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振 乾/文
1937年7月12日，东北军五十七军从河南周口镇出发，一一一师为先头部队，沿陇海路乘专列东开新安镇，再转公路沿大运河南下。8月26日，前锋抵达长江口北岸重镇南通，27日，后续部队赶到。师部驻南通城，在大、小李港至狼山一线布防。一一一师开始在江北南通、启东、海门、如皋、靖江之线守卫江防，并成立了戒严司令部，统辖上述五县防区。这时，一一一师官兵摆脱了东调以来难以掌握自己命运的困境，得以主动投入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佩戴起“扬开多”的臂章（按“扬”指扬子江、“开”为缪澂流的字“开源”的代称、“多”即常恩多的代称），一扫久经压抑的“灰溜溜”情绪。大家都在珍惜发动西安事变“求仁而得仁”的荣誉感，思想准备逐步加深，战斗气氛日益酝酿成熟。
这时，淞沪战场战火纷飞。日军进攻上海市区受阻，增调援兵，在张华滨、川沙口附近登陆，企图占领浏河至南翔以东城区，分割围歼闸北、江湾、吴淞地区的中国守军。
蒋介石担心日军再在长江北岸登陆，沿江急进，拊淞沪战场之背，进而威胁南京，乃下令一一一师死守长江口北岸阵地。其电文为“限即到。宜兴冯司令长官、苏州顾副司令长官、陈总司令、南通一一一师常师长：（一）第一一一师着归第三战区指挥。（二）该师应于海门、南通等处严加守备，绝对阻止敌之登陆，主力驻南通，于启东派必要之一部。如敌来犯，虽然至一兵一卒，不许撤退。除分令外，特电遵照。蒋中正、泌、执一。”
9月1日，五十七军军部率一一二师移驻江苏淮阴西北独营、西坝一带，三三四旅一个团驻淮阴东南扳闸，三三六旅率一个团驻新安镇，另一个团驻燕尾港、陈家港。
缪澂流
军部开到后，军长缪澂流曾率大批随员视察江防，万毅时亦随行。经我密约，万毅见了常恩多师长。常语重心长面嘱他：“现在抗战开始了，是我们报效的时候了，特别是我们东北军人，尤须英勇抗战，才对得起张副司令，好恢复他的自由。千万不要为这一段的苦楚，灰丧了志气!”不久，万出任一一二师六七二团团长。
在一一一师奉命开拔的过程中，我们曾集中精力，掌握时事新闻动态，向各方面宣传。
8月间一一一师进抵苏北、路过淮阴时，于学忠总部已从蚌埠移来。顺便我向东北军上委会（中共东北军上层工作委员会）苗浡然同志汇报请示：须保持正常的组织联系；当务之急，是趁此大好时机，猛力开展工作，必须很快建立五十七军工委会，以贯彻“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党中央决议精神。8月底，一一一师到达南通一线。面对“八一三”以来淞沪战场激战的态势，常师长亲自巡视长江口北岸，严密布置修筑江防工事，命令三三三旅全部加强平湖、白蒲等地的重点防务，鼓动官兵备战，在镇守江防的血战中坚守阵地，寸土不让，誓以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鲜血与祖国大好江山凝结在一起，人在阵地在，誓与国土共存亡。
时平津流亡同学、地下党老党员“一二九”学运中的师大熟人曹鹏翔（改名曹健华、现名华诚一），从济南来到南通一一一师师部找我们。他是上级派来主持五十七军工委会工作的。经我征得常师长同意，他以师参谋处译电员的名额，安置在和我一起。当即由曹健华、张甦平、王维平组成了五十七军工委会，统管全军地下党的工作。
按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当时的处境，其最大的弱点是人地两生，孤军备战，势单无援。部队的舆论，普遍怪罪国民党政训处的腐败无能，笨得都不会“卖狗皮膏药”，是专门派来监视东北军官兵的乏走狗，所谓阎王爷开饭店——鬼都不上门。群众对他们反感最深，说是就连“国民政府现在都允许东北军抗日了，你们这帮国特也该放心啦，还呆在这里干啥!”
