法度，殷朝和夏朝灭亡也不是因为改礼制。那这么说，违反旧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得挨批，守旧礼制的人也不一定就该夸。国君更没必要犹豫了。”
秦孝公听了几人话想了想，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地方出来的人少见多怪，没学问的人就爱瞎争辩。那些笨人笑话的事，聪明人觉得悲哀；狂人高兴的事，有本事的人担心。那些陈词滥调的破议论，我可不想再听了。”然后秦孝公就颁布了《垦草令》。
解析:
想要客观的看待这场辩论，我们首先得大致了解这场辩论的背景。
当时已经是春秋晚期了，秦国虽然是个大国，但赵、魏、韩、齐、楚等诸侯国都已经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变法，此时的秦国已经比较落后了，所以秦孝公才起心变法。
换句话说，这场辩论其实只是走一个过场，秦孝公变法的心意早就定下了，只不过想借助公孙鞅来堵甘龙和杜挚一帮老贵族的嘴罢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
《商君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虚伪，而且很有欺骗性。
秦孝公看似公允公正，其实一肚子的“小九九”——他想变法却又怕被骂，所以把公孙鞅推出来。变法成了，他用人有方名利双收；变法不成，公孙鞅办事不利，跟他没有关系。
公孙鞅为名利投效秦孝公，甘心做秦孝公的“马前卒”，他的话乍一看好像很有道理，但仔细一品就会发现不少问题。
首先就是他拿商汤、周文王来劝秦孝公，这两位说好听了是开国君主，说难听点就是“反贼”，公孙鞅用这俩人来开导秦孝公，可见他对礼制和周王室都不怎么在意，其次就是他说老百姓愚昧无知，只能配喜大普奔，不配参与要闻。
这两者结合起来不难看出，公孙鞅这个人不但脑筋很灵活，而且对统治阶级和底层人民其实都没啥感情，是个非同一般的狠人。
至于甘龙和杜挚这两个人，其实只是“背景板”。秦孝公要变法的大局已定，他们俩人其实根本阻止不了。在言论上他们俩也没啥出彩的地方，只是一味保守罢了。
“更法”只是一个开场，主要是说明商鞅变法前面临的状况，真正阐述商鞅思想理论其实是从“垦令”开始的。
下期我们讲正式开始讲翻译解商鞅思想理论，“垦令”。欢迎点赞点赞关注，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