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单身，全家有罪”，古代不仅有“婚姻介绍所”——官媒，而且还是国家级别的正规机构，最早的官媒出现在周朝，所以催婚的困扰古今皆通。

古代将婚配看得尤其重要的原因有三——迷信、生产力、伦理：蒙昧时代的人们把婚配由繁衍的本能上升至阴阳五行学说，是不间断的生命本原，充满着神秘的使命感。

虽说是迷信，但婚配确实符合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婚配生子是生产力的一部分，不管是农耕需要的劳动力，还是战争的兵力，其核心都在人身上，国家的劳动力多，创造的财富多，国力也就更强盛。

另外，伦理是社会不可或缺的道德情感，而古人认为婚配是一切伦理的源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君臣父子伦理之道都发源于夫妇的伦理，这种一环扣一环的关系能够很好地维持社会秩序。因此古人单身所承受的现实压力比现代大得多。

婚而育，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子嗣延绵不绝象征着生命力持续旺盛。人们向神明祈祷、盼望，所以才出现了月老和送子观音，况且古人对自己最恨的人，给予最毒的诅咒也是“断子绝孙”。

长命百岁只存在于幻想，在古代医疗条件极其落后的前提下，多子多孙确实是不容易达到的，结婚生育就成为古人一生中屈指可数的大事之一。

除了生命的本能，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依托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肥沃土壤，发展两千年灿烂的农耕文明，这可都是劳动者辛勤的汗水所成就的。

另外，家天下的时代，人们的财产和功勋爵位都需要后代继承下去，人们也更重视这种家族的传承。

1.男女结合，天然生产力

男女结合实现了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而充足的劳动力又无疑为整个社会物质生产提供了必备的前提和基础，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兴衰存亡。

所以历朝历代都会采取控制人口的措施，就像今天的人口普查，以便于分配土地、缴纳赋税和征收徭役。

自秦汉以来，国家就对土地、人口、户籍等征收赋税，一般是米面等粮食，当然也包括货币和劳力等。

秦始皇曾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按照土地登记数额让土地持有者按比例交税。汉代的政府规定的税务除了田租，还按照人口数量计算人口税，按土地数量征收土地税。

古代税赋的增加80%以上依赖人口，国家繁荣富足，兵力强盛，守护人民的安居乐业，二者相生相成，所谓“国泰民安”。

2.结婚是必选项，家族传承

封建社会时期，人们获取食物基本上不靠采集，主要依赖田地开垦种植和狩猎，国家提倡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因此体力较强的男性成为了劳动力的主体，然后就有了“男尊女卑”的性别地位区分。

生产力和经济集中在男性身上，女性只有寻得有情郎托付终身才好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单身或结婚并不是主观意愿的选择，而是客观现实的必然结果，那么婚姻大事势必要谨慎选择。

“秦晋之好”，经由婚姻缔结为联盟，共同进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好的姻缘可以使两个家庭把力量结合起来对抗外在的世界。

为了使家族永保富贵昌盛，古代以“门当户对”为标准，婚姻的选择也会再三权衡，况且古人有恩荫制度,官宦家族的恩荫特权可以给本姓亲属，也可以经由婚姻赐予女婿。

总之，家族的荣耀需要婚育代代相传，并且传人得选富有智慧与才干的栋梁，门当户对是有科学依据的，基因的选择会优胜劣汰。

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奠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然后精神财富有助于构建和维持国家的上层建筑，国家的兴旺是由劳动者创造的。

所以不管是“门当户对”的选择，还是自由婚配，其本质的目的在于生育，不将事业延续下去，更希望发扬光大。

古代是冷兵器时代，农耕技术基本靠人力，婚配几乎是人口增加的唯一途径，古代官方层面难免出现催婚，并且有明显的强制性，当时的官媒也是正儿八经的编制部门。

据《晋书武帝纪》记载，司马炎提出“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就连一向以开明政策为主的唐朝，也是为了保证生育率，才会突破礼制限制而实行寡妇再嫁。

