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国吐鲁番探险队
19世纪末，欧洲旅行家和学者有关丝绸之路沿线的新发现和发掘物的报告，同样引起了德国人研究迄今为止尚未了解的文化的兴趣。1899年， 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展示的出自该地区的文献实物引起了轰动，之后，德国决定组建自己的探险队到新疆考察。
然而，因为筹款方面的困难，柏林人类学博物馆印度部主任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组织的探险队不得不等到1902年9月才出发。探险队最终筹集了40000马克， 其中包括占总额四分之一的人类学博物馆的公共基金，工业家克虏伯和发起人詹姆士·西门的捐款，以及柏林人类学基金会（Ethnologisches Hilfskommitee Berlin ） 提供的捐赠。探险队于1902年8月11日正式启程上路。探险队包括队长格伦威德尔、东方学家胡特（Georg Huth），以及曾当过水手的博物馆技师巴图斯（Theodor Bartus）。1902年12月初探险队到达预定目的地吐鲁番绿洲。吐鲁番成为日后全部四支探险队和他们所采掘的物品的名称， 尽管考察和发掘活动也在周边地区开展。格伦威德尔认为他们的首要工作是为他们所发掘的每一处遗址绘制平面图，幷注明每一件发掘品的所在位置。第一次探险活动得到中国政府许可和维吾尔族地方统治者的支持。探险工作的成果，是1905年出版的格伦威德尔所撰《1902— 1903年冬季在亦都护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报告》。
第一次远征获得如此令人惊异的成果和发现，这使得后续考察工作得到最新成立的由皮斯开尔（H. Pischel）和吕德斯（H. Lüders）领衔的中亚和远东考察国际协会德国委员会的支持。因为后三次的探险是国家资助的，第二次探险队还被冠以“ 第一次皇家普鲁士吐鲁番探险队”之名。博物馆无薪工作人员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代理第二次探险队队长，他与巴特斯从1904年11月至1905年12月一直在吐鲁番绿洲考察。
第三次探险，格伦威德尔重新担任队长，从他1905年12月份到达喀什开始。第二次探险队与他会合。第三次探险持续到1907年6月。1906年中，勒柯克为疾病所困扰，返回德国，格伦威德尔和巴特斯继续工作，首次把考察范围扩大到吐鲁番西部的绿洲，包括克孜尔内容丰富的佛像洞窟。第二次和第三次探险队报告有格伦威德尔的《中国新疆的古代佛教寺庙》（1912）和勒柯克的旅行记《新疆古希腊化遗迹考察记——德国第二、三次吐鲁番考察报告》（1926）。
最后的第四次探险始于1913年6月，1914年2月结束，之后不久，一战爆发。这次探险由勒考克担任队长，主要是把第三次探险时在库车地区开始了的考察工作继续下去。1928年，勒柯克发表了他的旅行报告《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德国第四次吐鲁番探险队考察报告》。
在下列著作中，勒考克对这些发现的价值提出了科学的评断：
《高昌——普鲁士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重大发现品图录》（1913）
《中亚艺术文化史图录》 (1925)
《中亚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1-5册），6-7册与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合作(1922-1933)。
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第一次探险队（1902年12月—1903年4月）
队长：格伦威德尔教授；成员：胡特博士，巴图斯
路线：固勒札——乌鲁木齐——吐鲁番绿洲（高昌、柏孜克里克、胜金口、吐峪沟，1902年11月—1903年3月[绘画,雕塑,摩尼文、回鹘文、突厥文、摩尼教文献,汉文、西夏文文献]）——丝绸之路北道（托克逊——焉耆——库车——库木吐拉附近遗址[绘画]——克孜尔——阿克苏——图木舒克——巴楚——喀什）
发现: 46箱藏品
第二次探险队（1904年11月——1905年12月）
队长：勒考克;成员：巴特斯;
路线：乌鲁木齐——吐鲁番绿洲（高昌及周边地区，交河，1904年11月——1905年8月；哈密，1905年8月；吐鲁番）——丝绸之路北道— —喀什（1905年10月；12月在此重组第三次探险队）
发现: 103箱，绝大部分为绘画（柏孜克里克），文献不多（叙利亚文景教文献，粟特文写卷，回鹘文佛教文献）
第三次探险队（从第二次探险队重组至1906年6月）
队长：格伦威德尔教授;成员：勒考克、波特（H. Pohrt）、巴特斯
路线：喀什——图木舒克——（1906年1月）——克孜尔——库车——库木吐拉（1906年2月，石窟寺[绘画]）——克孜尔石窟寺，克日西（Kirish）(1906年2月至5月[绘画])——库尔勒/寺庙和硕尔楚克石窟[绘画,佛教文献]——吐鲁番绿洲(1906年7月)——乌鲁木齐——哈密——吐峪沟(1907年1月)——硕尔楚克(1907年2月/3月)——吐鲁番，返程经过乌鲁木齐(1907年)
发现: 118箱藏品
