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北齐废帝高殷能够拥有更长久的生命，或许他会像他的叔叔高演一样，成长为一位治世明君。在他即位之初，这种潜力已经初见端倪。然而，命运弄人，他的叔叔心中容不下他，最终未能让他施展抱负。

高殷是高洋与李祖娥的长子，于天保元年（公元550年）被立为太子，当时年仅六岁。在高氏家族中，高殷的性格显得与众不同，与他父亲高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高殷自幼聪明伶俐，饱读诗书，深谙礼仪之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展现出“温裕开朗，有人君之度”的气质，性格外向，少年老成，极具亲和力和感召力。作为太子，他不仅勤奋务实，还广泛涉猎经典，关注时政，绝非那种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

高殷非常重视友情，经常在北宫设宴，与志同道合的人谈诗论经，共商国是。然而，他却唯独不让河间王高孝琬参加这些聚会。当人们询问原因时，他解释说，这里是大伯高澄遇难的地方，高孝琬前来不合时宜。这一举动也展示了他细腻的情感和对家族关系的深刻理解。

按照常理，像高殷这样言谈儒雅、举止庄重、几乎无可挑剔的懂事男孩，本应受到众人的喜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父亲高洋却对他并不满意。

高殷的所有特质与高洋的期望相去甚远。高洋常常看着儿子摇头叹息，认为他过于温文尔雅，缺乏自己那种豪迈果敢的性格。他曾说：“你更像汉人，不像我。”

高洋希望儿子能够继承他勇武刚毅的特质，而高殷的温和性格显然不符合他的期待。高洋曾试图改变儿子，希望他能更加坚强和果断，但这些努力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给高殷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据史书记载，北齐文宣帝高洋曾试图通过极端手段培养其子高殷的胆量和决断力。他命令将一名死囚带到高殷面前，要求高殷亲自执行死刑，以此锻炼他的勇气和果断。在高洋看来，这些品质是成为一位合格君主所必需的。

然而，高殷自幼接受儒家教育，习惯了诗书礼乐的生活，面对如此血腥的场面时显得极为不适，表现出明显的犹豫和不安。尽管多次尝试，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动手。

目睹儿子的迟疑与恐惧，高洋感到极度失望和愤怒。他认为高殷缺乏成为一个强大统治者所需的坚毅和果敢。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高洋对高殷进行了严厉的责罚，以期激励他变得更加坚强。

高殷因惊吓和恐惧，加上破伤风的影响，“由是气悸语吃”，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导致他连续多日言语混乱，行为失常——这倒是与他的父亲高洋有几分相似之处。

由于高殷性格懦弱，高洋对此深感失望，曾一度考虑废黜他太子之位，改立次子、太原王高绍德为继承人。更有甚者，在极度无奈之下，高洋也曾萌生过将皇位传给弟弟常山王高演的想法。无论是在酒宴上、公开场合，还是在清醒或醉酒时，高洋多次表示：“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终当传位常山。”

然而，多亏了高殷的老师、太子少傅魏收和宰相杨愔的极力劝阻。他们强调，太子是“国之根本，不可动摇”，若轻易更改继承人，必然会引起臣下的猜疑和分裂，人心不齐，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最终，高洋听取了他们的建议，打消了废黜高殷的念头。

尽管高殷可能不是父亲高洋心目中的理想继承人，但他毕竟是亲生儿子。正如你再怎么欣赏邻居家的孩子懂事、漂亮、有出息，最终也不会把家产留给他一样，高洋在临终前还是将皇位传给了高殷。

高洋去世后，皇宫的气氛突然变得安静了许多。高殷即位后，首先下令将父亲遗留下来的那些残酷的刑具全部搬出宫外，并对大殿进行了全新的布置。随后，他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展现了其亲民和仁慈的一面：

军队改革：他颁布诏书，规定凡年满七十岁的军人可授予荣誉职位，而六十岁以上的武官或因病无法继续服役者，一律予以免职，让他们安享晚年。

赦免囚徒：高殷亲自前往芳林园，审查囚犯的案件，对死罪以下的囚犯进行减刑或释放，体现了他对司法的人性化处理。

善待元氏女眷：他下令将之前被没收或赐予他人的元氏家族女性全部遣返，恢复了她们的自由和尊严。

暂停奢华工程：高殷敕令停止一切土木、金属、铜铁等奢侈建筑工程，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民生建设中，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赞誉。

由于北齐南部边境与陈国接壤，北部又面临北周的频繁骚扰，这一地区长期以来战乱不断，驻军众多，军粮供应常常难以及时保障。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高殷采纳了尚书左丞苏珍芝的建议，在石鳖等地推行屯田政策，不仅有效解决了淮南地区防御部队的军粮问题，还增强了南部边防的稳固性，使敌军不敢轻易侵犯。

从这些举措中不难看出，高殷不仅是一个有远见、有主见的智慧君主，更是一个关心百姓、体恤士兵的仁慈皇帝。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认真负责、务实为民的统治者。

在高殷的领导下，北齐逐渐从动荡和恐惧中恢复过来，重现往日的繁荣与生机。然而，正当高殷治理国家有声有色，朝臣和百姓看到希望之时，他的叔叔高演却萌生了篡夺皇位的野心。这个念头一旦产生，高殷的政治命运便急转直下。