国家都有强制措施，婚姻对于古代社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实际上，婚姻和伦理互为表里，婚姻为表，伦理是里，伦理制度决定着婚姻制度，但婚姻制度是伦理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婚姻制度维系着整个社会伦理制度的运行。

1.家，国之细胞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婚才有子，人丁兴旺的思想已经根植于古代人的血液之中，单身在古代是极度叛逆的表现，婚配生子既是权利也是义务，要享受整个家族带来的庇护和福利，就要承担传宗接代的责任。

而国就是一个很大的家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人的伟大理想，这种理想的追求离不开家族的支持，婚姻无疑是作为纽带，将小家和大家联系起来。

如果将国家比作身体，国家是由一个个小家构成，婚姻能够像细胞分化一样不断产生新的家庭单位，这种效应可以影响整个身体的状态。

2.关系和谐，秩序稳固

为了维持整个身体的正常运转，也就是国家的统治、安定和发展，中国古代奉行礼教制度。先秦的礼乐制度可以看作最初的礼教制度，汉朝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基本上是礼教制度的成熟形态，宋代朱熹又提出了“天理人欲”，也不过是原有的“三纲五常”的加强版。

古人一以贯之地认为，夫妇之义是礼制之先，其他的政治伦理都由婚姻制度组成的新伦理制约着。

国家的秩序外在由法律和制度捍卫，而内在需要道德伦理和思想掌控，婚姻就是这种内在的道德伦理秩序的源头。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婚姻都不只是两性之间的关系规则，它还涉及社会其他关系，而关系的好坏关系到社会秩序。

不过与现代相对而言，古代的婚姻更重视两性关系之外的联系。“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婚姻就是继往开来的事业。

另外，古代封建统治的根本思想是“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中夫妻也就是婚姻，是父子与君臣伦理的源头，没有婚姻，何谈父子？天子是天下之父，没有父子又何谈君臣？

晋代的韩康伯注解《周易·序卦传》时曾言：“人伦之道，莫大乎夫妇，故夫子殷勤深述其义，以崇人伦之始。”这种伦理规则的循环往复，使封建统治秩序和等级观念得以稳固。

婚姻通过两性关系连接社会生活的其他关系，从而构成关系网，其稳固性有利于社会和谐有序，由此婚姻可以为皇权和官僚制度提供间接的支撑力。既然如此，弘扬优良家风就显得意义重大。

3.家训风化

古代的婚配更重要的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秩序，古人只有结婚才能被一步一步纳入社会秩序，在得到族群和社会的认可、庇护之上，进而作为一个小集体被整个国家和社会接受和庇护。

当然，国家层面也很擅长通过这种形式有效地控制国民思想，也就是说，国之教育以家庭教育的形式渗透，其效果可以随繁衍生息而代代相传，这就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国家整体的教育成效在家庭单位中会成倍叠加，中国古代兴起家训之风证明了这一点。

最早的家训是周公告诫子侄周成王的诰辞，家训文化绵延至今已有数千年，成为中国家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南北朝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说道：“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

比如明末清初的理学家朱用纯的《朱子家训》所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上行下效、未雨绸缪这些词语对于修身治家的警示作用古今通用，勤俭节约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家庭教育是个人人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部分，甚至一个人在外的表现如何基本上呈现了一个家庭的模样，家教关乎个人处理人际关系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家庭由婚姻起步，婚姻是一切之始，生生不息。

古代的婚姻在维持生产力和秩序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古人单身难就难在当时社会经济和秩序发展不够完善，但是他们思想教育上较现代单一，面对催婚，古人比现代人更容易接受。

即使现代社会经济大发展下人们对婚与不婚更多是主观意愿的选择，但历史告诉我们，婚育并非是完全靠思想控制和经济条件决定的，人类作为动物的本能依然存在着且有超越一切的力量，安身立命的选择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参考文献：

【1】李凤鸣《中国古代婚制的外在秩序功能》

【2】黄德锋《古代婚育信仰中的神秘主义》

【3】《朱子家训》

【4】《颜氏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