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1955年的授衔典礼上，共有175名将领荣获中将军衔，其中傅连暲尤为独特。尽管他未曾上阵杀敌，却以“红色华佗”之名，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尽管傅连暲身为开国将军，却仍难逃命运捉弄，他心中深藏着一个永恒的痛楚：与挚爱发妻的无奈离别，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难以释怀的遗憾。
【协助傅连暲的革命好战士刘赐福】
傅连暲不仅是开国中将里唯一未亲临战场的将领，还具备另一独特身份——他曾是一位笃信基督教的信徒，这份信仰与他将军的身份形成了鲜明对比。
傅连暲缘何加入非中国本土的基督教？这源自他童年时期家庭遭遇的变故。家庭的变故成为他接触并加入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契机。
傅连暲于1894年在福建汀州的一个农村家庭诞生，家境贫寒，仅能依靠租赁地主田地维持生计。某年天灾导致收成不佳，无力偿还地租，致使他年仅两岁的兄长被地主强行带走抵债，从此音讯全无。
面对沉重压迫，傅连暲的父亲无奈带领全家迁往汀州城，他们依靠搬运重物、打零工等方式艰难求生，在此期间，他还做出了加入基督教的决定，以寻求精神慰藉。
随后，傅连暲降临人世，年幼的他，在仅有一岁之时便接受了基督教的圣礼，这一仪式标志着他正式成为了基督教的一员。
1896年，一名仅出生七日的女婴被傅家自邻家领养，意在成为傅连暲的预定妻子。这位女婴，后来成为了傅连暲的正室夫人，名叫刘赐福。
傅家选择让傅连暲成为“童养媳”的考量，实则源于极端的贫困，而非富有与权势。在相近的时间里，同样贫困的他们也不得不将刚出生不久的女婴送予他家，以此作为对未来的无奈安排。
于是，傅家迎娶的刘赐福，在入门后仍由婆婆哺乳了半年。身为傅家预定的媳妇，刘赐福于周岁之时亦接受了基督教洗礼，正式皈依了信仰。
自七岁始，刘赐福便随祖父母进厂务工，以微薄薪资补贴家用。得益于需参与劳作，她得以幸免缠足之苦，这无疑是她人生中的一大幸运。
尽管身为“童养媳”入傅家，刘赐福却深受傅家养育之恩，待遇犹如亲生。十一岁那年，得益于傅家的鼓励与支持，她得以入学，成为了汀州英国教会所办六年制华英女子学堂的首届学员。
1908年末，刘赐福以优异成绩结束了首学年学业，荣膺榜首。五年时光转瞬即逝，他再次以第一名的佳绩留校，成为初级班教师，此职位他一直担任至傅连暲投身革命事业。
1914年间，为遵循旧时“冲喜”风俗，面对病重的父亲，傅连暲匆匆与刘赐福完婚。然而，婚礼的喜庆未能挽回父亲的生命，婚后不久，他便不幸离世。
彼时，刘赐福已执教于女子学堂，拥有稳定的月薪。而傅连暲尚在汀州的“亚盛顿医馆”深造，家庭的重担因而落在刘赐福肩上，她既要料理家事，又要资助丈夫的学业。
完成医馆学业后，傅连暲受聘于长汀福音医院担任医师一职，并在五卅事件发生后，因其出色表现被众人推举为医院院长，肩负起新的责任。
彼时，中国革命遭遇了空前挑战，特别是在蒋介石倒戈相向之后，众多革命志士身陷囹圄，饱受严酷折磨，处境极为艰难。
傅连暲深怀对革命者的同情之心，1927年南昌起义军途经长汀之际，他慷慨伸出援手，在福音医院安置了包括陈赓、徐特立在内的300余名伤员。此番善举，为他日后投身革命事业铺平了道路。
1933年，傅连暲毅然决定助力中国工农红军医疗建设，计划将医院转移至江西瑞金，并慷慨表示，要将医院内全部的医疗设备与药品无偿捐赠给红军部队。
刘赐福全力支持傅连暲的决定，毅然离校，随他前往瑞金。抵达后，傅连暲担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而她则成为总务，两人并肩作战，共同助力红军克服重重困难。
傅连暲最终荣膺开国中将之衔，离不开刘赐福的鼎力支持。刘赐福以其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卓越表现，证明了她是名副其实的战友，为傅连暲的成功之路铺设了重要基石。