第四次探险队(1913年6月—1914年2月)
队长：勒柯克;成员：巴特斯
路线：喀什——库车、克孜尔（1913年6月至9月）——克日西（Kirish）、森木塞姆（Simsim）——库木吐拉（1913年11月）— —图木舒克（1913年12月—1914年11月）——喀什
发现: 156箱藏品，每箱约75至80公斤（特别是图木舒克发掘的图木舒克语和梵语文书）
这四次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发掘的物品最初存放在人类学博物馆印度部。1963年，印度艺术博物馆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成立，这些物品移于此，现仍在此保藏与展览。
1914年，除挑选的几组文书、绝大部分有图的残片，分成若干部分在博物馆展览之外，教育部命令将所有文献移交皇家普鲁士科学院（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进行研究。产权则于两年前移交给1912年5月5日新成立的东方委员会（Orientalische Kommission），该委员会负责协调和支持德国在东方发掘品的研究。
东方委员会活跃于二战之前，将各种文献委托给东方学界各个领域的知名学者从事整理研究。文书是被打成包运到柏林的，这些包打开后， 文书放在双层玻璃中间夹住，玻璃四周用特制黑胶带密封。这种保存方式经稍加改进，今天仍在沿用。二战期间，吐鲁番文书残片被保存起来，存放在诸如Wintershall、Solvayhall 和申贝格/易北的前盐矿井中。战争损失文献的精确数字无法确定，因为战前就没有一个完全的财产账和目录。
战争之后，绝大部分藏品划归1946年新建立的德国科学院（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一小部分划归美因兹科学与文学院（Mainz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Literatur）。挑出来的伊朗语材料留存汉堡大学东方学研究会进行研究，梵文材料留在哥廷根大学编辑。1956年，汉堡的伊朗语材料被转交到美因兹。马尔堡的国家图书馆普鲁士文化遗产（Staatsbibliothek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成立之后，所谓的美因兹藏品部分移交到马尔堡。从此与国家图书馆的其他藏品移到柏林波茨坦广场新馆舍。自1992年起，所有的藏品重聚于柏林-勃兰登堡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BAW) ，其前身为普鲁士科学院。
藏品在二战之后被分散保存，给查阅与研究这些文献造成了困难。1947年柏林的吐鲁番藏品由德国科学院成立的东方学研究会（Institut für Orientforschung）负责整理研究。1965年，Wolfgang Steinitz 与Georg Hazai建立吐鲁番研究组（Turfanforschungsgruppe）。从1969一直到1991年东德科学院历史与考古中央研究所以古代东方为题进行整理与研究。
除原件之外，从1948至1961年柏林所藏绝大部分梵文残片的照片送到哥廷根，使柏林绝大部分藏品的编目与编辑成为可能。“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的著录与解说构成这个项目的开始的一部分，1957年由德国东方委员会（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启动，启动资金由德国研究协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提供，项目名称德国东方写本联合目录 (Katalogisierung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KOHD).自1990年KOHD成为哥廷根科学院长期项目。哥廷根科学院更深入的长期项目是致力于中亚佛教文献，项目名称是吐鲁番发现的佛教文献及萨婆多部经典的梵文字典。
柏林布兰登贝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院的项目—— 吐鲁番研究'Turfanforschung'（BBAW）自1992年起，集中致力于伊朗语和古突厥语材料的整理。
编制这几组文书目录的是来自柏林Arbeitsstelle第二的合作者，他们作为吐鲁番研究项目中“德国东方写本联合目录”的承担者， 在柏林的布兰登贝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院(BBAW)从事该项工作。
2002年9月值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百年之际，在柏林举办了以“重访吐鲁番——丝绸之路艺术与文化的百年研究”为题的国际研讨会。会议由柏林布兰登贝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院、印度艺术博物馆、柏林国家图书馆共同举办，印度艺术博物馆同期举办了文献展。会议论文集在2004年作为瓦尔德施密特基金会“印度考古、艺术史、语言学丛书”（Monographien zur indischen Archäologie, Kunst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之17卷出版。