地方上的葛覃专员、洪深县长……原是国民党CC下属东北军部的同伙，素以出卖流亡同乡为业，惯于骑在苏北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国民党反动派历来对苏北控制得就很严，当地党部的“地头蛇”都已受命采用各式各样的办法，全力限制群众的抗日活动，加以革命基础屡遭摧残，群众动员的程度极差，与烽火连天的淞沪战场形成鲜明的对照，部队官兵均引以为隐忧、遗憾。然而，抗日救亡的高潮正在蓬勃兴起，势不可挡，而且外因在促进内因，两者互相起作用。
“八一三”以后，南通回乡爱国知识青年，在大江南北各阶层人民群众团体抗日声势的鼓舞下，根据我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民党政府的“自卫”宣言，自发地组织起旅外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最初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徐惊百、邹强、孙卜菁、吴质（吴功铭）、王衍和吴功铨等，他们大都是从沪、宁等地就读回来的大学生，有的人在30年代初就参加过共产党或共青团，失掉组织关系后仍紧跟党的路线。有的在进步老师的革命启蒙教育影响下，积极参加了“一二九”救亡运动。徐惊百等中央大学同学还曾亲赴绥远抗日前线去劳军，利用假期回南通为报纸办副刊，利用教室办补习班、知青联谊会、专题座谈会等，团结和联系了一大批进步知青。他们的旅外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的筹备机构，最初设在东门龙王桥徐惊百家里，名称定了，袖章也做了，国民党县党部硬是加以阻挠破坏。曾想在南通各报《联合刊临时版》编个副刊，却又以交纳二十元的印刷费相刁难；借用民众教育馆的大厅教唱抗日歌曲、排练活报剧、绘制抗日宣传画、书写标语等，亦无不受到国民党县党部内顽固势力的干扰控制。他们抬出过蒋介石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日之责任”的“训示”，找国民党县长洪深据理力争，他也只是敷衍几句，以虚伪面目，“食言自肥”而已。
1937年8月17日，敌机开始空袭南通城，炸毁了医院等处，这些家伙都逃得无影无踪，全城人心惶惶，十室九空，南通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一一师，“宣传队”才敢呐喊《放下你的鞭子》!
曹健华调来南通后，据说平津流亡同学大批经济南分到各地，可能有些尚待分配，我们急于争取分得一部分，于是由我征得常师长的同意，亲自过江搭津浦路赶到济南，找到宋黎等当面要求，为时已晚，大家纷纷离开险境——济南，都走光了，我便怆然而返。当时，开展工作的机会非常多，而我们的主观条件有限，人手太少。济南之行，扑了空，外援不可靠，只得主观努力创造条件，就地取材了。从此，我们更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人或无心，我们却多方留意。对于南通旅外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的政治背景，我们捉摸不透，只知是民办而不是官办的，但有社会上层关系为后台，也不简单。初由政训处接待，尚未引起我们重视，他们派代表来访问师部，常恩多师长、张伟斌副师长约我作陪，我们诚挚欢迎，热情接待，礼贤下士之殷勤，表达团结抗日的决心，对他们是颇具吸引力的。常师长很想凭借我们的观察力，予以适当评定，他既认为南通社会关系复杂，又喜欢旅外回乡青年代表的活跃奋发。南通机关部队欢迎他们慰问演出，我们认真到场赏识，节目是《救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烙痕》等活报与话剧，深得观众的好评，引起官兵们的共鸣，甚至声泪俱下。在《放下你的鞭子》活报剧中：陈瘦秋饰卖艺人，真不愧是个戏剧界老手；张聪武饰香姐，张状元之家的名门闺秀屈尊自然动人。人们不禁称道：是专为东北官兵演出的节目，感激涕零。而我们这几个“一二九”运动出身的明眼人，一望便知彼此都出于同一源流。观后，我们喜不自禁：“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只因我们当时限于统一对外的口径，仅能说：南通怪不得是出过状元的地方，“人杰地灵”，人才难得呀!据悉：这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队伍已经发展到近30人，除发起人外，尚有赵琅、陈瘦秋、王坚、张继岚（女，即张非武）、钱彬、张振中、吴禾生（女）、孙术（女）、孙永馨（女）、徐微（女）、徐楠（女）、徐娴（女）、江涛、梁腾、余仪孔、薛鹤年、高维炳等。还有经常协助工作的张聪武（女）、邹泰。这些大中学历的爱国青年，都有着很高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我们也曾研究过这些新时代的风云儿女，比起当年他们的前辈、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大魁天下”的状元公张謇来，又将如何呢?