【18年后再见，傅连暲泪流满面】
傅连暲和刘赐福虽由长辈包办婚姻，却自幼相识如“青梅竹马”。两人对彼此了如指掌，且情感深厚，婚姻生活和谐美满。
结婚后，傅连暲的妻子刘赐福不仅在事业上成为他的得力助手，还尽心孝顺婆婆，勤勉持家。此外，她还为这个家庭带来了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使得家庭更加温馨和睦。
于福音医院内，刘赐福毅然担当起护理重任，昼夜不息地照料伤员。她个人生活简朴，仅以咸菜干为食，却为病患提供特别餐食。经她之手救治与护理的伤员众多，不乏红军高层及其亲属。
贺子珍曾在此地产下与毛主席的爱女“毛毛”。长征启程之际，刘赐福担负起照料毛毛的重任，直至贺怡将其接走却不幸失散。试想，若毛毛持续由刘赐福抚养，或许会成为毛主席的重要助手。
总体而言，傅连暲与刘赐福构成了一对坚毅的革命伴侣。若非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导致红军主力撤离，他们本有可能共同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在红军踏上长征之路时，傅连暲随军转移，而刘赐福因需照料毛毛、邓颖超的母亲、自己年迈的婆婆及三个年幼子女，遵循组织决定，毅然留守苏区。
贺怡接走了毛毛后，邓颖超的母亲也随即前往上海。为避免国民党追捕红军家属，刘赐福携三名幼子辗转于江西瑞金、于都地区，饱经风霜，终于在1935年5月安全返回故乡长汀。
在旅途中，刘赐福所经历的困苦或许唯有他自己能够体会。与此同时，傅连暲那边却遭遇了不幸，收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
在红军长征的艰难岁月里，由于所有通信联络中断，傅连暲无法得知家中母亲与妻儿的安危，他只能默默祈祷，希望他们能在逆境中坚强生存，安然无恙。
在遵义被中央红军占领期间，当地开设了一间药房，傅连暲曾借由此药房向刘赐福寄出一封信函，然而，他并未收到刘赐福的任何回音。
长征结束后许久，傅连暲仍未寻得亲人踪迹，内心焦虑万分。恰逢此时，他偶读报纸，惊悉自己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又闻噩耗传来，刘赐福已遭敌人毒手，而孩子们依旧杳无音讯。
因一则误传，傅连暲后经友人牵线与陈真仁同志结为连理。直至1937年，得益于毛主席的援手，他终于与远隔的妻儿重新取得了宝贵的联系。
傅连暲自家乡亲人来信中获悉，妻子携母及三子归乡后，母亲因惊吓致病，旋即离世，丧葬皆由堂兄傅雷新代劳。同时，刘赐福与子女遭国民党反动派追捕，流离失所，生活陷入困境。
得知傅连暲家中的变故，毛主席深感震惊，随即亲笔致信中央组织，安排每季向傅连暲故乡汇款，从而有效缓解了刘赐福一家面临的生计难题。
傅连暲深感对妻子的歉意，向刘赐福坦承了自己再婚的决定，解释这是时局所致，历史使然。他恳请她能理解并遵循组织安排，专注于工作，以平息内心的波澜。
刘赐福识大体，了解当时环境的艰难，故未责怪傅连暲。相反，她毅然承担起生活重任，倾注全部心血培育与傅连暲所生的三个子女。
另外，傅连暲的第二任配偶陈真仁对刘赐福抱有深切的同情，理解其作为单亲母亲抚养三子的艰辛。因此，她对傅连暲心系刘赐福母子的行为不仅表示理解，更在实际生活中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1952年，在北京重逢的傅连暲与刘赐福，已阔别十八年。谈话间，刘赐福突然从衣襟内取出一枚镶有瓷像的金戒指赠予傅连暲。傅连暲一眼望见戒指上的瓷像，瞬间泪水夺眶而出。
刘赐福心中对傅连暲的思念未曾消减。1943年，为庆祝刘赐福在华英女子学堂执教30载，学校赠予她一枚金戒指。访赣州女儿时，她特地将傅连暲的瓷像镶嵌其上，这枚戒指自此成为她的珍贵收藏。
刘赐福虽无巾帼英雄的豪迈壮举，但其对革命的信念却异常坚定且忠诚。她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默默奉献，这份功绩将长久镌刻在人们记忆的深处。