高殷继位后，对两位亲叔叔的安排可谓周全：四叔常山王高演被封为太师、录尚书事，七叔长广王高湛则被任命为大司马、并省录尚书事，二人同处帝国权力中枢，共同守护着高氏家族的无上权威。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讽刺，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原本看似稳固的权力结构，最终还是出现了裂痕。辅佐年幼的高殷的，并非只有高演和高湛两人。高洋临终前特别嘱咐，让尚书令开封王杨愔、侍中燕子献、黄门侍郎郑颐等人，与高演、高湛以及领军大将军、平秦王高归彦一起共同辅政。

随着辅政人数的增加，各方之间的交集增多，矛盾也随之显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使得原本和谐的局面逐渐变得复杂和紧张。高演的野心，加上其他辅政大臣之间的权力斗争，最终成为高殷统治的最大威胁。

杨愔是高洋的亲信重臣，担任帝国宰相。在高洋精神状况恶化后，杨愔承担起了“总摄机衡，百度修敕”的重任，确保帝国各个机关和政务得以勉强维持运转。杨愔以知恩图报著称，对于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哪怕是只请他吃过一顿饭，他也会铭记于心并予以回报。然而，他的报答方式并非通过违规升迁等不正当手段，而是以诚相待、礼尚往来，因此他在朝中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极强的感召力。

杨愔对高洋的知遇之恩深怀感激。即便在高洋精神失常后，多次酒后胡闹、戏弄甚至险些置他于死地，杨愔始终忠心耿耿，未生二心。

高洋去世时，群臣表面上号哭，实则暗自庆幸，唯有杨愔涕泪俱下，悲痛不已，这正是他对高洋知遇之恩的深切感恩之情的体现。高殷继位后，杨愔继续尽心竭力维护新帝，以报先帝之恩，并坚决不允许任何人争抢主子的风头，包括高家的实权派人物高演和高湛。

北齐帝国的权力顶端并不只有高殷一人，还包括他的母亲皇太后李祖娥和奶奶太皇太后娄昭君。李祖娥自然倾向于支持自己的儿子高殷，而娄昭君却与高洋一样，对这个孙子并不十分满意，反而更偏爱自己的儿子高演，甚至超过了高洋的宠爱。在这种复杂的权力格局下，北齐高层迅速分裂为两派：高层是以高殷母子和娄昭君为首，下层则是高演兄弟和杨愔宰相为代表的势力。这种权力斗争为北齐的未来埋下了隐患。

高演最初并没有篡位的意图。高洋生前的疑虑，更多是出于他对自身行为的不安和恐惧，反映出他内心深处的安全感极度匮乏。事实上，高演对哥哥一直忠心耿耿。

高洋酗酒成性，行事荒唐，高演曾多次劝说他，希望他能以自己的健康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政务中。

然而，高洋对此并不在意，反而安慰高演说：“只要你还在，我为什么不能尽情享乐呢？有你在，我放心。”虽然这话听起来有些不负责任，但也道出了高演在他心中的重要地位。

高演“长于政术，剖断咸尽其理”，是一位极具政治智慧的人。尚书省在处理政务时常常犹豫不决，无法提出具体意见，这让高洋感到不满。于是，他任命高演为并省尚书令，结果工作立刻有了显著改善。

面对高洋的回应，高演既感动又无奈，只能不停地磕头，无言以对。高洋见弟弟情真意切，心中也有所触动，酒兴全无。他扣下酒杯，说道：“你不就是嫌我喝酒吗？我不喝了还不行吗？从今往后，谁再让我喝酒，我就宰了他！”为了表明决心，他还命人将所有的酒具当着高演的面全部砸毁。

然而，高洋的承诺终究难以兑现。他之前也曾向母亲保证戒酒，但最终还是未能克制住自己。酒瘾一旦发作，连他自己也无法控制。

戒酒没多久，高洋又偷偷地开始酗酒了，而且这次更加隐蔽，避免让弟弟高演发现。有一次，他躲在一位贵族的家中大肆饮酒，一边喝，一边观赏大力士们的摔跤表演，尽情享受。

正当他醉意渐浓、沉浸其中时，有人来报说高演突然来访。高洋急忙让人撤走酒具，自己则强忍着酒嗝和满身的酒气，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与人闲聊，试图掩饰自己的醉态。

高演见哥哥依然不改旧习，决定再次劝谏。然而，九弟长广王高湛劝阻他，说：“你别去了，这样只会惹麻烦。他爱喝就让他喝吧。”但高演坚持要进宫劝说，并揭露了高洋“瞒天过海”、暗中饮酒的行为。

这激怒了高洋，他命令高演站在自己面前，用刀抵住他的下巴，威胁要杀了他，质问高演为何总是挑剔他，而他自己难道就没有过错吗？

为了找到高演的把柄，高洋召集了那些曾经被高演处罚过的人，用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逼迫他们揭发高演的过错。然而，这些人都知道高演为人正直，即使曾经受过惩罚，也都是咎由自取，无法挑出任何毛病。最终，高洋无奈地放过了高演。

尽管如此，高演并没有因此放弃。不久后，他又一次劝谏高洋，甚至与哥哥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高洋愤怒至极，亲自对高演施以鞭打，这让高演感到极度失望和绝望，决定通过绝食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高演的绝食引起了后宫的注意，尤其是娄太后心疼儿子，找到高洋哭诉。高洋虽然平时行事暴躁，但对母亲的感情深厚，看到她如此伤心，他也慌了神，亲自前往高演的住所，劝他进食，表示愿意商量解决问题。

然而，高演对哥哥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面对高洋的关怀，他一句话也不说，依旧拒绝进食。无奈之下，高洋找来了高演的亲信王晞，希望他能说服高演。