收集品：内容和查阅途经德国四次吐鲁番探险队的成果是异常丰富的。他们带回柏林数千件藏品，壁画及其他艺术品，还有40000件文书残片。
1.柏林布兰登贝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院的吐鲁番藏品
柏林的藏品是从丝路北道绿洲所获的文献资料，编目有40000万件残片，这是世界上最丰富、最重要的吐鲁番文献。书写这些文书的文字和语言多种多样（ 超过20种语言和文字），使这批藏品显得非常珍贵。其中独一无二的宝藏有源自中亚的摩尼教原典，有粟特文景教文献，有大夏和嚈哒文字残片， 有中古波斯语赞美诗、各种钵罗婆字母、古代突厥鲁尼文的残片。
1992年，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写本与雕版印本根据协定委托柏林国家图书馆东方部 ——“普鲁士文化遗产”保管、保护。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文书部分分藏两处，中古伊朗语和古突厥语文书收藏在柏林布兰登贝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院的吐鲁番档案中，他们正在进行整理与编目。其他语种的残片保存在柏林国家图书馆——普鲁士文化遗产。
1.1柏林布兰登贝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院（BBAW）吐鲁番档案中的吐鲁番残片BBAW吐鲁番档案中有12000件中古伊朗语和古突厥语吐鲁番残片，其中约6000件回鹘文残片（标有“U”），1600件汉文、回鹘文合璧残片（标有“Ch/U ”），800件中古伊朗语和古突厥语残片，原属美因兹收藏品部分（标有“Mainz”），3500件各种文字的摩尼教残片， 特别是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以及古突厥语和粟特语（标有“M”），已编目1000件粟特语以及汉语和粟特语合璧残片（标有“So”和“Ch/So”）， 300件景教粟特语残片（标有“n”），很少几组图木舒克语（标有“TS”）、于阗语（标有“KS”）和大夏语（标有“ h”）残片。
为保护原件幷促进科学研究，藏品中这些非常重要的古突厥语、伊朗语和蒙古语材料，1997年10月至2005年6月，在德国研究协会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资助下分三步计划进行数字化，并制成档案，同时也获得科学院吐鲁番研究项目（BBAW）和德国东方写本联合目录(Academy Göttingen)的支持。需要进行的数字化、保护工作由柏林国家图书馆普鲁士文化遗产完成.残片的图像在BBAW 吐鲁番研究项目的网站上可免费查阅。
登记查阅BBAW吐鲁番档案以及预定数字化图像由柏林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处理。
1.2柏林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吐鲁番残片
柏林布兰登贝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院柏林吐鲁番藏品中已编目的6000件汉文、100件蒙文、300件古叙利亚语、200件藏文、4000件吐火罗文语、 8000件梵语残片保存在柏林国家图书馆东方部。此外，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品中的文献部分永久借给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如需研究可提前预约（信函、 电话或者email）在东方部阅览室特制的桌子上阅览。利用这些文献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使用者需要作出书面保证，接受这些条件。同时也必须有身份证或护照以及有效的读者卡（一年或一月）。
2005年9月，德国研究协会（th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同意BBAW和柏林国家图书馆的联合申请，继续在经济上支持柏林吐鲁番藏品的数字化。根据2005年6月的协定，新的数字化项目将与IDP共同完成。在18个月之内，将已经编目的6000件汉文和200件藏文残片数字化，补充可利用的元数据，整合到IDP的数据库中。作为新的数字化项目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2005年在BBAW建立了一个工作室。
汉文文书的整理与编目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即与京都龙谷大学日本学者合作，现在在“德国东方写本联合目录” (KOHD)项目中继续合作。KOHD项目由柏林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管理。
吐鲁番吐火罗语残片从1995年在Tamai基金会的支持下已经全部数字化。图像、元数据以及重新编辑的文献在法兰克福大学TITUS project网站上可免费查阅。
