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各地多处都有割据者，新疆也未能例外。
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是，新疆军阀的头子始终都是外地人。
辛亥革命爆发时，镇守新疆的是到任才4个月的甘肃新疆巡抚袁大化。他先镇压了刘先俊等人在迪化的起事；冯特民和杨缵绪在伊犁起事，杀伊犁将军志锐，推戴广福为新伊大都督府都督，并致电袁大化接受革命，都督也让给他做，袁大化也不为所动，派兵进剿。
革命成功后，清朝小皇帝下诏退位，袁大化称病辞职，虽然得到慰留，终究离开了新疆。
先前袁大化提拔的训练穆斯林军队（回营）的提刑按察使杨增新就被推举为新的督军；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后来他称帝，封杨增新为一等伯。
治理地方时，杨增新靠自己的军政能力镇压反对者，平定哈密、阿克苏的动乱，分化并镇压了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和谈达成新疆统一，然后排挤军政府的人，夺取实权；同时调整新疆的政制，集中权力，解决了清末以来新疆巡抚、伊犁将军、各处参赞大臣事权不统一的问题。
掌握了实权，就有资本对上头说不了。
袁世凯败亡后，杨增新在新疆地位依旧，只在名义上归顺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事实上就是在割据。若是统治者寻求在新疆征税、修路、开矿、派遣农民开垦，杨增新就不给面子了。
在内政方面，杨增新推行老子的“无为而治”，改革政治、财政，调整建制，使新疆各地更易于为省城迪化所控制，整顿吏治、打击中饱、奖励垦荒，使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同时裁军，维持了新疆较长时间的安定和平。
为保证新疆的稳定，杨增新在与甘肃、外蒙古接壤的哈密、吐鲁番、巴里坤驻军，设置关卡，严防甘肃、青海军阀、外蒙古黑喇嘛与革命党势力向新疆境内渗透。
在民族和宗教政策上，杨增新采用怀柔牵制的政策防止动乱，对游牧民族抚绥、羁縻，对新疆的蒙古、哈萨克等旧王公贵族加官晋爵，也提防这些人反客为主，以牵制主义政策为核心，让各大佬各民族互相牵制；减轻游牧民族的牧税，重用蒙哈二族军队以缓和社会、民族矛盾。宗教方面，以不干涉一般性宗教活动为原则，但加强对清真寺、伊斯兰经学院的管理，以希维持当地伊斯兰教现状，用宗教协助维持稳定，并防止外来的宗教力量进入。
对危害地方的大佬，杨增新用《雪国列车》那一套，先捧后杀。1924年，他就利用和田道台马绍武的复仇心态，铲除南疆提督马福兴。其他场合，他还在宴席上杀人。
杨增新看似作为军官上位，其实出身书香门第，自己也是以进士入仕，曾任河州知府，任上捐出自己的官禄兴办学校，重修当地的风林书院，又增设龙泉书院、爱莲书院，重金礼聘名师前来授学，以培养边地学风。
之前说过，他不是本地人。他是云南蒙自人。
然而即便如此，即便确实受到地方的爱戴，杨增新对新疆的文化建设却乏善可陈。
是他年纪大了忘了怎么办学吗？恐怕另有原因。
他根本不希望治下的人民学会太多的知识，只要他们会生产就行了。
1928年，杨增新通电表示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于是被原地任命为新疆省主席。
然后，他没有活到第二年。
倒不是南京那位大魔王那么高效就完成了斩首行动，他是死在了自己的手下手里，还是头号文官。
当时，迪化百姓称：“文有樊耀南，武有杨飞霞。”
杨飞霞是字，本名杨集祥，是杨增新的堂弟，曾任伊犁镇守使，成立讲武堂，并在绥定、伊宁、霍城等县设小学，将伊犁学生送到北京学习，还在伊犁勘探并开发煤矿、亲自下矿慰问矿工，也协助杨增新处理了逃来的白俄军队。但早在1922年，他就辞职不干了。
说到杨增新之死，就不能不说樊耀南。