王晞深知如何打动高演的心。他对高演说：“你绝食不仅让自己受苦，也让太后跟着你一起担心，甚至不吃不喝。你不顾及自己，难道还不顾及她的健康吗？她老人家的身体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这番话终于打动了高演，他挣扎着坐起来，勉强吃了一些东西。

这次绝食之后，高演原本已决定不再劝谏。劝了也无济于事，索性眼不见心不烦，大不了躲得远远的。

然而，心中怀有正义的人，终究无法对是非视而不见。这既是君子的风骨，也是他们的无奈与悲哀。

少了高演的劝阻，高洋饮酒更加肆无忌惮，多次醉醺醺地光着身子倒在街头。高演实在看不下去，最终还是忍不住再次进言。这一次，高洋动了真怒，借着酒劲，命两名壮汉将高演双手反剪，按在地上，举起枣木杠子狠狠抽打。

打到一半时，却出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或许是高洋用力过猛，血液循环加速，酒劲猛然上涌，竟让他自己也醉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高演因此侥幸逃过一劫。

尽管对哥哥高洋的行为深感不齿，心中或许也存有怨恨，但高演从未有过取而代之的念头。他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即便在高殷即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表现得极为冷静，内心毫无波澜。

后来，高演的思想发生变化，完全是宫廷两派斗争的结果。或者说，他是被逼无奈，不得已才有所行动的。这种转变并非出于他的本意，而是外部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做出回应。

高殷登基后，高演肩负起了辅佐新帝的重任。凭借他在家族中的崇高地位和娄太后的偏爱，他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尤其是在高殷守孝期间，为了不影响朝政，娄太后特地下诏，让最宠爱的儿子高演住在东馆，并规定所有大臣的奏折必须先由他过目。

这样一来，高演实际上成为了帝国的掌舵人。然而，这种局面引起了杨愔等人的不满。他们担心高演的权力过大，于是密奏太后李祖娥，施加压力，最终迫使高演回到自己的官邸，断绝了他与皇宫的直接联系。

官场如战场，人言可畏。对于这样的安排，高演其实并不在意。相比朝中复杂的事务和险恶的人际关系，他更喜欢宁静悠闲的生活。如今，除了本职工作外，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赏花戏水、饮酒赋诗，享受音乐之美，远离官场的繁文缛节，过得十分自在。

然而，即便高演不在乎，总有人会在背后议论纷纷。政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例如，有人暗中提醒：“鸷鸟离巢，必有探卵之患。”意思是，猛禽一旦离开巢穴，鸟蛋就可能被人取走。言下之意是，高演不能离开皇宫，否则会给人以可乘之机。

中山太守阳休之曾前来拜会，但高演以各种理由推辞不见。阳休之对王晞感叹道：“昔周公朝读百篇书，夕见七十士，犹恐不足。”意指过去周公每天早上要读一百篇文章，晚上要会见七十位贤士，都觉得时间不够用。而高演却谁也不见，难道是在避嫌吗？这未免显得过于谨慎了。

事关主子的尊严和自身的前途，王晞觉得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开始劝说高演，希望他能更加积极地参与朝政，避免不必要的猜疑和误解。

在历史上，说服他人采取行动的方法多种多样，但通常可以归结为两种主要策略：一种是通过刺激对方的尊严和血性，让其出于冲动和面子而行动；另一种则是通过激发对方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其感到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从而主动承担责任。王晞在劝说高演时，选择了后者，并且表现得极为高明。

起初，王晞直截了当地建议高演多参与政事，培植和扩大自己的势力。

然而，高演并没有被这种直接的提议所打动。相反，他表现出了一种对现状的满足感，认为皇帝高殷亲理政务、宽厚仁和，朝堂上下一片祥和，争权夺利并无必要。高演的态度表明，他并不愿意卷入权力斗争，更倾向于保持现状。

见高演不为所动，王晞迅速调整了策略。他没有继续强求高演为自己争取权力，而是巧妙地将话题转向了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高家王朝的存亡。王晞提到，先帝高洋在位时，曾特意在东宫太子身边安排了一名胡人康虎儿，以确保皇权不会旁落。如今，皇帝高殷年幼，政治经验不足，容易受到外姓人的影响，甚至可能被宰相杨愔等野心家操控。这样一来，高家的政权可能会逐渐失去控制。

通过这种方式，王晞成功地将问题的焦点从“高演是否应该抓权”转变为“如何防止高家大权旁落”。这样一来，高演不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行动，而是为了维护整个高家王朝的稳定和长远利益。这种转变使得高演感到自己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仿佛只有他才能阻止外姓势力的崛起，保护高家的统治地位。

王晞的言辞不仅改变了话题的性质，还巧妙地激发了高演的使命感。他让高演相信，自己是唯一能够拯救高家王朝的人。这种“舍我其谁”的心理暗示，使得高演感到自己必须挺身而出，承担起这份重大的责任。王晞的话语中充满了对高演的信任和期待，仿佛高演是唯一能够扭转局势的关键人物。

最终，王晞的策略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高演被王晞的言辞所打动，意识到自己确实肩负着维护高家王朝的责任。于是，他开始积极参与政事，逐渐掌握了更多的权力。王晞的说服技巧不仅让高演放弃了最初的犹豫，还让他自愿投身于这场政治斗争中。