柏林国家图书馆仔细地管理着已编目的40000件柏林吐鲁番藏品残片，当需要时也要承担修复工作。
2.亚洲艺术博物馆吐鲁番藏品Museum of Asian Art亚洲艺术博物馆吐鲁番藏品包括数百件壁画，许多纸画和纺织品上的画，刺绣，纺织品，各种材质的雕塑，如陶、石膏、石、木和金属，以及挑选了部分2到12世纪的写本。该馆据库车附近的克孜尔石窟复制的鸽子衔环洞（123窟）是最吸引人的长期展览之一。
亚洲艺术博物馆陈列的可供研究的展品只能通过预约方式来阅览，在该馆有最新的通览藏品的出版物也可利用，如2000年出版的Magische Götterwelten以及2003年出版的目录书《亚洲艺术博物馆吐鲁番藏品中中亚的幡》(Central Asian Banners in the Turfan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一些精选的吐鲁番藏品残片可在长期展出的展览上看到，因研究需要需查阅该馆研究藏品中的写本和印本，需提前预约。
亚洲艺术博物馆档案中保存着德国四次探险队的文件、通信、遗址平面图以及照片。
二、俄国中亚探险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在突厥斯坦（塔什干、撒马尔干及更远的地域）的扩张，促进了俄国和世界上对于中亚地区的关注，尤其是该地区重要的地理政治学意义。俄国政府支持科学探险，并声称将与世界学者共享考察结果。1845年，由科学家和探险家组成俄国地理学会（RGS），其成员均有着丰富的北极、亚洲探险经验。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俄国地理学会开始了旨在绘制地图、促进贸易活动、刺探战略情报、扩大政治影响的中亚探险，同时增加了一批植物学、动物学、昆虫学、地理学、民族学和考古学学者。在基金和报告方面，俄国地理学会与其他机构和个人联合，这样，在1870-1920年间，众多俄国探险队能够多次穿越该地区的探险活动。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普尔热瓦尔斯基（Przhevalsky））、 雷格尔（Ioann-Albert Regel）和其他成员组成的探险队，重点报告了考古发现、绘图法、植物学和动物学等方面的收获。1878年，雷格尔描述了吐鲁番地区的荒废寺庙和佛教遗址。1876-1892年，波塔宁（Gregor Nikolaevich Potanin）进行了四次探险活动。他测量了数千米的地形，并收集植物、鸟类和哺乳动物标本，描述了沙漠中的遗址。其他探险者，如别列佐夫斯基（Berezovsky）、 科兹洛夫（Koslov））参加了波塔宁（Potanin）的植物学考察队。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人接下来进行了考古研究。而别列佐夫斯基在吐鲁番的考古发掘，则由奥登堡继续进行。
1870-1885年，军人、地理学家、博物学家普尔热瓦尔斯（1839-1888）组织了四次主要探险，他几次穿越戈壁滩到达西藏，也曾由北向南沿着塔里木盆地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他曾考察敦煌和莫高窟，并写了罗布泊考古报告。1888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他第五次探险之初，死于天山脚下。他的成就包括广泛的测绘、带回圣彼得堡的植物、动物标本（包括很多新物种）。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今天受到特殊重视，是因为发现了大夏骆驼（野双峰驼），及独特的野生蒙古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普氏野马）。他的著作有《蒙古、西夏》（1875）和《从伊宁穿越天山到罗布泊》（1879）。但更多争议的是他最后一本书，其中主张俄国吞并中国西部、蒙古和西藏。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工作由他的弟子科兹洛夫(1863-1935) 继续进行。科兹洛夫曾参加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最后两次探险，后来连续参加了至少6次探险。科兹洛夫第一次独立的探险（1899-1901）是穿越戈壁滩到达长江和湄公河的上游，为皇家地理学会测绘了超过6,000米的地形图。科兹洛夫带回圣彼得堡的收集品包括2000年前的大夏织物的样本。
在1907-1909年的探险中，科兹洛夫(1863-1935)在丝绸之路考古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发掘了古老的沙埋黑水城遗址（后来斯坦因也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是1227年成吉思汗破坏过的。科兹洛夫的收集品包括上百件佛像和绘画，他后来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拍照和记录。此外，他还发现了上千件写卷和版画，都是用西夏文所写。后来，他把这些收集品带回了圣彼得堡。科兹洛夫的黑水城收集品，在其著作《蒙古，安多及死亡之城黑水城》（1923）中加以叙述。在他的最后一次蒙古和西藏探险（1923-1926）中，科兹洛夫发现了大量匈奴皇室墓葬。
