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在开放的美国，19世纪的女性也没有任何公平可言：女人只能回归家庭，不能成为职业女性！

当然，有些人是不会认同这个说法的，娜丽·布莱就是这其中的一员，她用自己的实力，在匹兹堡的《快报》发表“讨论女性的社会分工”一文，从而打响了女性走向社会的第一枪。

娜丽出生于1864年，为《快报》写文章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她只有21岁，但她独到且激昂的言论得到了报社的认可，于是，她成了走向社会，并成为与男性一样可以采访新闻的记者。

当然，这样的娜丽在当时并得不到认可，相反，她在工作中受到了不少的歧视。但当时刚好有一个热点社会话题，那就是揭示罗斯福岛上一座疯人院内幕的新闻。

普利策认为，真正有能力完成这个工作的人非娜丽莫属，她热情、勇敢而且有正义感，是个难得的敢于报道真相的记者。

接到任务的娜丽并没有拒绝，觉得这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会，所以她很快与普丽策达成了共识。

但可以想象，想要进入疯人院并不那样容易，而且精神病院对于外界的回避相当谨慎，自然不那样容易得到他们的信任。

但娜丽有自己的方法：装成疯子，让他们将自己关进疯人院。

为了将自己的形象打扮得更像疯子一样，娜丽一个月的时间不洗脸不刷牙，衣服穿得乱七八糟，而且经常像精神不正常一样站在街头接受人们的围观。

终于，当地法院认为娜丽疯了，出于对外界正常群众的保护，他们必须要将她送进纽约市的第一家疯人院——罗斯福岛上的疯人院。

正中下怀，娜丽随着工作人员顺利到达疯人院：“经过一个低矮的亭子，一群无助的疯子被关在里，亭子的墙上有句格言，‘活着就有希望’，真是荒谬到五雷轰顶，如果是我，我倒很想在疯人院的大门上写这样几个字‘入此门者，生无可盼’”。

当然，一进入疯人院，娜丽便得到了里面常规的对待：脱衣服，洗澡，检查，一系列粗暴对待。而这对于工作人员来说，还是文明的手法。

“我反抗了吗？好吧，我这辈子都没有像当时那么诚恳地求人放过我。她们说如果我不照做的话就要动粗，到时可不会手下留情。”

这就是娜丽第一天进入疯人院的感受，简单、粗暴，而且绝对权威，谁也别想在她们面前有特权，连发言都是错的。

很快，娜丽开始了“疯人”的正式生活。原本，她以为住在这样的地方，对于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病人来说，疗养、治疗才是关键。

但娜丽很快发现自己错得离谱，因为在罗斯福岛的疯人院里，疯子才是主要“劳动力”，一切自理是必需的。

“不是这些服务人员为病人保持这个公共机构的卫生，而是这些病人自己整理出来的－-－她们甚至还要为护士打扫卧室清洗衣服。”

工作人员是怎么做到这么厉害的？不是专业，而是粗暴。这就是疯人院的一角，一个让外界根本无法想象的事实。

进入疯人院第三天，娜丽最受刺激的一幕发生了：一个病患跳楼，整个医院全部进入紧张状态，所有人都进行检查，全身上下，各个方面。

与此同时，护工们变得更加暴躁，殴打、骚扰，甚至是勒住病人的脖子。病人不是病人，而是只要不死就会被“虐待”的对象。

娜丽一直表现得很正常，但在那里完全得不到正常的对待。因为对于那里的工作人员来说，越正常的人就越不正常。

“从我进入岛上疯人院那一刻起，我就没有再故意装疯卖傻。我就像平常一样说话做事。但奇怪的是，我的言谈举止越正常，就越被他们当作是疯子。”

在这样的环境里，娜丽忍受了十天，她感觉自己已经达到了极限，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好了。

刚好，此时有人来探视娜丽，她马上要求离开疯人院。但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沟通，在娜丽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候，她终于成功出院了。

离开疯人院之后，娜丽精神一度没办法正常生活，过去一个月她处于假装精神病人的过程，之后十天又被关进疯人院。

这样的经历让娜丽大受刺激，很多时候，她怀疑真与假，有时更觉得自己不够正常。所以她接受了很长时间的疗养与治疗。

当终于回归正常状态之后，娜丽写下了著名的《疯人院十日》，这篇报道一经发表，马上震惊了整个纽约。

正是普利策在《纽约世界报》刊登了这篇文章，它揭开了当时疯人院真实情况的一角，无异于一场八级大地震，让整个纽约陷入恐慌。

最终，纽约市政府不得不决定，每年对疯人院进行拨款增长，从而改善精神病人的治疗与看护。

一个年轻的女记者，拿出生命为神志不清的群体发声，不但让他们得到从根源上的救赎，也为无法走上社会去参加工作的女性敲响警钟。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环境，男女本身其实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更多的人愿意用自己的思维去主宰这个世界，从而达到所谓的“主宰权”。

娜丽·布莱在那个时代就是了不起的为女性平等权奋斗的人，而她的所作所为非常直接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对于女性的不公平看法与对待。

其实，不论是记者，还是女性工作者，在这个世界上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其性别的劣势无法改变。

娜丽所为不只是一个时代的向前，更应该成为所有女性不断认可自我价值的标榜。没有谁是生来强大的，不论女性还是男性。但如果你肯努力，那所有人都会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