政治这东西，确实深不可测！王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胡汉矛盾。自西晋“永嘉之乱”以来，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尽管北魏的拓跋宏推行了汉化改革，试图融合双方的优势，但这种改革并未彻底消除胡汉之间的隔阂。到了高氏家族掌权时，他们已经深受胡化影响，对汉人自然存有戒备之心。

面对这一局面，高演陷入了沉思。他问王晞：“那我该怎么办？”王晞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巧妙地引用了一个历史典故来启发他：“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摄政七年，最终归还政权，殿下不妨考虑一下这个先例。”

高演摇了摇头，谦虚地说：“我怎么敢与周公相比呢？”

王晞却不以为然，诚恳地说道：“以殿下的地位和声望，您即使不想做周公，也难逃此任！”这番话让高演心中一动，沉默不语。他的沉默并非无话可说，而是在思考。就像选举中的弃权票一样，沉默并不代表没有态度，只是暂时不愿表达。

有了这样的思考，高演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晋阳为父亲守孝结束后，高殷准备返回邺都。按照常理，常山王高演应该是留守晋阳的最佳人选，毕竟这里是北齐的“根本之地”。高殷也这样认为。

然而，杨愔等人对局势心存疑虑，正如当年高洋对元善见的不放心一样，他们担心高演可能会有异动，于是如履薄冰地劝说高殷，希望他带着高演一同返回邺都，而让长广王高湛留守晋阳。

杨愔不仅对高演不放心，对高湛也同样缺乏信任，最终干脆要求高殷“敕二王俱从至邺”，即命令两位王爷一同前往邺都，以防万一。这一安排在朝中引发了广泛的不安，政治敏感的官员们嗅出了其中的不寻常：这是明显的不信任信号，且已经公开化，并付诸行动。

这种不信任的氛围逐渐加剧，不仅仅是高演和高湛，连高演的亲信王晞也未能幸免。王晞被调任并州长史，远离权力中心。形势变得愈发紧张，高演也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在启程前，王晞前来送行。

为了避免被人监视，高演急忙催促他离开，临别时紧紧握住王晞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努力自慎！”随后，高演悲壮地上马，绝尘而去。此时的北齐，仿佛被一片阴云笼罩，两股暗中角力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原本隐秘的较量变得更加公开和激烈。

高演心中早已有了应对之策，随着局势的恶化，他决定转守为攻。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晋阳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见王晞，惊魂未定地感叹道：“若不听卿言，几乎酿成大祸。”这场权力斗争的惊险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祸起萧墙

事情的复杂性在于，所有事件的背后都有人的因素在起作用，而非孤立存在的事件本身。所有的波澜起伏，往往都与某些人在背后的操作密不可分。

杨愔机关算尽，却未曾料到，他一个不经意的决定，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无法挽回的局面。而他自己，也未能幸免，落得了个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

平秦王高归彦本是杨愔一派的重要人物。当高殷返回邺都时，杨愔为防止晋阳发生变故，未与高归彦商议，便擅自下令让高殷发布敕令，要求“留从驾五千兵于西中”，即调遣五千禁卫军留守晋阳，以应对可能的突发事件。这一举措本身看似合理，毕竟晋阳是高氏家族的根基，加强防御无可厚非。

然而，关键在于程序上的失误：杨愔绕过了时任司空并负责禁卫军事务的高归彦，直接下达了命令。这在官场上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好比上级未经你的同意，直接调动你的下属，即便他是你的顶头上司，你也不可能毫无怨言。高归彦失去了五千精锐部队，心情可想而知。

杨愔的这一举动并非出于疏忽，而是源于他的自负。他或许认为自己的决策无需他人参与，甚至忽视了高归彦的感受和立场。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最终成为了他致命的失误。

疏忽源于遗忘、遗漏或考虑不周，属于心智层面的问题；而自负则是态度上的轻视，表现为根本不愿意去思考或关心。杨愔确实有足够的资本自负，连皇叔的去留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还有什么值得他顾虑的呢？因此，他不仅事前没有通知高归彦，事后也未曾沟通，因为他压根就没打算告诉对方。

直到回到邺都几天后，高归彦才发现身边的人少了，这才意识到事情的原委，气得几乎要吐血。他心想：你杨愔也太自大了，难道我就连一句交代都不值得吗？高归彦感到被轻视，一怒之下毅然投奔了高演阵营。在政治斗争中，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同样，也没有真正的秘密，否则就不再是秘密了。

高归彦的倒戈让一切所谓的“秘密”暴露无遗，杨愔一方的每一个举动——无论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都被视为可疑的行为，宫廷气氛顿时变得紧张沉闷，令人喘不过气来。

与此同时，朱浑道元的儿子、领军大将军可朱浑天和娶了高殷的姑母东平公主，感情上倾向于高殷，反对高演和高湛。他在朝中四处散布言论，称“若不除掉二王，少主难以安枕”。言下之意，如果不解决高演和高湛兄弟，高殷的皇位将永不安稳。

杨愔阵营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燕子献则密谋让娄太后退居幕后，远离朝政，前往邺城的北宫安享晚年，以此移除他们最大的障碍。高归彦将这些他知道的以及他编造的情报一股脑地汇报给了高演和高湛，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

与此同时，宰相杨愔也在不经意间为自己埋下了隐患。他甫一上任，便推行了三项严厉的改革措施，结果却将一大批中间派推向了对立面。

自北齐天保八年（公元557年）以来，朝廷的爵位和赏赐滥发成风，吏治腐败严重。杨愔急于整顿朝纲，以身作则，主动上表请求高殷解除自己开封王的封号。在他的带动下，许多依靠先皇恩宠而升迁的官员也相继被降职。这些失意的政客们如同无头苍蝇，四处寻找新的靠山，很快便投奔到了高演和高湛的门下。

