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生到领袖的蜕变

瞿秋白于1899年生于江苏省常州府城内东南角的青果巷，后于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运动后，他成为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随后，他参与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赴苏俄实地采访，回国后发表大量著作，介绍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1921年，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联共（布）组织，并成为在中国班学习的老师。他后来担任中央机关刊物主编和编辑，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量人才。瞿秋白在国共合作期间，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大量工作，并逐渐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

留守中央苏区与不幸被俘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瞿秋白被任命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负责留守中央苏区。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他坚持工作，但不幸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在被捕过程中，瞿秋白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顽强的抵抗精神。

身份暴露与出卖谣言

瞿秋白被捕后，敌人用酷刑逼供，但他坚贞不屈。后来，他的身份被敌人知悉，并遭到多次劝降。关于出卖瞿秋白者的身份，一直存在争议。经过复查和党史部门的研究，现在已经推翻了原来的“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的说法。

在1935年，瞿秋白等人在汤屋遇到万永诚，其妻子徐氏知道瞿秋白在其中。万永诚在山里指挥部队对抗敌人，但最终牺牲。徐氏被俘后，因承受不住酷刑，泄露了瞿秋白的行踪。敌人据此找到了有书生气质的瞿秋白。为进一步确认，敌人让被俘的郑大鹏指认，证实“林祺祥”确系中国前“魁首”瞿秋白。至此，事件明朗：出卖瞿秋白的首先是万永诚妻子招供，其次是郑大鹏指认，之后周月林、张亮也曾向敌人说明林琪祥即瞿秋白。

1979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对周月林的判决无罪，并予以释放。1980年，山西省委组织部为周月林落实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为她办理离休手续。

在郑大鹏的指认下，瞿秋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坦然表示，不需要再“冒混”了，自己就是瞿秋白。在上杭被押送期间，瞿秋白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面对宋希濂的“优待”，瞿秋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投降。陈立夫等人劝降失败后，蒋介石决定杀害瞿秋白。瞿秋白在中山公园拍照后，被带到长汀的一处草坪刑场。他手挟香烟，顾盼自如，沿途唱《国际歌》，并高呼口号。最后两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瞿秋白年仅36岁的生命。

在长汀被关押期间，瞿秋白写了近两万字的自传性的《多余的话》。《多余的话》包括个人小传、人生观剖析、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对政治错误的检讨等部分。他表明自己并不适合做政治家，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是基于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同时，他承认自己并没有系统地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对自己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感到惭愧。最后，他充满悲凉和辛酸地告别世界和亲爱的朋友们。这篇文章展现了他对自己人生的深刻反思和对未来的告别之情。

瞿秋白：历史潮流中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者

瞿秋白，一个在民族和国家探索前进道路上被推上重要领导岗位的知识分子。首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和陈独秀都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替罪羊，并受到王明“左”倾集团的打击、排挤，甚至迫害。

或许对自己政治生涯的反思过于沉重，《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坦诚地暴露了自己曾经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真实情感。这使得许多后人读来感受到的，不是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

然而，读完《多余的话》，一个知识分子不屈而无奈的灵魂呈现在我们面前，真实地敲击着我们的心灵。通过这篇内心独白，瞿秋白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严格的自我解剖，尤其是对自己负面的思想感情作了坦诚的曝光和深刻的检讨。这种深刻的真实的内心独白，是人性和理性的反思，让我们真正了解了一个真实的革命者的坦荡胸怀。

尽管有疑问：刑场上的瞿秋白如此视死如归，《多余的话》中的瞿秋白如此厌倦政治，两者之间的差距为何如此大？但这正是瞿秋白的伟大之处：他虽有痛苦、忧郁、厌倦，虽知道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袖，虽遭到政治迫害，虽对信仰有所怀疑，但他有常人所没有的骨气。他宁可失去生命，也绝不出卖自己的同志和组织。

从另一个角度看，像瞿秋白这样的重要人物，如果有一点动摇乞降的表示，蒋介石是决不会放过利用他的机会而轻易地杀他的。相反，正是瞿秋白狱中的言行，特别是从《多余的话》中明显地看出他决不会屈膝投降的钢铁般意志，遂将他处死，以绝后患。

英勇就义的瞿秋白并未想到，他坦荡解剖自己内心世界的《多余的话》，会给他身后的名誉带来损害，给家人带来灾难。当年，《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被国民党“中统”主办刊物发表。抗战初期，有人曾询问关于购买《多余的话》原稿的事宜。或许是英勇就义的瞿秋白和《多余的话》中的瞿秋白反差太大，有人以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但瞿秋白的文风为熟知他的人所熟悉，他们对这一结论心存疑问。

当然，中国把瞿秋白当做烈士对待。他的英勇事迹在多个场合得到肯定和纪念。例如，在瞿秋白殉难周年时，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编印了一本书中文书籍来纪念他。这本书集录了多人的悼念文章，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以及国外人士的追悼文章。

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瞿秋白为何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多余的话》呢？陆定一指出：“这是秋白同志有内疚。他内疚的原因是当了领导人后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但经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包括与知情人士的访谈和查阅历史资料等大量工作，《多余的话》的真正意义得到了还原。它并不是情绪低沉的表现，而是瞿秋白真实内心的反映和对自己工作的反思。此后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和审查工作，包括多位高层领导的支持和参与下最终为瞿秋白平反昭雪。这不仅是对瞿秋白个人的平反也是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和对事实的追求的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