南通旅外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的同志们本来就高度评价张学良将军所部发动的西安事变，他们并分析一—一师内部可能有中共的地下组织。由于在慰问演出中目击了观众的衷心感动，他们坚信这是一支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愿意接近它，进一步了解它。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他们大家日益感到需要有一个合法组织的公开名义，需要取得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徐惊百、邹强同志从而提出：拟以“抗日义勇宣传队”的名义，争取一一一师的承认与支持。大家一致表示赞同。按徐惊百的父亲徐德称，是书香门第前清举人的贤嗣，在东北大学当过教授，对东北军素具好感，逐通过他的关糸把“宣传队”介绍给帅部，经指定由政训处接谈。南通宣传队当时的领导同志，在政治上已经很成熟，在策略运用上，也很灵活了。他们考虑到国民党政训处是最信任上层关系的，他们便亮出南通赫赫有名的大民族资本家、前清状元张季直的孙女张继岚姊妹俩和其名门子弟的牌号来渲染集体面目。再拉出个县长洪深来作为陪衬，洪是东北人，正好想同一一一师拉老乡关系，洪做的是国民党的官，也乐得跟政训处打交道，一拍即合，皆大欢喜。而我们已初步判明了宣传队领导的大方向正确，并欣慰他们运用策略的灵活，窃喜这是个意外的收获，挂政训处的羊头，献我们的美酒，军工委会发现了理想的同盟军。
当这支抗日义勇宣传队初成立时，一一一师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宋迪玺，秘书叶崇曾向宣传队的代表表明几点：（一）因一一一师编制员额受军事委员会规定限制，不得擅自超编，因此，地方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义勇宣传队可以一一一师的番号确定名称，但不列入政训处工作人员的编制，唯须受一一一师领导；（二）因部队经费有限，宣传队既属义勇志愿性质，则其成员均属无给职务，不叙军衔，不给薪饷，每人发给军服一套，皮带一副，办公费、宣传活动经费统一由师部供给；（三）复因经费限制，宣传队人员名额不得超过30名；（四）政训处派少校政训员段克文为宣传队队长。宣传队内部的领导对国民党政训人员的政治实质深知无误，亦对宋迪玺等油腔滑调、阴阳怪气有所警惕。认为政训处既对他们不放心，又想加以控制利用，派个少校政训员当队长，正是来搞特务工作，从中监视控制他们的。他们以抗日义勇宣传队的条件，换取到对政训处的相对独立性，以求得直接接触一一一师官兵，深入进去立足扎根。事实证明宣传队的这一招是非常明智、具有远见卓识的。宣传队内部的领导，当时善于掌握统一战争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而又克服了关门主义倾向和幼稚病，真是难能可贵的，我们深刻纪念他们。
段克文后来是出名的十个特赦的国民党大特务之一，要去台湾被拒绝，跑到美国去继续反共作恶，被旅美华侨嗤为“臭狗屎”。
