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紫禁城）

明朝宣德初年，朝廷里有仨御史，名曰何珪，方鼎，严凯，这仨御史，皇帝已经有两天没见到他们了。

三位御史都是京官，每天早朝都是能见得到的，但奇怪了，明宣宗朱瞻基星期一没看着，星期二没看着，星期三没看着，星期四也没看着，直到星期五，皇帝实在是忍无可忍，上朝的时候赫然发问，这仨人哪儿去了？

本朝是成千上万的文人来治理远远超过他们数量的农民的，国家幅员辽阔，沃土千里，州郡县乡不计其数，如果大明天下这每一天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拿到朝廷里来解决，那是不可能的，于是统治者则认为，以法律先治理天下，收效甚微，倒不如以礼仪先治天下，于是早朝变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礼仪性事件，通过早朝可以体现出我们的帝国尊卑有序，长幼有序，各种繁文缛节和行动语言都在这一场场的朝会中被浓缩，以让全天下来效仿。

所以，早朝是明朝非常重要的一个流程，官员无故不得缺席，话说回来就算是有故也不能缺席，别说您缺席了，就算是迟到也不行啊。

不仅迟到不行，参加早朝的全部流程中，你的衣着言行都时刻有人监视记录，你稍微咳嗽一声，那都会被视为对皇帝的大不敬，小则罚钱，中则贬职，重则廷杖，三五十板子下去，当场可能就领盒饭了。

何珪，方鼎，严凯不过小小御史，竟然敢接连旷工好几天，皇帝能不生气吗？

皇帝就问呐，说这仨人干嘛去了？

问内阁，大学士们纷纷摇头，问六部，六部长官都说不知道，底下的官员们皇帝问了个遍，一点有用的线索也没有。

其实，皇帝不用问，大臣们也不用答，大家都知道这仨人去干嘛了，还能去干嘛？肯定是去教坊司嫖妓了呗！

教坊司，唐代所建，当时属于皇宫内的音乐机构，跳舞的，弹琴的，吹笛子的，反正一帮音乐家在其中供职，专门负责在皇帝办宴会的时候表演，或者在旁边配BGM。

从唐朝开始，经历宋元两代，到了明朝的时候，这教坊司的性质就变了，它不再仅仅是皇家的音乐机构，更成为了明朝官办妓院的统一管理单位。

（明太祖朱元璋）

我们知道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是洪武，洪武年间则有四大案，有出于反贪目的，也有出于政治清洗目的，反正大大小小捉杀了不少人，案犯杀死，其家抄没，那么这些因罪被诛的官员们的妻女，往往就会被送到教坊司管理的妓院中，沦为官妓。

官妓唐宋的时候就有，但是她们当时未必提供性服务，而只是负责端茶倒水，表演技艺，可到了明朝，官妓则生活在对外开放的官办妓院中，专门为有钱人服务。

太祖在位的时候，明朝的都城是在南京，所以那时的南京聚宝门外，秦淮河上，林林总总就有不下十来家官办的妓院。

月华如练，轻轻洒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与两岸灯火交相辉映，酒肆茶楼林立，雕梁画栋间透出盏盏灯光，画舫轻摇，穿梭在河水之间，岸边的青楼妓院，则烛光摇曳，映照着笑颜如花，游人走过，听得低吟浅唱，看得翩翩起舞。

此等人间繁华之地，有钱自然为享乐好去处，但是在当时，这些“红灯区”却只对民间开放。

什么意思呢？就是富豪商贾可以去这些官办的妓院，但是朝廷里的官员们却严禁出入。

因为，明朝的法律对官僚们有严格的限制，官员嫖妓，处罚力度相当之大，包括但不限于公开廷杖，带枷示众，罢职不叙，巨额罚款，以及人头落地。

其实吧，光是廷杖就已经够厉害的了，当时官员嫖妓一般处廷杖六十，六十棍子下去安然无恙者寥寥无几，基本上不死也要残废了。

而且这廷杖最为厉害的一点，不仅仅在于对受刑者进行肉体上的惩罚，更是一种永久性的难以洗脱的精神羞辱，您想想，当着大家伙的面，把裤子给您一褪，噼里啪啦一顿打，丢人不丢人，害臊不害臊，基本上往后名节就全毁了。

前几个朝代都禁止嫖妓，甚至说古代封建历史上对官员嫖妓都是持严格禁止和严肃处理的态度的，但是有明伊始，一股邪风在大明官员们们之中吹拂，很多官员不顾法令，铤而走险，经常跑到妓院里去嫖妓，而且往往是三五成群，呼朋引伴，集体性的违法乱纪，刚才我们提到的何珪，方鼎，严凯就在此列，他们本身就是御史，本职工作就是监察官员，抓嫖是他们的工作之一，现在连他们都以身试法，可见当时的情况，那是很严重的。

而且，这种势头越来越遏制不住，明朝两京一十三省，那些大一点的州郡，妓院成百上千，偏州僻邑小地方，也会有这种非法的色情行业。

（明宣宗朱瞻基）

此等事情，自然在圣明洞见之中，但只要无关宏旨，无伤大雅，只是个例的话，皇帝也懒得管，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已经闹到了官员跑去嫖娼，公然罢朝的地步，再不管管，真就没天理了。