此时的北齐宫廷犹如一个装满火药的桶，随时可能爆炸。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最终点燃导火索的竟是一名小小的宫女。

由于高归彦的叛离，杨愔阵营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决定先发制人。侍中宋钦道立即面见高殷，进言道：“二叔威权日重，宜速除之。”他指出，两位皇叔的权势和影响力日益增大，对朝廷构成了潜在威胁，应尽早采取行动。高殷对此并非毫无耳闻，但要对两位叔叔下手，他心中仍有顾虑，于是推托道：“此事可与令公共议。”建议宋钦道与杨愔共同商议后再做决定。

事情的关键在于高殷的态度，他显得犹豫不决、瞻前顾后，既想有所作为又害怕承担风险。面对这种情况，杨愔等人经过商议，决定将两位亲王外派为刺史。考虑到高殷天性仁慈且态度不够坚决，他们担心直接上奏可能会被拒绝，因此采取了迂回策略，先向皇太后李祖娥汇报，希望她能说服儿子。

然而，李祖娥的保密意识非常薄弱。她身边有一位名叫李昌仪的宫人，因为与自己同姓，李祖娥对她格外信任，视为心腹。于是，李祖娥将杨愔等人的奏折拿给李昌仪看，征求她的意见。

没想到的是，李昌仪实际上是娄老太后派来的卧底。她并未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却迅速将这一重要消息泄露给了娄老太后。这样一来，完美的计划，第一步就失败了。

娄老太后得知此事后迅速介入，迫使杨愔等人重新协商，并提出：让高湛前往晋阳镇守，而高演则留在邺都，解除其太师之职，专任录尚书事。这一方案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对于娄老太后而言，留下高演不仅保全了她这位“老干部”的面子，也确保了她在朝廷中的影响力。而对于杨愔一方来说，虽然这一安排未能完全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但至少迈出了第一步——成功地将高演和高湛分开，削弱了高演在宫廷中的势力。

这种妥协反映了当时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和各方利益的权衡。

见对方动手，高演内心深处的血性被彻底点燃。他本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性格偏向温和，但内心却藏着一股不为人知的刚强与冲动。小时候读《汉书》，读到《李陵传》时，他曾拍案而起，感叹道：“真壮哉，其所为！”从那时起，英雄的悲壮情怀便深植于他的心底。这样的人，平日里或许不会轻易出手，但一旦决定行动，必定果断坚决，毫不留情。

拜领官职后，高演与高湛在尚书省设下盛大的宴会，邀请朝中百官参加，其中包括杨愔等人。这场宴会看似友好，实则暗藏杀机。高湛早早地在后室安排了数十名家仆，准备随时听命行事。同时，他与大将军贺拔仁、斛律金等人密谋：当敬酒敬到杨愔等人时，会连续敬两杯，对方必然会推辞，而他会极力劝酒，待到第三次劝酒时，便是行动的信号。

一切布置妥当，宴席上气氛看似和谐，实则暗流涌动，只等杨愔等人踏入这个早已布下的罗网。

乾明之变

杨愔本有机会避开这场劫难。在他与可朱浑天和、宋钦道、燕子献等人赴宴之前，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郑颐曾警告过他，说此行凶多吉少，建议他慎重考虑。

然而，一向自负的杨愔并未将这番话放在心上。他满不在乎地回应道：“我们对国家忠心耿耿，天地可鉴，有什么好害怕的！如今常山王和长广王设宴招待，我们不去岂不是不给面子？”

尽管杨愔或许已经察觉到了一丝紧张的气氛——毕竟二王因他被降职、外调，心中必定怀有怨气——但他坚信酒宴过程虽不会太和谐，却绝不会发生什么出格的事情。毕竟这里是天子脚下，朗朗乾坤，而他身为国家重臣，难以想象高演会真的对他动手。

杨愔和他的同僚们并不知道，在政敌眼中，他们所谓的“忠心耿耿”早已被视为十恶不赦、罪大恶极。政敌们恨不得将他们扒皮抽筋、下油锅，这种仇恨丝毫不亚于杨愔等人对政敌的敌视。忠诚与背叛，在不同的立场下，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

在饮宴上，高演的弟弟长广王高湛依次为宾客斟酒，每人敬两杯。

当轮到杨愔时，高湛连声喊了两遍“拿酒来”，高湛接着追问：“执酒，执酒，何不执？”，这是高湛事先约定要动手的暗号，话音刚落，埋伏的士兵一拥而上，将杨愔等人全部擒获。

一切都在高湛的预料之中。

当杨愔等人被逮捕时，杨愔大声怒斥：“你们这是谋逆造反，残害忠良！我们尊奉天子，削弱诸侯，赤胆忠心，何罪之有？”言辞义正词严，充满了愤慨，几乎让高演动了恻隐之心，产生了释放他们的念头。

然而，高湛急忙阻止了哥哥，就像当年他劝说高洋处决高浚和高涣一样。他的理由依然是那套老生常谈：“如果放虎归山，日后必成大患。”说着，他向手下们使了个眼色，众人立刻会意。

十几个人分成几组，有的按住胳膊，有的按住腿，将杨愔、可朱浑天和、宋钦道三人紧紧压在地上。随后，一场惨烈的暴行开始了：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三人很快被打得血肉模糊，气息奄奄。

