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初期，曾经发生了这么一起案子，案件反反复复甚至惊动了中央，毛主席亲自下令为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平反。而当时武汉市的很多领导干部，都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该案件连续两次翻案，直到三十七年后才总算是正式定调，而这起案件就是著名的“纪凯夫案”。

孰是孰非

案件的起因是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的一起盗窃案，案情是这样的，1951年4月12日下午六点，当时医院的所有职工全部下班回家，也有部分医院职工前往食堂吃饭。这时医院的工作人员发现总务科的存款被盗了，保险柜被打开，一千二百万元的旧币丢失，还有些钱散落在地。

从走廊到院长办公室里全都是散落的钞票，而阳台外面的电线磁头上则挂着一个花布包，布包里面也全都是钞票。经过检查，布包里的钱和散落在地的钞票，和保险柜内丢失的一千二百万的数额是完全吻合的。

医院监委王清要求工作人员也是案件的发现人纪凯夫将钱捡起，随后纪凯夫还向警方报案。警方赶到现场后，对于作案人的看法很不一致，而纪凯夫则在两天后被拘留。做出拘留决定的是医院监委王清和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其给出的理由是纪凯夫存在“政治问题”，哥哥曾经是国民党特务。

但是很多人认为宋瑛其实是打击报复，因为宋瑛曾经在1950年遭人写信举报，宋瑛怀疑是纪凯夫，但是查询字迹后发现不是。纪凯夫对此相当反感，然后真的控诉举报宋瑛侵犯人权，实名举报，所以两人间的矛盾非常深。

医院医务科科长孙麦龄很不认可这种处理方式，所以向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了这件事，纪检委发现事件还是存在很多疑点的，所以要求武汉第四区牵头召开案情分析会。分析是排除了所谓的政治因素，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多方分析研判后确定纪凯夫无嫌疑，反倒是王清身上的疑点比较多。案件到这里其实差不多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原本在研判会上没有表达意见的宋瑛，在会后却找了当时武汉主管政法工作的周季方。

宋瑛在介绍案情时全然不谈研判会的事情，也不分析王清的疑点，就是单方面的将纪凯夫当作嫌疑人，一味的认定是纪凯夫陷害了王清。而周季方在没有认真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听信了宋瑛的一面之词，竟然再次逮捕了纪凯夫。

武汉市市长和武汉市委，竟然也都支持了周季方的这种做法...

直达天听

但是纪检委的部分同志，对于处理方式还是存在意见，于是宋瑛便开始四处怂恿，写信给中央要“伸冤”。孙麦龄在医院内，也遭到了批判，恰逢此时又有一封来自香港的信被寄给了纪凯夫，这更是成为了“证据”。

此时中南局再次组织了专案组，开始由中南局而非武汉方面直接调查案件，最后经过二次调查，再次确定纪凯夫是无辜的，王清才是作案人。恰逢此时，中央在武汉的干部也听闻了此事，回到中央后将其上报给了毛主席。

因为这起案件是建国后罕有的情况，所以毛主席对此可谓是相当的重视。立刻做出批示，要求中南局严肃处理此事，要求中南局的书记邓子恢立刻开除周季方的党籍。情况是安子文通知邓子恢的，他在电话里转述了毛主席的话：“马上开除周季方的党籍，逮捕法办！”

当时邓子恢尚未完全听取该案的报告，所以对于这样严重的处理方式还是有所迟疑，他在电话里表示了自己的疑惑，并且希望安子文能够询问毛主席，能否从轻处理？然而毛主席却毫不改口，还要安子文通知邓子恢亲自去探望纪凯夫。

不久后，毛主席亲自给邓子恢加发了一封电报：“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对于武汉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处理，毛主席要求邓子恢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

邓子恢其实思想上是有些想不通的，他第二次请求安子文转述自己从轻处理的意见，毛主席则斩钉截铁的表示：“你不开除他们，我就开除你！”

事已至此，邓子恢也只能按照原则召开了会议，传达了对周季方等人的处理意见。其实对于邓子恢而言，最难的地方在于以何种方式来处理周季方。毕竟周季方当年也是红军老干部，解放战争期间也曾跟随邓子恢逐鹿中原。接管城市后，周季方兢兢业业，为人民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千里马也有失足的时候，因为一件事就否定所有也不应该。而邓子恢此时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在处理方式上更加人性化一些了。

人性化处理

当时周季方正在一家饭店主持会议，对自己即将被捕的情况毫不知情，邓子恢等他开完会之后请他来到餐厅，宣读了中央开除其党籍的指示。随后拉着周季方的手请他吃饭，还亲自为其倒酒，开导周季方的思想，劝他吸取教训，进入监狱后好好提升认识，多看书！

后来周季方出狱后，邓子恢多次向中央反应对其的处理不当，还反复请求毛主席重新为其安排工作，最后总算是让毛主席松了口。对于邓子恢的帮助，周季方后来回忆时表示自己终身难忘。

至于纪凯夫案，特殊时期期间，造反派还曾经想要给这个案子翻案，在特殊时期结束后，该案件被彻底定调，纪凯夫就是无罪的！

参考资料：

《实事求是邓子恢》 许人俊

《惊动毛主席的纪凯夫案件》 万迪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