此人在北平汇文和东北大学两度与我同校。东北人，是个纨袴流氓学生，投身江西星子政训班当上特务，南通抗战之初被派到一一一师政训处，利用东北同乡名义到处拉关系，同我一见面就认同学，声称要和我搞好“统战”。我曾置若罔闻，存有戒心。并密告师部的好友，务必提防这个东北人中的“害群之马”，要警惕这个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黑手“白脸狼”。段克文惯以“打麻将”、“吃花酒”那套卑鄙手段，拉拢师部八大处的腐败势力和国民党军政学校训练出来的东北军官，从中攫取情报。他与政训处中湘系叛徒特务等素有派系矛盾。政训处既要利用他当宣传队队长，以招摇过市混个场面；又嫉妒他对外接触过多难以掌握，而且放荡不羁，名声太臭。后在农村打游击时，段不奈艰苦，花柳病大发，偷偷溜回国民党大后方。
宣传队的同志在同这个顶头特务上司的复杂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控制反控制，拉拢反拉拢，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抗日义勇宣传队不为名、不图利、一心一意为抗日救国的大公无私精神，受到全师官兵的高度赞扬，也得到了南通当地群众的普遍赞助与大力支持。当时，在南通出版了一一一师的机关报——铅印的《军民导报》，从编辑到发行统统掌握在宣传队的手里，常师长颇感放心，特为指定专门的电台抄收新闻电讯以示支持。南通翰墨林印刷所的工人，在老板“逃难”之后，继续维持每天印刷。国民党报棍子暗中仍在百般刁难，但因碍于戒严司令部的权威，尚不敢公开作对。《军民导报》发行量越来越大，遍及通、如、海、启各市镇及全师各连队，发行份数在三千份以上，超过了南通各地的报纸。当时，宣传队的能量很大：《军民导报》是由徐惊百、邹强、赵琅、钱彤（钱素凡）、江涛分工负责的，还请了史白（施春瘦）为特约撰搞人，共出版了三十七期（第三十八期已编排好），因师部转移，未及付印）。宣传队还分工由孙卜菁、王坚负责组织歌咏队，开始深入连队去教练歌咏，于是接触了部队基层的士兵群众，了解到他们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开拓了我们革命政治工作扎根连队的广阔前景。宣传队还分工由吴贤、王衍、陈瘦秋负责组织演出队，不但经常在南通剧场日夜演出，而且在街头演唱活报剧，轰动了全城，后来还深入到连队去排过戏。也曾利用镇压汉奸的机会，配合军法处在游街示众和刑场周围宣传抗日锄奸，效果很好。利用上海孩子剧团和儿童歌咏队路过南通转往武汉之便，曾组织接待与公演，影响很大。短期间内，在战火纷飞的条件下，宣传队已打开了局面，工作对象：部队方面从师长、旅长、团长、师部八大处、直属队，逐步发展到营、连第一线；地方上则从南通城逐次发展到海门、启东江防军民。时至今日，许多60岁以上的南通父老，还保留着儿童时代的良好记忆。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江防前线的东北军官兵触景生情：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目的总算实现了；但是西安事变后为此奔波而被软禁的张学良将军的情况如何，蒋介石怎么不提不念了呢?