樊耀南是湖北公安人，中秀才，被名臣张之洞进为廪生，曾留学日本归来，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洋政府，袁世凯死后，他被继任大总统黎元洪派去新疆当阿克苏道尹，被杨增新拖延改任为迪化道道尹，又兼督署军务厅长、外交特派员、俄文法政学校校长等职；他又兼理外交，作为新疆方面全权代表与苏俄政府全权代表阿佐尔宁经多轮谈判，最终签订《伊犁临时通商协定》，明确取消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中俄方在新疆的特权，废除苏俄在新疆的领事裁判权，为中国争得关税自主。樊耀南因此大功，两次得到二等嘉禾章。
樊耀南俭约勤励、毫无嗜好、清苦穷困。1928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医生郝默尔（David Hummel）劝他减事加餐，始能保全健康。樊耀南待人接物和蔼谦恭，无论谁去见他，一概接见，临走送到大门才鞠躬而退。新疆人称为“樊圣人”；祖籍新疆的革命家包尔汉·沙希迪后来回忆说：“樊耀南并不是个如一般官吏那样专以作官发财为目的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在当年的新疆是罕见的。”
因为樊耀南是北洋政府所派，所以杨增新对他并不信任，百般防范，私下称“养了一只虎”，又想以高官厚禄笼络，借口其家眷都在关内，又有两个儿子读大学，派人送去价值几百两黄金的新疆币；1924年，樊母病故，杨增新给樊老家汇去一万元治丧费，但不许樊耀南奔丧。也就是既不让他在新疆大展拳脚，也不让他滚。
前面提到樊耀南曾任俄文法政学校校长。这个学校当然是杨增新办的，看起来违背他不办学的方针，其实是为了培养一批人才为自己所用，而且一直不办学，对外找不到交代的理由，对内也总不能让境自己内全是小学毕业生吧？
杨增新似乎没有意识到，毕业于北京俄文专修馆的该校教务主任张纯熙是樊耀南的老乡，来新疆发展也是奔着樊耀南来的。不只是他，其他流落在新疆的湖南湖北人也都把希望寄托在樊耀南身上。
可能在他看来，这两位都是书生，难道还能杀人？
樊耀南本来对杨增新的愚民政策也不满，曾写信给弟弟说：“杨将军的政策是黑暗政策，天山南北到处是贪官污吏，吮吸老百姓的血汗。”
1928年杨增新向南京表忠成为了樊耀南决心发难的导火索，因为他拟定以上报南京政府批准的新疆省政府委员会名单中没有这位省公署军务厅厅长兼交涉署署长樊耀南。而且杨增新把自己的家人送到内地，难免让手下觉得他要被换掉了。
注意，这里说的手下，不只是樊耀南，还有别人，一些目前还没有提到的人。
樊耀南和张纯熙都知道，这一年，俄文法政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就要举行毕业典礼了，杨增新平时不一定有心情光顾学校，但这个学校是他办的，这个典礼他一定会来。
樊耀南本来想在全体照像时发难，但因为陆军旅长杜发荣警觉，张纯熙虽然以可疑人都是学生为由搪塞过去，但也因而决定改变计划，改为在典礼后吃饭时动手。
他们先让杨增新的卫队去另外一间吃饭，又哄骗他们专心吃饭，去掉武器。
当时杨增新急着赶去陆军学校，正嫌上菜太慢。本来樊耀南和张纯熙在另外一桌陪苏联领事夫妇吃饭，张纯熙突然拿着酒瓶就朝杨增新这一桌重重放下，众人只当他咋突然那么没礼貌，樊耀南问，菜都准备好了吗？张纯熙说，准备好了。
这其实就是万事俱备，可以动手了的意思。
上菜的人来了，但拿的却是枪。
杨增新习惯了酒席杀人，这次却轮到了他自己。杜发荣也当场去世。建设（实业）厅长阎毓善装死逃过一劫。
樊耀南事先对此次刺杀志在必得，连得手后的省政府委员和厅长的名单都已经预先商量好了。杨增新一死，他也就准备取而代之了，在此之前，他需要先寻找一些提前退场的人。
短短四个小时后，新疆就旧人换新人了。
但是成为新的领导的，却不是樊耀南，而是一个小编至今都还在卖关子，压根没提到名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