1898年，在科兹洛夫的西夏考古发现前10年，皇家地理学会在科列门兹(1848-1914)的指导下，开始了一次吐鲁番考古探险活动，由圣彼得堡的俄国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Kunstkamera)提供资助（科列门兹时任馆长）。科列门兹，在其夫人（植物学家）的陪同下，第一个组织丝绸之路北段考古发掘。他在哈拉和卓、阿斯塔那和交河故城都有重要的考古发现，包括回鹘文、汉文和梵文写本，绘画残片和鲁尼文（runic）的文物。科列门兹将这些收集品与格伦威德尔共享。之后，促成了格伦威德尔的第一次吐鲁番探险。在国际合作的鼓励下，瓦西里·拉德洛夫(Vasilii Vasilievich Radlov) (1837-1918)和奥登堡（Sergei Fedorovich Oldenburg）在1899年的第十二届东方学者国际会议上，报告了这些考古发现。这篇报告及斯坦因的发现更进一步刺激了各国对中亚地区古代遗存的获取和研究兴趣。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及民族学考察国际协会在俄国成立，以开展地理学、人种学和考古学的探险活动。该学术协会的俄国委员会由沙皇资助，并成为协会的核心，拉德洛夫成为会长，奥登堡成为副会长。该学术协会的目的，一是派遣探险队去考察那些文化历史遗址和古代亚洲人种情况，以揭示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联系；一是为所有国际探险队提供援助。俄国的委员会隶属于俄国外务部，有权派代表去探险地点、组织探险队和发表俄文及法文的公告。
1900年，科列门兹、奥登堡和维谢洛夫斯基（Nikolai Ivanovich Veselovsky，1848-1918） 介绍了对塔里木盆地考古探险的情况，其中指出，随着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将会导致该地考古遗存的严重破坏。
奥登堡（1863-1934） ，1885年由圣彼得堡大学毕业以后，专门从事印度研究。从法、英、德三国留学回国后，他于1889年开始在圣彼得堡大学担任教职。1916年12月，在1917年2月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奥登堡被委任为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馆长。十年后，当博物馆被改组并入东方学研究所时，他成为第一任馆长（1930年4月4日）。1917年革命后，他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此外，他还担任苏联科学院的常务秘书（1904-1929）及图书馆佛教丛书的编辑（1897-1934）。奥登堡的研究范围跨越印度中世纪的文化和宗教史，佛教艺术史、文学作品、民闲传说和中亚艺术等。他对西域(Serindia)、中亚和远东广大地区，包括西藏、蒙古利亚和中国西北地区都有着特殊的兴趣。为了完整考察西域地区的文化，奥登堡组织了两次名为俄国突厥斯坦探险的考古学调查（1909-1910和1914-1915）。
奥登堡第一次俄国突厥斯坦探险（1909-1910），由中亚、远东学术协会的俄国委员会组织，当时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探险成果都没有发表，除了格伦威德尔探险所获收集品的一小部分和斯坦因第一次探险报告。因此，奥登堡在制定路线和目标之前，向格伦威德尔和伯希和法国收集品咨询了他们最新研究的详细情况。1919年6月5日，奥登堡带领探险队离开圣彼得堡，同行队员有艺术家、摄影师杜丁（Samuil Martynovich Dudin ，1863-1929），矿业工程师斯米尔诺夫（Dmitri Arsenievich Smirnov）和2名考古学家喀缅斯基（Vladimir Ivanovich Kamensky）和彼得连科（Samson Petrovich Petrenko）。不幸的是，这两位考古学家因疾病困扰，不得不自乌鲁木齐返回俄国。探险队乘火车从圣彼得堡到达鄂木斯克，然后换轮船到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在那里收到自圣彼得堡寄至的设备。装备齐备后，他们又找了一个厨师，马夫和两个哥萨克人，乘马车前往楚古恰克（Chuguchak）。6月22日，抵达楚古恰克后，他们雇用了一名翻译枣来自哈密的霍托（Bosuk Temirovich Khokho），并与马夫、厨师和两名哥萨克人继续前往乌鲁木齐和焉耆(Karashahr)。
8月22日，探险队决定开始发掘焉耆附近的锡克沁（Shikchin）庙宇遗址。在吐鲁番，他们继续考察了交河故城（Yarkhoto）、哈拉和卓（Karakhoja）、Taizan、Kurutka、库鲁塔格（Tallikbulak）、Sassikbulak,森尼木（Sengim-agiz）、伯兹克里克（Bezeklik）、木头沟（Murtuk）、Chikkankul、 吐峪沟（Toyukmazar）、西克普(Sirkip)和连木沁（Lamjin gorge）峡谷。12月19日，奥登堡到达库车（Kucha），在这里发掘了各种遗址，包括佛窟，Ming-teng-ata周围、苏巴什（Subashi）、森木塞姆(Simsim)、克日西（Kirish）、克孜尔（Kizil）、库木吐拉（Kumtura）、Torgalyk- akyp 和旧城（Koneshahr）。奥登堡的方法是对考古发掘品拍摄精确清晰的照片并作详细的著录。