常恩多师长
反应普遍强烈。常师长为安抚人心、鼓舞士气，要我去南京，找东北救亡总会的阎宝航打听消息。在农历中秋，敌机轮番轰炸、持续夜袭之际，我便躲到自家的防空洞里，个别与卢酒赓畅谈来意。卢与常师长素有海城近同乡的师生厚谊，他以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责无旁贷的口吻，主动承担面谒周恩来同志约谈。他说，周是他在沈阳的小学同学，近年接触频繁，无话不谈。卢见周后告我，周的住地复杂，说不便约我见面，已经写好了亲笔信，由我妥善带交常师长即可。并嘱阅后焚毁。9月下旬，我从南京赶回南通，面见常师长手交周的亲笔信，得知信中大意是：永不忘当年友情，日夜怀念张汉卿将军，希望前线东北军将士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多打胜仗，更有发言权。最后说：主动在我，命运自决，光明在望，后会有期。常师长反复吟哦，牢记在心，出口成诵，才肯销毁。“主动在我，命运自决”，成为当时主导我们行动的准则。南京之行，我虽全副军装，但仍受到宪兵把关查检，归途唯恐翻搜暴露，特将密信捆在绑腿之内，确保无虞。
10月下旬，上海战局吃紧，蒋介石多年来经营的国防工事锡（无锡）、澄（江阴）线需要增兵防御，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发电报给缪徵流说：“江防部队不敷分配，贵军长应即率所部前往靖江。”11月6日，五十七军军部南移泰县，前方指挥部驻如皋。接着一一二师渡过长江，进入江阴城内守御，又抽调一—一师六六五团三营由团长谢祝华率领渡江增援。协同黔军一 三师何知重部守备江阴。
11月9日，蒋介石命令上海守军全线撤退，一路撤向杭州，一路撤向南京。11月12日，上海沦陷。11月27日，江阴保卫战打响，我军坚守五日，部队伤亡重大，六六五团团长谢祝华、六六八团团长崔锡章作战负伤，师长霍守义亦因“负伤”直送西安疗养。江防总司令刘兴部署撤退镇江，万毅率六七二团移江阴城内，激战一宿，乘黑夜安全撤出。12月1日，日军占领江阴，一一二师部队从八圩港归建。共收容失散部队及万毅团共4000人，合编为一一二师三三六旅，以马万珍为旅长，李寓春为参谋长，调南京担负城防任务。缪徵流仍驻泰州军部。
上海沦陷之时，一一一师奉命撤出南通、启东、海门、如皋，转移靖江，接着开赴扬州，师部驻南门外的小村庄，常师长纵深配备兵力，设置工事，埋伏重兵，重点防御江岸要地施家桥一带。五十七军军部率山炮营亦进驻扬州。
日军攻占上海后，就分兵两路，夺取国民党政府的京城南京：以北路军为主力，有五个师团，沿太湖北走廊、沪宁铁路西进；南路军有三个师团，沿太湖南走廊、宁杭公路西进。南路日军进度较快，12月6日已迫近南京外围，形成三面包围。北路日军按步就班，进展迟缓，攻占江阴要塞后，忙于消除封锁线，迟至12月8日才派兵一部占领北岸靖江，9日占领镇江，分兵一部北渡长江，进攻扬州。
扬州是江北重镇，与镇江隔江相望，扼京杭大运河北岸之口，西接浦口、滁州，为南京中国守军仅有的一条通道。当时担任防御任务的是一一一师和江苏省的8个保安团。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建议：利用施家桥一带的有利地形，集中兵力，纵深配备，阻敌北进。而军长缪澂流没有同意，遂分散兵力，沿江布防。日军第三师团在舰炮优势火力掩护下登陆。8个保安团溃散一空；一一一师三三一旅退至横沟桥，再退东沟桥、东西唐旺。日军攻占军事要地都天庙，沿淮扬公路直扑扬州。缪命常率三三一旅六六二团在扬州南八里路的林家洼一带坚守。那里地形平坦，便于机械化部队运动。
常恩多要求军山炮营归其指挥，没被允许，只好调两门平射炮在师指挥所待命。12月13日晨7时，炮火齐射后，在坦克掩护下，日军步兵利用两侧坟地向前跃进，六六二团官兵英勇作战，利用集束手榴弹爆炸日军坦克。战斗激烈时，日军坦克迫近师指挥所，两门平射炮抵近开火，击退坦克，并使日军步兵进攻受阻。常师长亲临前线指挥。在弹雨纷飞中，副官刘万胜劝他离开前沿阵地。他说：“国难当头，军人效命疆场，岂能临阵畏缩。”下午4时，缪澂流下令撤退，五十七军军部立即转移至宝应城。常恩多率部抗敌，直至红日西沉，亲自检查收点武器，抬运伤兵，掩护三三三旅撤离火线，制止军工兵营不要过早爆炸仙女庙大桥，以使失散部队安全撤回。由于一一一师激烈抵抗，日军当晚没敢前进，延迟至12月14日才占领扬州，并由天谷支队扼守大运河。日军第三师团主力沿长江北岸疾进，妄图扎紧合围南京守军的袋口。