燕子献起初也被按住了，但由于他力气大，且是秃顶，没有头发可供抓住，因此得以拼死挣脱。他连滚带爬地逃到了门口，但最终还是被身材魁梧的斛律光追上，硬生生地拖了回去。此时，已经陷入疯狂的人们一拥而上，瞬间将他打得不成人形，如同烂茄子一般。

见局势已无法挽回，高演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立即派遣太子太保薛孤延等人去抓捕郑颐。郑颐当时正在尚药局抓药，见到这番阵仗，深知大势已去，不禁长叹一声：“不用智者之言，难道真是天命如此！”最终，他束手就擒。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不仅结束了杨愔等人的仕途，也彻底改变了北齐的政治格局。

酒宴上的惊险，只是单方面的一场风暴，因为杨愔等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对于高演一方而言，除了最初的担忧，之后的局势便已尽在掌握。然而，真正的生死较量才刚刚开始。

既然已经撕破了脸，事情必须有个了断。常山王高演、长广王高湛、平秦王高归彦，以及大将军贺拔仁、斛律金等人迅速商议后，决定率领八十名家僮，押解着杨愔等人前往皇宫，意图借助皇帝之手处置这些被视为帝国叛逆的人。

当一行人行至云龙门时，遇到了都督叱利骚。高湛试图说服他加入他们的行动，但叱利骚被眼前的局势吓得不知所措，坚决不肯参与。高演见状，下令将其斩杀，以示决心。

不久后，开府仪同三司成休宁闻讯赶来，带领人马挡住了高演等人的去路。成休宁举刀怒斥高演，指责他带人冲击皇宫是大逆不道，要求他们立即放下武器投降。

高演随即让高归彦上前劝说成休宁。尽管成休宁依旧大声呵斥，拒不从命，但他手下的士兵们却对高归彦这位禁卫军首领心存敬畏，再加上对方气势逼人，士兵们纷纷扔下兵器，不再抵抗。成休宁见大势已去，孤掌难鸣，最终不得不侧身让开了道路。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标志着权力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而高演一方的行动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众人顺利进入皇宫后，高演命高湛和高归彦押解杨愔等人至朱华门外等候，自己则与贺拔仁直奔昭阳殿。北齐高层被这一突发事件彻底震惊，皇帝高殷、太皇太后娄昭君以及太后李祖娥匆忙赶到。娄昭君端坐于大殿正中，李祖娥和高殷分立两侧，气氛紧张而凝重。

局势已到关键时刻，高演深知必须先发制人。他上前一步，重重地跪倒在地，向高殷叩头请罪：“陛下，臣与陛下乃至亲骨肉，本应肝胆相照。然而，杨愔等人擅权自重，独断专行，朝中上下人人自危，文武百官无不噤若寒蝉。他们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跋扈嚣张，若不早做打算，必将成为国家之祸。臣与高湛以国事为重，贺拔仁、斛律金亦念及先帝基业，故今日共同行动，将杨愔等人擒拿，交由太皇太后、皇太后和陛下裁决。因事发突然，未能及时奏报，臣实有罪。”

高演的言辞巧妙而谨慎。首先，他强调了自己与高殷的血缘关系，暗示其所有行动都是为了维护高家和皇室的利益；其次，他列举了杨愔等人的种种罪行，指出这些行为不仅威胁到了高家的统治，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从而将个人恩怨转化为对国家的责任感；最后，他承认了自己的擅自行动，但言外之意却是：虽然方式不当，但此举本身是为了国家和皇室的利益，理应得到理解和支持。

这一番话，既表明了高演的忠诚，又为他的行动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也为后续的处置留下了余地。

此时，大殿内外已经聚集了两千多名卫士，个个身披铠甲，手持利刃，屏息凝神，静候上级的指令。整个大殿内外一片死寂，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一清二楚。高演的心中充满了不安，毕竟此事关系重大，稍有不慎便可能人头落地。他深知皇帝未必会听信自己的一面之词，冷汗早已湿透了他的衣背。

就在众人如雕塑般不知所措之际，一声尖锐的金属声打破了沉寂。武卫将军娥永乐等得有些不耐烦，无法忍受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他用手指轻轻叩击刀背，目光凝视着高殷，只待他一声令下，便上前捉拿这个藐视宫廷、越级犯上的乱臣贼子——高演。

那金属声在大殿内回荡，仿佛穿透了众人的耳膜，直击他们的心脏，使得气氛更加紧张。高殷心中一惊，立刻明白了娥永乐的意图，但他不敢与对方对视，仓促间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关键时刻，还是老太后娄昭君反应最快。她看出了娥永乐的企图，担心会对儿子不利，急忙下令让卫士们放下武器，退到大殿之外。

卫士们面露犹豫，士兵们望着队长，队长们望着将军，将军们则将目光投向高殷，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见无人动弹，娄昭君勃然大怒，厉声喝道：“若再不从命，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

为了保全性命，卫士们终于轰然而退。娄昭君的这一句话，如同倒计时的最后几秒，预示着事情即将迎来转机。娥永乐见局势已无法挽回，只得收刀入鞘，泪流满面地走下了大殿。

娄昭君

每个人的成功背后，往往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推手。高演若非有一位全力支持他的母亲娄昭君，恐怕难以击败实力雄厚的杨愔集团，更不可能顺利登上皇帝宝座。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下这位在高氏家族和北齐帝国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神秘女性——娄昭君。