探险队收集的文物，先是于1910年被收藏在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并有简要编目。1931-1932年，移送至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自1935年起部分展出。这些收集品包括壁画、绘画、陶器、约上百件写本（主要是婆罗米写本断片）、照片以及遗址的考古草图。
奥登堡的探险报告纲要于1914年出版。[ Ольденбург С.Ф. Русская 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909-10 г.. Краткий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й отчет. C 53 таблицами, 1 планом вне текста и 73 рисунками и планами в тексте по фотографиям и рисункам художника С.М. Дудина и планам инженера Д.А . Смирнова. СПб ., 1914].
奥登堡的第二次俄国突厥斯坦探险（1914-1915） ，同行的有画家比肯贝格（Bikenberg）、地形测绘员斯米尔诺夫（NA Smirnov），民族学家龙贝格（BF Romberg ）、10名助手和一名中国翻译，还有已参加第一次探险的摄影师杜丁。此次探险的目的是绘制敦煌莫高窟的详细地图，包括平面图、剖面图、崖面层次平面图；对重要文物进行拍照和复描；并尽可能地对洞窟进行详细描述。1914年5月20日，探险队离开圣彼得堡，此行的路线是塔城（Chuguchak）——奇台（Guchung）——乌鲁木齐——安西——哈密千佛洞（敦煌附近）。1914年8月20日，探险队到达最终目的地。在简单地考查了洞窟之后，他们决定不再重新编号，而是沿用伯希和的编号。对于新发掘的三个石窟，他们则采用了奥登堡的编号：A、B、C。此次莫高窟考察，从8 月24日起，止于11月25日。奥登堡探险队利用字母和数字来标记每个塑像、绘画，并有照片、平面图、素描图和注记等详细记录。他们找到很多艺术品和古代写本的残片，这些都是奥登堡大力搜集的，他还从当地人手中购买了300多卷写本。从敦煌返回的途中，奥登堡再访了他第一探险时考察过的吐鲁番绿洲周围的许多遗址。
1915年9月1日，这些残片和其他收集品（大多是褶皱的或粘贴在一起，或带着黄土和泥屑）被装进包裹和麻袋里，交给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如上）。奥登堡的5-11世纪敦煌写本文书和残片收集品，今天仍然收藏在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这些收集品大约有18,000件，其中绝大部分是小碎片。许多从莫高窟获得的残片边缘都有烧过的痕迹，这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莫高窟常被人们作为避难所。奥登堡探险队的笔记、照片、素描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研究洞窟唯一可利用的材料，直到1957年，谢稚柳出版他的目录（《敦煌艺术叙录》，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
其他俄国探险队有曼涅尔海姆（KGE Mannerheim)和马洛夫（Sergei Efimovich Malov ，1880-1957）。马洛夫组织了两次研究考察（1909- 1911，1913-1914），以学习维吾尔、罗布泊和盐湖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他是第一个介绍突厥民族的人。
外交代表们也积极地参与搜集考古和文化文物。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彼得罗夫斯基(1837-1908)，他自1882年起连续21年任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他在当地颇具影响力，因此招待了很多探险队，如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同时也给这些探险队提供帮助。他收集到一些重要的写本和文物，有从当地人手里购买的，也有用于他自己的考古研究的。他对喀什噶尔、库车、和田，以及喀什噶尔、和田和列城到南方地区形成的三角地带也有特殊的兴趣。与英国的乔治·马噶尔尼一样，彼得罗夫斯基购买的一些不知名的写本和古书，在后来也被证实是伪造品。
以下将详细介绍收藏在东方学研究所藏俄国中亚代表所获取的收集品情况。
