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由拥蒋转变到坚决反蒋是有个过程的。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陈嘉庚认为它是中国正统的中央政府,特地给他自己所创办的新加坡《南洋商报》订了一条守则，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南京政府为了庆祝蒋介石五十诞辰，请陈嘉庚发动华侨捐款购买飞机祝寿。最初南京政府只希望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侨捐10万元购买飞机一架，但是陈嘉庚领导马来亚华侨的“购机寿蒋会”，竟捐得国币130多万元，可购机10多架。虽然陈嘉庚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空军的力量,以抵抗日本的侵略,但亦可看出他当时是拥蒋的。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号召下，奋起抗日。这时,陈嘉庚领导南洋华侨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募捐巨款约达3亿元。除此以外，陈嘉庚还在南洋主持劝募购买“救国公债”的工作，1938年，仅在马来亚就募购公债1500万元,又为宋美龄任主席的重庆“难童保育会”和“寒衣募捐会”在马来亚向华侨募捐500多万元。华侨捐款加上华侨赡家汇款对祖国的财政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0年3月，南侨总会组织的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慰劳团)慰问抗战军民,陈嘉庚也在当月下旬，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回国考察和访问。因为陈嘉庚对华侨有巨大号召力,蒋介石把他当作大财神,因而动员了有关的党、政、军大员“欢迎”并“接待”陈嘉庚。 国民党当局在蒋介石亲自策划下,对待陈嘉庚的主要手法,最初是挖空心思地捧,千方百计地拉。 为了捧陈,蒋政府在重庆一地即准备8万经费，举行一系列大小宴会，以博取陈嘉庚的欢心。不料陈对这样的奢侈应酬极为反感。他认为在军民艰苦抗日之时，不该如此铺张浪费，并担心引起各地连锁反应，竞相挥霍,因此特地在重庆各报刊登一则启事:“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意。然慰劳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 慰劳团中的国民党人侯西反，在重庆60多天，无日不被请赴宴，常常一天要赴宴两次。陈嘉庚对国民党官僚这种作风印象很坏。 蒋介石一伙则认为,如果能把陈嘉庚拉入国民党，不但可以借助于这个大财神“生财有道”,还可以利用他的威望,欺骗和引诱广大华侨为国民党效力。因此，在陈嘉庚到达重庆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就在一个宴会上宣布:“我们欢迎陈嘉庚先生来共同领导国民党!"陈嘉庚沉默不语,宴会上更是静寂无声，朱家骅十分尴尬。老奸巨猾的戴季陶看见陈嘉庚面有不悦之色，赶快起来打圆场说:“陈先生热诚为国家社会服务，入党不入党是一样的。”这才缓和了宴会上的紧张空气。他们原以为当场给陈老一顶高帽子,不难把他拉入党内,哪里知道陈嘉庚不上他们的圈套。 蒋介石在第一次宴请陈嘉庚时,装出一副虚怀若谷的假象，问陈对重庆有何观感。陈嘉庚说，他自己对政治是个门外汉,重庆工厂还未参观,提不出什么重要的意见,只觉得重庆的人力车和汽车都很脏,不但影响观瞻,也不卫生。蒋介石一听,煞有介事似地把意见记入手册,并下令全市车辆要注意清洁卫生。这只不过是做给陈看,以讨陈的欢喜而已。 蒋介石又听说陈嘉庚平素俭朴，所以在嘉陵新村特地只用四、五样菜加些面包招待陈嘉庚和慰劳团,以标榜其所谓“新生活运动”。但重庆达官贵人们花天酒地、挥金若土的情形，瞒不过陈嘉庚的眼睛。在重庆,最令陈嘉庚不满的是蒋介石政府要员的贪污营私。嘉陵新村富丽堂皇的大官私邸，使他极为惊讶。当他听到那宏伟新颖的嘉陵宾馆为孔祥熙私人所开时，起初不大相信，后来孔恬不知耻承认确是他所开办，陈嘉庚为之愕然。他想孔祥熙长期担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竟公然私营企业,搜刮民脂，可见国民党大官贪污腐化确非虚传。 一次，重庆经济学社请陈嘉庚在重庆大学礼堂演讲有关华侨回国投资问题。陈老指出，要华侨回国投资，国民党政府必须先有信用。大会主席马寅初最后讲话,称赞陈老的话切中时弊,并且说:“现在国家不幸遭受强敌侵略,危险万状。可是保管外汇的人，却不顾大局，偷窃外汇,而且贪得无厌,获利竟达六七千万元,这是留给自己子孙买棺材!”马寅初慷慨激品,几乎声泪俱下,陈老深深感动。他说:“其忠勇直爽,不怕权威,深为在座千百人所敬仰。”坐在陈老身边的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的周季海悄悄地对陈老说:“这种话,除了马寅初,谁也不敢说。”陈老因此十分敬佩马寅初,同时对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化有了更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