所以当天下了早朝，朱瞻基就着北镇抚司锦衣卫把已经在妓院里喝得烂醉如泥，忘乎所以的何珪，方鼎，严凯给捉了回来。

捉回来之后，皇帝给他们套上枷板，让他们带枷上朝，还要游街示众。

处理完这仨人，皇帝本以为可以杀鸡儆猴，惩前毖后，至少在朝野间树立这么一个警示，以后那就没人再敢胡来了。

可是，处理完这仨御史没多久，又出事了儿。

皇帝派到湖广一带的巡抚赵伦，到了当地之后，正事一件没干，反而是沉沦于烟花柳巷之地，成天是跑到妓院嫖妓，甚至还和多名妓女通奸。

这是什么？这是顶风作案啊，这是跟皇帝对着干，这算是把朱瞻基气坏了，皇帝是既红温又破防，二话不说就把赵伦发配到了辽东戍边。

赵伦受到处罚了，可是皇帝的心情却越发沉重了起来。

这仨御史都是京官，赵伦更是地方大员，他们这种级别的官员都跑去嫖妓，那天下间平官小吏是何作为？皇帝简直不敢想了。

如果只是道德有问题，皇帝兴许还可以容忍，但是真正的内因是，有明一朝，官员们的俸禄是极其低微的，就没有比明朝的官员挣得还要少的了。

比如，明时正一品大员的月俸，只有八十七石，这个工资，维持日常开支有时候都成问题，而他们到妓院去嫖妓，经常是豪掷千金，往往一次就要消费数百两乃至数千两。

京官自然不依靠区区法定俸禄，他们的收入基本上来自于地方官员进京述职时对他们的馈赠，往往一次就相当于是他们十年的俸禄。

可是地方官没有这种灰色收入，他们靠那点死工资怎么能送出如此巨礼，又哪里来那么多钱到妓院去挥霍呢——无非是贪污腐败，搜刮民脂民膏罢了。

（繁华胜景）

由此可见，集体性的官员嫖妓，必然要有大量的财力支撑，而大量的财力又多来源于迫害百姓，夫济大事，以民为本，民能载舟，亦能覆舟，既迫害百姓，那就是在动摇国之根本。

是可忍孰不可忍，叔可忍皇帝不忍，痛定思痛之下，朱瞻基很快发布命令，他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启一场“扫黄行动”。

这场扫黄的力度，那不是开玩笑的，是真的很大。

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数千家妓院，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先是停业，之后查封，然后抄没，最后一把火付之一炬，可以说皇帝结结实实的给明朝的色情行业来了个物理消除。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朱瞻基还对嫖妓的处罚规定进行了一些增补，比如以后不仅不许官员嫖妓，天下士子和读书人也不许嫖妓，如果被发现，那就要革去所有的功名，以后更不许参加科举。

昔日繁华似锦的秦淮河畔，曾是青楼林立，灯火辉煌，笙歌不息的夜宴之所，如今一纸令下，却尽皆销毁，往日不再。

画舫穿梭，丝竹之音已经消弭，两岸风光依旧，却再难觅青楼歌坊，只有柳丝轻拂水面。

如此贯彻到底和高压的扫黄行动，的确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也只是阶段性的。

因为，明面上官办妓院是没有了，即便是有，大臣们也不敢去了，但是私底下很多官员开始购买女乐，金屋藏娇，把妓女养在家里，变成了家妓。

这么整，真是让皇帝查无可查，禁无可禁，因为这太隐秘了，你禁不过来，你也没有这么大的精力去挨家挨户的禁止。

而且，宣宗活着的时候，他执行的扫黄政策还能实施下去，可等到他晏驾之后，政策随人去，帝王法条的意识形态逐渐淡漠，嫖妓行业很快又死灰复燎，甚至后来发展到比禁止之前还要猖獗的地步，明末清初十里秦淮河，一水则相隔两岸，一边是江南贡院，科举所在，另外一边则是教坊名妓聚集之地，更诞生了名动天下的“秦淮八艳”。

（柳如是）

当然往前翻，此类事件也不在少数。

正德时，大理寺官员常伦嫖妓被捕，革去功名，他毫不在意，每日仍滞留妓院，不亦乐乎。

嘉靖时，明朝藩王鲁端王朱观绽时常在家里赤身裸体的和一众妓女淫乐，而另外一位伊王朱典模一次就购买女乐七百多名，全弄到府上供自己享乐。

万历时，有位叫做邢侗的御史，朝廷委派他到苏州查案，他竟然和苏州本地的名妓刘八直接在牢房中苟合。

还有万历朝的首辅张居正，冬日严寒，户外零下十来度，他却从不戴帽子，有人怀疑张居正在家中畜养了不少家妓，供他取乐，而他往往体力不支，时常服用壮阳丹药，这些丹药对他的身体产生了较大的副作用，其中一项便是导致他头顶奇热无比，因此张太岳大冬天也不戴帽。

明朝灭亡时，君臣南渡，建立了南明小朝廷，南明的抗清名将，民族英雄史可法曾叹息道：

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

京师陷落之后，很多明朝的大臣都投降了李自成，其中最经典的当属考功司郎中刘廷谏，他跑去投降大顺朝廷，结果大顺朝廷认为他岁数大了，胡子都白了，不再中用，刘廷谏竟然说，只要大顺朝肯用我，我胡须自然变黑。

而南渡的臣僚们，内斗剧烈，枉顾私利，鲜有为了国家而奉献的，比如南明时期的重臣钱谦益，清兵南下时，他本来约好和夫人一起投水殉国，他试探着走入水中，说了一句“水太凉不能下”就退了出来，而其夫人却“奋身欲沉池水中”，也被钱谦益给拉了回来。

巧的是，钱谦益的夫人，正是“秦淮八艳”之首的柳如是。

参考资料：

《明史》，《国榷》，《明实录》，《万历野获编》，顾诚《南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