收集品：内容和查阅途径1.东方学研究所（IOS）藏收集品，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是俄罗斯科学院在圣彼得堡的分支机构。该所藏有大量的汉文、梵文、藏文、蒙文、西夏文、吐火罗语、回鹘文、于阗文和塞语的中亚写卷。彼得罗夫斯基（Petrovski）收集品主要是塞语和梵文（婆罗米）写卷，还有一部分吐火罗文文书。俄国驻乌鲁木齐和伊宁（Kuldja）领事科洛特科夫（NN Krotkov）的收集品主要是回鹘文文献和一些9-14世纪早期木简。别列佐夫斯基（Berezovsky）收集品，编成136号，每号都有详细的出土信息。东方学研究所还藏有的其他收集品，如Lavrov，曾于20世纪初任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秘书；AI Kokhanovsky，俄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卫生官；FF Dyakov，伊宁（Kuldja）领事；还有马洛夫（Malov）。东方学研究所的东方学者档案包括俄国中亚探险队的文件、私人文章和地图，包括科列门兹（Klementz）、马洛夫（Malov）和奥登堡（Oldenburg）的档案。
1.1东方学研究所藏西夏文收集品东方学研究所藏有独特的西夏文收集品，主要是科兹洛夫探险队从黑水城（Kharakhoto）带回来的。科兹洛夫收集品最初收藏在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俄国博物馆），1911年移送至亚洲博物馆（今东方学研究所）。科兹洛夫收集品由写本文书和一些西夏文古书组成。公元10世纪左右，这些西夏民族居住在今中国西北部的西夏境内。在这些材料中，也有一大部分是汉文写卷，其详细目录由伊万诺夫（Aleksei Ivanovich Ivanov，1878-1937）、伯希和（1910年访问俄国）和阿列克谢耶夫（Vasilii Mikhailovich Alekseev，1881-1951）开始编制。此后，编目工作由Nikolai Aleksandrovich Nevsky (1892-1937)和弗鲁格（Konstantin Konstantinovich Flug ，1893-1942）继续进行。完整的汉文写本编目由孟列夫（1926-2005）发表[ Меньшиков Л.Н.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Фонд П.К. Козлова). Прил. сост. Л.И. Чугуевский. М. , 1984].根据孟列夫的介绍，东方学研究所藏的西夏文文书中，有660件汉文写卷和古书，其中大多为佛经。这些收集品中还有历史学、儒家经典、道教文献、字书、文学作品、雕版、印刷品等等。Evgenii Ivanovich Kytchanov教授继续整理研究这些西夏文文献，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目录和译文。克平教授（Ksenia Kepping） （2002年去世）也对这些文献有精湛的研究，并已发表数篇论文。1996年俄藏黑水城文献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现在已经出版了11册。
1.2东方学研究所的敦煌收集品奥登堡的收集品分别藏在东方学研究所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详下）。他第二次探险所获写本构成了东方学研究所敦煌收集品的主要部分。此外，东方学研究所还藏有马洛夫(Malov)和田探险（1909-1910）所获30件写本文书和183件克罗特阔夫(Krotkov)收集的写本文书。东方学研究所共藏有18,000件敦煌收集品，包括365件卷轴装和大量残片。这些写本的主要部分是佛教文献，世俗文书只有900件左右。
19世纪20年代末期，日本学者狩野直喜（Kano Naoki）开始研究这些收集品。30年代，弗鲁格（Flug）开始编目和著录敦煌文书，并发表了一些关于最重要的佛教和非佛教写本的文章。1950年，这项工作由一个四人研究小组进行：科洛科洛夫（VS Kolokolov，即国质生，1896-1979）、孟列夫（Menshikov）、VS Spirin和SA Shkolyar。1957年，孟列夫被任命为敦煌组的负责人，当时只有3,640件收集品编了详细目录（弗鲁格做了2,000条，MP Volkova做了1,640条）。其余仍原封未动，共计5捆、一箱、一包。因此在写本被介绍和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清除掉这些写本上的黄土和碎片，并加以保存和编目。不久，沃罗比约娃（MI Vorobyova-Desyatovskaya）、古列维奇（IS Gurevich）、佐格拉芙（IT Zograf）和斯米尔诺夫（BL Smirnov）加入该研究小组。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1963、1967年出版了两卷本《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该目录按主题词编排了2,954条详细记录。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该目录的中文版。1994-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了17册东方学研究所藏敦煌文书的图录。1960-1980年，孟列夫、Irena Kwong Lai You和丘古耶夫斯基（LI Chuguevsky ，1926-2000）继续完成敦煌收集品的编目和注记工作。