娄昭君是鲜卑族人，继承了草原民族豪爽、大方、敢爱敢恨的性格特质。这些特点早在她未出嫁时便已展露无遗。作为北魏赠司徒娄内干的女儿，娄昭君虽然没有出身于权倾朝野的豪门世家，但她的家庭也算殷实富足，衣食无忧。

更重要的是，娄昭君不仅容貌出众，而且知书达理，她的名声远近闻名，吸引了众多显赫家族的求婚者，其中不乏高官之后和富商之子。然而，面对这些优渥的条件，娄昭君却一一拒绝，因为她心中早已有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后来成为东魏大丞相、北齐高氏家族奠基人的高欢。

娄昭君对高欢一见钟情时，高欢还只是平城的一名普通守卫，完全没有显露出任何王者的迹象。那是一次偶然的相遇。高欢像往常一样在城墙上巡逻，日子平淡无奇，阳光也并不特别灿烂，因此他完全未察觉到幸运正悄然降临。他更没有注意到，在城下的不远处，一位美丽而温柔的千金小姐正用她那同样美丽而温柔的大眼睛注视着他。

或许是高欢站在城墙上的英姿飒爽，又或许是一阵突如其来的暖风，触动了娄昭君少女的心扉。她不禁对身边的丫鬟轻声说道：“此人便是我的夫君。”她指着城墙上走动的那位士兵，坚定地表示这就是她未来的丈夫。

然而，这门亲事显然不会得到她父亲的同意。谁愿意将如花似玉、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儿嫁给一个一贫如洗、连聘礼都拿不出来的小兵呢？这不仅不合礼仪，更会损害家族的颜面。娄昭君的父亲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高欢家境贫寒，当兵的收入微薄，甚至连温饱都难以维持，更别说准备聘礼了。但娄昭君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她很快就想出了办法，帮助高欢解决了这个问题。

为了实现自己嫁给心上人的愿望，娄昭君精心策划了两步策略。首先，她通过身边的丫鬟向高欢传达了自己的心意，让高欢有所准备，不至于突然接到求婚而措手不及。其次，她把自己积攒的私房钱拿出来，悄悄送给高欢，让他用这笔钱作为聘礼来迎娶自己。就这样，出身低微的北魏士兵高欢最终迎娶了娄昭君，成就了一段边关佳话。

娄昭君不仅眼光独到，而且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随着高欢在军事上的不断崛起，娄昭君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堪称高欢的参谋长和政委。

有一次，高欢外出征战时，娄昭君临产，且是难产，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家中的仆人们都焦急万分，建议立即派人召回高欢。

然而，娄昭君坚决反对，她深知高欢正在关键时刻，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而影响军务。她冷静地说道：“生死有命，如果我真的无法度过这一劫，他回来也无济于事。”即便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娄昭君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充分体现了她的果敢与远见。正是这种冷静和智慧，使得她在后来处理各种复杂局面时游刃有余。

拥有政治头脑，并不意味着在感情上没有偏心；事实上，政治上越精明的人，其私心反而可能越重。娄昭君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她虽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色，但在对待自己的子女时，却显得格外护犊子，这种近乎溺爱的态度，逐渐使她原本公正严明的心变得偏颇。

高阳王高湜是高欢和游氏的儿子，以其善于滑稽说笑、曲意奉承而深受文宣帝高洋的喜爱。随着高洋对他的宠信日增，高湜逐渐变得恃宠而骄，对他人的态度也愈发傲慢。他不仅对皇上言辞诙谐，对其他兄弟则常常暴躁易怒，手中常握着一根枣木棍，动辄对诸王施以体罚，甚至包括娄昭君的亲生儿子。

打在儿身，疼在母心。娄昭君虽对高湜的行为深感愤怒，但碍于高洋的庇护，她只能忍气吞声，无法公然反抗。然而，高洋去世后，高湜在居丧期间的表现依旧轻浮，丝毫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哀悼之情。或许是因为他习惯了用玩笑和嬉闹来掩盖内心的不安，但这最终成为了娄昭君反击的契机。

抓住高湜的这一失态，娄昭君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她拿起那根高湜曾经用来打人的枣木棍，狠狠地抽打了他一百多下，仿佛要将这些年来积压的愤怒与委屈一并释放。最终，高湜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

在所有的亲生子嗣中——包括高澄、高洋、高演、高淯、高湛和高济，娄昭君对三子高演尤为偏爱。因此，当得知高演因参与针对杨愔的行动而陷入困境时，她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儿子。

娄昭君迅速调整心态，展现出她作为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她没有直接责备高演，而是采取了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态度，问高演：“杨郎何在？”意即杨愔现在在哪里？情况如何？

高演此时已经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支支吾吾地不敢回答。相比之下，武将出身的贺拔仁则直言不讳：“一眼已出。”意思是杨愔已经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听到这个消息，娄昭君心中一惊，意识到事态比她想象的更为严重。然而，她很快镇定下来，用一种悲悯的语气为杨愔抱不平：“杨郎何所能为，留使岂不佳邪！”她表面上在责怪高演和贺拔仁，说杨愔不过是一介书生，本无反抗之力，留下他继续为朝廷效力不是更好吗？但实际上，她的话已经透露出明确的态度：杨愔确实该受惩罚，只是下手不应如此狠毒。

通过这种巧妙的措辞，娄昭君先是为杨愔的遭遇表示遗憾，给众人一个心理缓冲，随后她话锋一转，直指高殷：“此等怀逆，欲杀我二子，次将及我，尔何为纵之？”