在南路日军主力三面合围南京时，12月4日蒋介石撤离南京，宣布以唐生智、罗卓英、刘兴分任南京卫戍司令部正、副长官，调动10万兵力固守。新编成的一一二师亦奉命调守南京，归桂永清教导总队指挥。12月12日，日军突入光华门、中华门、中山门。
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率部向下关逃跑。下午，唐生智下令放弃南京，守城部队溃退下关，涌向挹江门。马万珍、李寓春、万毅等九死一生，泅渡长江脱险。
五十七军长江两岸防御战，悲壮激烈，可歌可泣。
万毅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一一一师乃驻军宝应、高邮一带整调，后来被称作“宝应整军”。“宝应整军”是一一一师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工委会的工作从此发挥了显著作用。工委会通过开展交朋友等活动，以送书、送报的方式，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这时，对作战不力的旅、团主官进行了调整。常师长采纳我们的建议，按实战要求改造全师，办训练班培训战斗骨干。在军内由我们掌握新闻广播电台，控制舆论中心，发行小报，鼓舞士气。强调开展民运、开放政权、肃清汉奸，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开展群众性的政治工作，对内提倡官兵一致、上下级团结、遵守纪律；同时要求改善军民关系。这一切对于以后历次战斗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保证作用。
11月中旬，一一一师撤离南通转向扬州时，抗日义勇宣传队的一部分人随部队出发，继续工作，其余的人因家有困难或另有打算留在了当地。徐惊百、邹强、孙卜菁、吴质、王衍、张继岚、陈瘦秋、王坚、薛鹤年、赵琅、梁腾、孙振中等，纷纷泣别亲人，匆匆上路。
1938年春，孙振中、梁腾又因家庭需要照顾，而去上海教书；赵琅曾回南通探望并动员青年参加宣传队，嗣因新四军东进，他参加了共产党，在中共江北特委领导下，成为开辟南通东北地区的骨干，对扩大苏中四分区根据地作出了贡献。江涛也在江北特委领导下入了党，坚持政治保卫工作。钱彤在教育岗位上坚持斗争，在1946年“三一八”南通惨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残酷杀害，成为烈士。张聪武、吴功铨参加了地方部队，于1938年中秋节在如皋卢港被日军杀害。这些同志都是青年的好榜样。徐惊百同志从小患过骨痨，一条腿是瘸的，他支着手杖，在紧张艰苦的敌后流动环境中，坚毅前进，行军不肯掉队，素荷盛誉。当年那批青年在政治上也都没掉队，英勇奋斗，壮烈牺牲，可歌可敬，永垂史册。
南京沦陷后，我们与上级的联系中断，我曾从宝应出发到武汉找东北救亡总会，又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到长江局接上了关系。接上关系后，我们受领的任务是坚持留在敌后打游击；坚持团结抗战中的独立自主；在三角斗争中，要善于同苏北韩德勤、李守维等相周旋，掩护党的地方工作发展，可以开办教导队等名义，为游击队训练骨干，筹集枪支弹药，保护地方同志拉游击队，建立根据地。长江局同意我们的意见，把五十七军工委就地改为一一一师工委；并同意我们提出的吸收万毅为我党特别党员的意见，另在一一二师新建工委，两师工委分别由长江局直接领导。据此，我在徐州失守前赶回苏北传达贯彻，从此，我们集中力量继续抓紧抗战、统战和党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