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三国里的叛徒专业户，蜀汉的糜芳、傅士仁、郝普这仨人绕不开。后世把他们的石像摆在诸葛瞻庙前，称作“蜀汉三叛”。乍一听都只是背叛主子的奸臣，但您要仔细琢磨，这事儿真就不只是道德败坏那么简单了。咱们今天就掰开揉碎了聊聊这仨人的故事，看看三国乱世里，忠诚和生存到底哪个更难。

一、先说这仨人跟刘备的关系

糜芳是刘备正妻糜夫人的亲哥哥，当年刘备在徐州混得最惨的时候，糜家可是砸锅卖铁资助他，连妹妹都嫁了。傅士仁呢，跟着刘备从幽州起兵，鞍前马后二十年，算是元老级人物。郝普虽说入伙晚，但作为零陵太守，也是诸葛亮入蜀前特意留下的荆州士族代表。按说这仨人跟刘备的关系，要么是亲戚，要么是老部下，要么是地方大员，怎么就都投了东吴呢？

关键问题出在荆州的权力结构上。刘备入蜀后，荆州交给关羽镇守。关羽这人打仗是把好手，但有个毛病——瞧不上士大夫。对底下士兵挺好，但对糜芳这种士族出身的官员，张嘴就骂。糜芳当南郡太守，有一回仓库着火烧了军器，关羽直接放话“等我回来收拾你”。您想啊，糜芳好歹是国舅爷，当众被这么骂，面子往哪儿搁？傅士仁更惨，就因为一句“还当治之”的威胁，天天提心吊胆，生怕哪天脑袋搬家。

荆州士族本来跟刘备集团就有隔阂。诸葛亮在的时候，还能调和调和，等他一走，关羽直接把荆州变成了“一言堂”。当地的士族官员既没实权，又天天被打压，心里能不憋屈吗？到后来吕蒙打过来的时候，这帮人突然发现：关羽把精锐全带走北伐了，刘备在汉中跟曹操死磕，根本顾不上荆州。自己手里那点兵力，跟东吴硬拼就是送死，可不就得琢磨退路嘛。

二、背叛这事儿，有时候真不是一拍脑袋

建安二十四年，吕蒙搞“白衣渡江”，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傅士仁镇守的公安城。您说傅士仁不想抵抗吗？他守了二十年的城，要说没感情是假的。但东吴使者来了一句“您跟关羽都闹成这样了，就算守住城，回头关羽能饶了你？”这话戳中了他的软肋。再看看吕蒙那边，承诺不杀百姓、不夺家产，对比关羽平时的高压，换您是傅士仁，您咋选？

糜芳在江陵更纠结。他是刘备的小舅子，按说背叛的代价更大，但关羽北伐时把粮草辎重全压在他这儿，说“少一粒米就砍头”。东吴兵临城下时，他打开粮仓一看，粮草早被前线调空了，拿什么守？更关键的是，吕蒙进了公安之后，没杀傅士仁，反而好吃好喝招待，还派他来劝降糜芳。这时候糜芳心里的算盘就响了：刘备远在天边，关羽回来肯定要算账，东吴却给了活路——人在绝境下，有时候真没法讲究忠义。

再说郝普，这人有点“反复横跳”。早在215年，吕蒙第一次打零陵的时候，就用计骗他投降，后来刘备跟孙权议和，他又回到蜀汉。结果219年吕蒙再来，他又降了。乍一看这人没骨气，但您想啊，零陵地处荆州西部，本来就孤立无援，第一次被诈降是没经验，第二次面对陆逊的大军，他知道蜀汉根本没人来救，与其陪着蜀汉陪葬，不如给自己留条命。这种选择或许可鄙，但在乱世里，可能就是大多数人的真实想法。

三、背叛带来的连锁反应，比背叛本身更可怕

这仨人一投降，荆州算是彻底完了。关羽北伐时后路被断，士兵听说家里人都在东吴手里，军心直接散了，“败走麦城”成了必然。刘备为了报仇发动夷陵之战，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蜀汉精锐几乎死绝。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亲贤臣，远小人”，其实背后藏着对荆州集团流失的痛心——蒋琬、潘浚这些荆州士族，要么跟着降了东吴，要么被边缘化，蜀汉人才断层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更要命的是，荆州丢了，“隆中对”里“两路北伐”的战略彻底泡汤。蜀汉被困在益州，相当于被锁死在山沟里，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说白了都是没办法的办法。您说这事儿能全怪糜芳他们吗？当然不能。关羽的傲慢、刘备的用人失误、蜀汉对荆州士族的排挤，这些才是根本原因。就像傅士仁临死前喊的那句话：“我们背叛的不是刘备，是让忠臣活不下去的世道！”

四、历史的吊诡：背叛者的下场往往也不好

糜芳到了东吴，表面上被封官，实际上处处被排挤。有次他坐船碰见虞翻，虞翻直接骂他“你这种叛徒还有脸坐船？”他儿子在吴国当官，也总被人指着脊梁骨骂“降将之后”。傅士仁后来想偷偷跑回蜀汉，被刘备抓住直接斩了。郝普更惨，卷进东吴的谋反案，最后羞愧自杀。您看，他们以为背叛能换条生路，结果既没得到新主子的信任，又丢了旧主子的宽恕，两头不讨好。

现在回头看这事儿，特别有意思：咱们总爱用“忠奸”给历史人物贴标签，但真正的人性复杂得多。糜芳他们的选择，既是对关羽压迫的反抗，也是乱世里的生存本能。您说他们该骂吗？该骂，毕竟背叛这事在任何时代都不光彩。但骂完之后，是不是也该想想：如果一个政权让忠臣寒心、让下属惶惶不可终日，那它离崩塌还远吗？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故事，而是无数人的选择堆出来的现实。糜芳、傅士仁、郝普的背叛，与其说是个人道德的沦丧，不如说是蜀汉政权结构性矛盾的总爆发。当一个集团里的“自己人”都开始琢磨退路，那这个集团的命运，其实早就写好了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