娄昭君指责杨愔等人心怀叛逆，不仅要害她的两个儿子，甚至可能危及她自己。她质问高殷为何放任不管，言辞中充满了对孙子的不满和对自身安危的担忧。

高殷平时就不太善于言辞，面对奶奶的严厉质问，更是结结巴巴，不知该如何回应。娄昭君的这一番话，不仅成功地转移了众人的注意力，还将责任推给了高殷，从而保住了高演。

见到孙子高殷在自己面前显得矮了一截，娄昭君心中已经有了底。她既愤怒又悲伤，情绪逐渐转向了儿媳李祖娥。斜眼瞥了李祖娥一眼，娄昭君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充满怨气的话：“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这句话的意思是，皇上你怎么能让我们母子受那汉人老太婆的摆布呢？这显然是在利用胡汉之间的矛盾，就像当年王晞劝说高演时的做法一样。

人在遇到危险时，往往会本能地寻找替罪羊，甚至不惜牺牲原则和立场。李祖娥没想到自己会无端受到指责，惊慌失措之下，她连忙跪下向婆婆谢罪，表示自己一直对老太后恭恭敬敬，绝无二心，态度比儿子高殷还要诚惶诚恐。

教训孙子和敲打儿媳，是娄昭君精心策划的关键一步。这样一来，高殷和李祖娥便不敢再为杨愔等人说话，任何为他们辩解的行为都会被解读为“纵容”或“摆布”她这个老太太，甚至是对她的不敬。

看到高殷和李祖娥如此反应，娄昭君松了一口气。她知道，局势已经完全被她掌控。此时的大殿仿佛成了她一个人的舞台，她可以随心所欲地表演和发挥。紧接着，娄老太后清了清嗓子，开始不紧不慢、信誓旦旦地为儿子开脱，说道：“演无异志，但欲去逼而已。”意思是，我儿高演是个老实人，对皇上您根本没有任何二心，他今天这么做，完全是被那些人逼的。

听到母亲的“合理”解释，高演如释重负，跪在地上不停地叩头，表示完全赞同母亲的观点，并对母亲的理解感到万分感动。

随着局势的发展，太后李祖娥意识到事态已无法逆转，便劝慰年幼的皇帝高殷：“你不妨安慰一下你的叔叔。”

高殷在太后的提醒下，终于反应过来，高殷意识到局势后，向高演表示：“为了叔叔，我愿意做任何事情，这些汉族大臣就听凭叔叔处置。”随后，杨愔等人被处决。

其中，中书侍郎郑颐的遭遇尤为悲惨。由于他之前曾得罪过高湛，因此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刑罚：先是被割掉了舌头，接着双手也被截断，最终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此外，武卫将军娥永乐也未能幸免，他曾试图提醒皇帝注意危险，但最终也难逃一劫。

政变结束后，高演（即高湛）命令平秦王高归彦将皇宫禁卫全部调往华林园，同时换上了由京城亲信组成的卫队，负责宫中的安全。这次行动标志着高演阵营在邺城的全面胜利，彻底掌控了朝廷的局势。

为杨愔等人办丧事这天，太皇太后娄昭君亲临现场，亲自整理了灵棚上的挽联，挤出了几滴似有似无的眼泪，边哭边说：“杨郎忠而获罪，岂不可悲。”她哀叹杨愔这位忠诚的大臣死得如此可惜。然而，这些话更像是说给外人听的。如果她在杨愔生前能在大殿上说出这样的话，或许杨愔也不至于如今躺在棺材里。

当然，娄昭君的重点在于“罪”而非“忠”。虽然杨愔是忠诚的，但他确实犯了“罪”，因此才令人感到“可悲”。娄昭君并没有忘记杨愔为何而死。看着杨愔那空洞的左眼，娄昭君命令工匠用御府的金子为他制作了一只假眼，并亲自将它放入杨愔的眼眶中，以此表达她此刻的痛惜之情。

该说的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娄昭君随即打道回宫。她迅速收拾好表情，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抛在脑后，继续为国家操劳。

不仅娄昭君擅长表演，她的儿子高演也同样表现出复杂多面的性格。高演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的性格具有明显的双面性。

当杨愔等人被残酷处决后，高演的内心产生了动摇，意识到自己下手过于狠毒。因此，在宣布杨愔等人的罪状时，他特意加上了一句：“罪止一身，家属不问。”这句话意味着这些人的罪行仅由他们个人承担，不会牵连到他们的家属。这一举措看似体现了高演的良心发现，本应值得称赞。然而，这种良知的觉醒是短暂且不确定的，随着形势的变化，它逐渐消退，如同政客在竞选期间表现出的真诚和热情，一旦当选，便可能变得冷漠和疏远。

果然，当高演的权势逐渐稳固后，他开始感到不安，担心这些家族的后代可能会成为未来的隐患。于是，他决定根据户籍册子，将杨愔、可朱浑天和、燕子献、宋钦道、郑颐等五家的九族人口逐一逮捕入狱，准备进行满门抄斩，以绝后患。

幸亏幕僚王晞极力劝阻，指出这样做打击面过大，会引发不良影响。最终，高演有所妥协，只下令处死了这些人的至亲——即他们的配偶和子女，而其他亲属如兄弟姐妹、叔叔伯父等虽然未被处死，但所有在朝为官的成员都被免职，并规定其子孙后代永世不得为官。

这一系列事件揭示了高演内心的复杂性和权力斗争中的无情。尽管他在某些时刻表现出了一丝人性的柔软，但最终还是屈服于权力的诱惑，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