1.3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查阅途径要利用东方学研究所的资料，需要提供一封所在大学、图书馆或其他机构的介绍信。
阅览室的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10：00-18：00，周六、日不开放。
收集品的一部分被选出展览。要看到这些展品，须事先申请。
东方学研究所的东方手稿文书部有关于敦煌收集品的详细目录和卡片目录，还有两册关于收集品、17册<cite。《俄藏敦煌文獻》< cite="">图录，和大部分收集品的缩微胶卷。为了保护原件，学者们多被建议首先利用图录、缩微胶卷或数字图像。写本原件只是在特殊申请下，才可以查阅。而那些易碎的写本，则不允许查阅。</cite。《俄藏敦煌文獻》<>
2.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圣彼得堡）收集品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也藏有众多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亚探险队从敦煌、伯孜克里克、库车、锡克沁、吐峪沟（Toyukmazar）、库木吐拉、Sassikbulak、和田、黑水城等地搜集的文物。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奥登堡收集品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有奥登堡两次探险所获文物和考古发掘品，包括佛幡、麻幡（66件）；佛教绢画断片（137件）；写本佛教绘画断片（43件） ；塑像（24件）；织物（38件）；写本残片（8件）。1910年，奥登堡第一次探险所获塑像、织物和绘画先是存于俄国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珍宝馆）， 后于1931-1932年被移送至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并且其中一部分自1935年起开始展出。1950年，71件艺术品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借给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全部收集品在NV Dyakonova、ML Rudova-Pchelina、和孟列夫（Menshikov）编目之前已经修复完毕，其中一部分长期展出。
奥登堡探险队的巨大收获，包括他的日记、地图和文件以及2000余张照片，也主要收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还有一部分留在东方学研究所。在奥登堡去世以后，他的夫人EG奥登堡整理并印制了他的论文，包括那些难以读懂的田野报告。整个奥登堡档案由6本日记和834页笔记构成。EG奥登堡夫人整理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的俄国突厥斯坦探险队的照片，将它们与奥登堡所描述的石窟进行比较，在每本日记后插入相关图片等参考资料。奥登堡第一次突厥斯坦探险所获艺术品和文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六册。
2.2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亚收集品的查阅途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位于Dvortsovaya naberezhnaya，N34，每天10:00-18:00开放，星期二闭馆。
从科列门兹（Klementz）、别列佐夫斯基（Berezovsky）和奥登堡（Oldenburg）收集品中选择的壁画、雕像和佛教绘画（绢画和写本绘画）等，在中亚画廊长期展出。这些收集品包括佛教和墓葬雕塑、器皿、壁画和绘画，分别来自吐鲁番、Sassikbulak、吐峪沟（Toyukmazar）、锡克沁、库木吐拉及和阗。来自敦煌的收集品（艺术品、照片、图片和地图）也在另一个展室展出。大多数中亚收集品都收藏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3.俄国地理学会档案中的收集品（圣彼得堡）俄国地理学会档案是俄国最早的档案，建立于1845年。该档案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资源，有60,000余种资料，13,000件有图像材料，其中包括有关中亚地区的内容。这些材料主要包括普尔热瓦尔斯基（Przhevalsky）、波塔宁（Potanin）、科兹洛夫（Koslov）等考察队的旅行日记、图表、照片、地图和民族学标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