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陆军
在河北省冀中晋县东关村，我们李姓是一个大姓望族。
我父亲李廷政是祖父辈中长子，在14岁时被送到河北省立正定师范中学念书。在校期间，受到时任校国文教员的于姓老师关注。经过考查，于1925年，在父亲16岁时被发展成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惨案。正定特支发动各界群众成立“沪案后援会”后改为“反帝雪耻会”进行反英，日帝国主义大宣传。这一运动暴露了部分学生和教师的党员身份，其中包括我父亲，父亲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被开除。
党组织委派我父亲参加山西晋军。以军列押运员身份掩护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的交通员的真实身份。1927年被派往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军列押运员身份带了一批中共传单到天津，准备组织交接后坐船到广州。到达天津后，这批传单被军警发现，随即被補。在审讯过程中，始终未承认身份，最终因证据不足，被判七年有期徒刑。父亲刑期滿后被释放。
1931年中共河北省委被破坏，省委秘书长郭亚先，省军委书记廖划平，省团委书记李国玉被捕叛变，使北方局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极大损失，先后有300多名各地组织负责人和党员被捕入狱。分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和天津反省院。同时已在狱中的薄一波是知道父亲的党员身份的，同时也是唯一在狱中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以秘密身份加入了狱中党支部，参与了支部领导的狱中斗争。
后来天津反省院剩余的党员全部转移到北平的草岚子监狱。（因我父亲的党员身份一直未暴露故继续关押在天津反省院）1936年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与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商议，请示中央负责人張闻天会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共同批准，让这批剩余的61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履行敌人所规定的出狱措施（写悔过书）出狱。就是这一正确决定造成了文革期间著名的61人叛徒集团案（文革后期父亲对我说，因我没有暴露身份，是刑满释放的，从此与这些同志在未有什么工作与个人的交集，不然就不是61人叛徒集团了，很可能会成为第62个）。
父亲在1934年释放。当时中共地下组织被破坏严重，已经找不到党组织了。遂返回家乡，一边寻找组织，一边以教书为生。直到1937年底偶遇党员谷小波，同时又联系上了另一个党员冯荫槐，三人成立了晋县第一个党支部，（党章规定：脱党党员恢复组织关系需履行重新入党手续，至此父亲的党龄从1937年算起）父亲任支部书记。后联系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成立了中共晋县县委，（这时已经恢复河北省委组织的联系）父亲任晋县县委书记，同时冀中抗日斗争形势发展很快，随即成立了八路军晋县县大队，父亲任大队长兼政委。这时谷小波已经调走（谷小波解放后在外交部工作，曾是第一任驻约旦大使）这个时期，八路军在冀中冀南晋西，晋西北，大力扩军。晋县县大队130多人在父亲带领下编入冀南军区新独四旅二团任作战参谋。从此父亲开始了近一生的军旅生涯。
父亲率县大队集体参军后任团作战参谋，团参谋长，晋察冀抗大学员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武装部动员部部长，解放石家庄时任前线兵站站长，并以新成立的石家庄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身份进入石家庄，随后任华北军区武装部下属武装动员部部长，后调入炮司组建武器试验训练大队，并以训练大队为基础成立了解放军军械学校，（这个学校归炮兵司令部所辖校址在北京通县，后改称军械学院院址在石家庄，现在是解放军陆军工程学院石家庄院区）父亲是第一任校务部长。
父亲1955年授上校军衔，行政11级同时授三级独立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56年调548直属库任主任，1962年调白城平台武器试验基地，任管理部付部长兼生产处长。（这个基地管理部就是当年成立的白城201办事处军马局的前身）当时平台基地与1960年成立的总后白城办事处实行多层，双重领导。基地的负责人多人同时兼任白城办事处的负责人。1964年军委下达一个文件除作战部队，特殊工作外，所有的师以下，年滿55周岁的无特殊原因要离职休养。我父亲正好在杠内，随即于1965年初办理了离职休养手续。并于1966年底搬到了白城办事处大院内居住。
总后在河北石家庄，邯郸，保定，邢台，承德同时建了五个干休所。我父亲于1968年初以副军职安置到石家庄干休所。父亲于1993年11月去世。父亲的一生虽然没有经历过大的惊涛骇浪，可也算是九死一生。如果在天津没有被捕而到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据记载，三届讲习所的四百多名学员，解放后只幸存了七人，大部分人都为革命牺牲了，还有自行脱离革命队伍的，还有个别的投敌叛变的。如果在狱中暴露了身份，先不说能不能出狱，就是文革那一关就不好过。
抗日时期，新独四旅的任务主要是牵制日军一个旅团，执行的是牵制任务，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残酷的战斗。父亲唯一参加的残酷战斗是日军在冀南开展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冀南军区机关，冀南区特委及后方机关，学校，医院等六千余人被圈在包围圈内。父亲帶着4个连四百余人是偶然路过，也被围住了，率部队主动参加了突围战斗，经过几天的残烈战斗终于突出合围，四百多人只剩下不到一百人。
父亲的形象在我眼里是高大的，父亲的经历深深的感染着我，父亲的革命意志与行为态度时时都是我效仿的榜样。
1959年，父亲曾给当时炮司政治部写过一份说明材料。内容是把从1925年入党至1937底重新履行入党手续的12年经历，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几个月后，收到了炮司政治部的回复：材料已递交国务院办公厅，在通过办公厅把材料转交给薄一波办公室（薄一波时任国务院付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炮司政治部说至今没有收到国务院办公厅的回复。许多年后我问过父亲，父亲说，薄一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能证明那段历史的证明人。之所以没有回复，极大可能是当时薄一波工作太忙，办公厅或是薄办没有把材料让薄一波看，那个年代，这类的材料他们收的太多了，在国家事务面前，这类的材料根本不会去打扰首长。
1989年，总政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全军副军职以上的在职及在世的离退休干部撰写自传。此时我已转业回家。利用出差的机会，走访了父亲大革命时期工作过的地方：正定挡案局，天津档案局，太原，阳泉档案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纪念馆，晋县党史办等。落实了父亲的部分经历，结合父亲留下的历年工作笔记，由父亲口述，我执笔（父亲的右手三级甲等伤残，战伤，缺右手食指和中指，加上年纪大了，写字不方便）写了6万多字的自传。这份自传通过干休所交给了北京军区政治部存档。现在由于历次军改的原因，档案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但总会有一个它应该在的去处。
父亲去世后，干休所通知：需要一份父亲的生平。当年我手写的自传手稿找不到了，但内容我还清楚的记得。
我写了一份十几页的简历生平材料，其重点还是那脱党十二年的经历。过了几个月。干休所转给我一份北京军区政治部的文件性通知。之所以说是文件性通知，红字开头，内容如下：李廷政同志1925年至1937年11月之遗留党内历史问题，经调查审核，认定存档。落款是北京军区政治部，加盖北京军区政治部印章。并附总政干部部的意见：审核确认，留北京军区政治部存档。落款：总政治部干部部，加盖干部部印章。至此纠结于父亲心里的一个心节终于解开了。
父亲在世时我曾经问过父亲，解放后，大革命时期的早期中共党员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你的问题早点解决，那你的职级与待遇远不止付军职，父亲微笑摆摆手说：你想多了，我想解决问题的初衷是我把我最年轻的岁月献给了党的事业，我从未对这段经历而后悔，反而更激励了我以后的革命斗志，我只是要这记住这段历史。这份文件性通知，给我父亲革命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滿的句号。
李陆军的军装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